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做人处世要恪守“中庸”之道。聪明人做事，在富有的时候要能想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平稳的时候要能想到自己也会陷入艰难的时候；安全的时候要能想到危难的时候。自己十分小心地行事，还恐怕有祸及身，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事都要谦虚谨慎，得退让时就得退让，这样就不会因为自己的偏激而走上极端，也就不会在与人交往中处处受人辱骂、抵牾、陷害了。
中庸处世讲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能做到“中”。“中”者，不偏不倚，恰倒好处，不能只想着怎么“进”，也不能因为顺利而忘乎所以，要适当的“退”。前面已经讲过，“退”并不是完全放弃，更不能是逃避，而是要等待时机而更进一步。
所谓适中的“退让”，说白了就见好就收手，不能贪得无厌。因为社会的存在，就有它存在的规律，这是自然法则，谁也打破不了。好人不可做完，好事不能做尽，懂得这一点，不管是进还是退都有尺度，才不会因此而失去更多的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退让的同时，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备进步之用。“得寸进尺”即是要“先得一寸而后再进一尺”，得不到的时候就暂且退让。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人会觉得，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退让，是懦弱的表现，是自己不自信，这无疑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不管怎么说，退让并非是因为自己做不到或是做不好而逃避，也并非是害怕别人，或是不自信不坚强什么的。这个道理也得分情况、分时间、分场合，退让也要符合“中”的尺度，要不别人还真以为你是脓胞。
刚柔并济，不可偏废
孟子曾经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的不同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中庸》里也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就是说真正的君子可以根据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言行举止都能符合“中”道。
曾国藩说：“做人的道理，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就会萎靡，太刚就容易折断。”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领悟“中庸”思想的透彻性。了解曾国藩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都能恪守“中”道，虽然身居高职，最后却能全身而退，这不能说不是他“刚”“柔”并济思想的功劳。
《老子》的思想与《中庸》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在处理天下事时，有以刚取胜的，也有以柔取胜的；有以强取胜的，也有以弱胜强的。有一次，商容问老子：“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商容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回答说：“不在！”商容说：“您知道其中的道理吗？”老子说：“不就是刚硬的东西容易败亡，柔弱的东西能长存的道理吗？”商容说：“是啊！天下的事情完全是这样的啊！”这就是老子以“柔弱守雌”的思想和方法。
老子还说：“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而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僵硬。草木生长时是柔软脆弱的，死了以后就变得干硬。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一类，柔弱的东西属于生长一类。”后来他又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可以攻入天下最坚强的东西里面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普天之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的了，而能攻克最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水了。弱胜过强，柔胜过刚，这个道理普天之下没有谁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去实行。”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这些个思想只注意到了过“强”过“刚”的矛盾转化的规律，但对于过“弱”过“柔”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而“中庸”思想却注意到了这两个极端，什么事都不能偏激，都不能有“过”，否则都会失败。
事物不可到极点，到了极点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周易》里说：“太阳到正中的时候就要往西边倾斜了，月亮圆满了就要缺损了。”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为人处世，要做到恰到好处，就要懂得这个相互转化的道理。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就是刚，奇就是柔。在为人处世中，刚就容易方，柔就容易圆，如果一个人过分地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就势必会碰的头破血流；反过来说，要是一个人八面玲珑，圆滑透顶的话，就会给人华而不实，不可信任的感觉。
某公司总部从下面的子公司调来三名员工，甲就像往常一样我行我素，保持本色，结果在总经理眼里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没有予以重用；乙这个人则和甲相反，一改以前的高傲性格，为人处世唯唯诺诺，总经理当然讨厌这种人，理所当然地不予重用；而丙则能洞察环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交际位置，在办事的时候，能刚则刚，能柔则柔，不久就进入了新角色，而且很快赢得了总经理的重用，遇到什么重要的会议或与重要的客户谈判的时候，总把丙带在身边。没过多久，丙就得到了提升。因此，为人处世必须根据外界环境和条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刚柔并用，才不失“中”道。
古人云：“矫矫者易折，皎皎者易污。”所以为人处世，最好是刚柔并济，这样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如果只刚不柔，或只柔不刚，都不可能达到全面的效果。因此，要确定什么样的姿态与人交往，还需有“中庸之道”加以适时地调整。
有进有退，海阔天空
儒家强调“内外之道”，一方面，“中”是指一个人内在的某种主观状态，以及主观地对外界事物的判断，也就是一种“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它表现在外表行为上“中节”，也就是“度”。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中庸”处世思想中，要能做到二者的高度协调，有进有退，能进能退，收放自如，以达到真正的和谐、融洽，才不失偏颇。
人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人的一切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是每个人的社会，每个人又都是社会的个人，因此，人的活动就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也就注定了人的活动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那些不顾外界客观因素限制一意孤行的人，注定最终是要失败的。就是因为有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要注意其中的“分寸”。
通常意义上来说都是“以退为进”，在“退”中等待“进”的时机。另外人们在按照既定方针进行努力的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计划，不能一味地追求冒进。就是说当你不断在前进的时候，要懂得“退”。当然，这时的“退”不是要求人们停止不前，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为了积蓄更多更强大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进”做准备，这也就是“以退为进”的真正意义所在。
列宁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叫《退一步，进两步》，讲得也就是这个道理。当我们看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往往就是先向后退，看准目标，然后猛然向前。“退”是为了积聚力量，为更好的“进”带来爆发力，这是一种自然行为的例子。在从事社会活动或与人交往的时候，就更加应该知道，“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想要做成大事，就决不能像象棋中过河的兵卒一样，只知进，不知退，那样看似勇猛，实际上只是逞一时一地的匹夫之勇，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
洪应明说：“风斜雨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著得眼高；路危径险处，要回得头早。”所谓“风斜雨急”“花浓柳艳”“路危径险”都是比喻，比喻人生路途中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立得脚定”“著得眼高”“回得头早”就是要适可而止，不能不知凶险，需要后退的时候决不向前半步，当然，应该向前的时候也不能停步。总之，就是要根据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做出相对应的调整，才不会钻进牛角尖、死胡同。
俗话说：“狡兔死，狗肉烹；飞鸟尽，良弓藏。”明朝有著名的张献忠起义，开始的时候都还比较顺利，但敌人有一名老将左良玉，让张献忠吃尽了失败，逼到最后，张献忠托人给左良玉带去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我张献忠不在了，你左良玉也就危险了。左良玉身居官场多年，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于是下令撤军，张献忠得以一时保存。再就是曾国藩“英雄自剪羽翼”的故事，当曾率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以后，曾下令解散湘军，当时手下一员大将说：“曾大人，英雄不可自剪羽翼啊！”但是曾国藩是何等聪明之人，他凭借李鸿章的淮军照样保存了实力。世界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总，因为执迷于全能，认为自己生产的梯形黑色轿车是天下最好的，但是当它的市场占有率由百分之五十降到百分之二、三十的时候，他还是执迷不悟，反对研发新产品，而且将研发出来的新车样送进垃圾粉碎机里。在后来几年的中，福特公司的老总垂垂老矣的时候，才知道悔悟，但为时已晚。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可以任意翱翔了。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退”不是为了追求安逸的隐匿，“退”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更好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