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四）：“主流”与“非主流”的变奏曲
“钱学森问题”之解（四）——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而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付费出版学术专著与交版面费发表论文，则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依靠行政权力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开绿灯，这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否则将阻断原创思想的正常发展。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五）：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
“钱学森问题”之解（五）——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六）：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
“钱学森问题”之解（六）——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七）：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
“钱学森问题”之解（七）——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
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八）：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
“钱学森问题”之解（八）——我们的学校怎样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而目前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极大地缩小了出原创成果的可能性。而要改变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形成和支撑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土壤，是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并在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主导下形成官本位、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与人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与国民创业体系之间是一个悖境。因此，要改革学术、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说，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那么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设的主导。（注：本文主要内容摘自陈世清著：《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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