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5个寒暑，他刻苦攻读，博采众长，为日后事业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料毕业后突发肝病，时值国家“动乱”，被迫回老家。令他痛心疾首，精神也一度萎靡不振。
1979年，地区科委让他主持“汉字照排机”的科研项目。在这个举世瞩目的重大难题面前，他犹豫了。
“能放弃汉字输入技术的研究吗？”他想起自己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的誓言，想起磋跎岁月壮志末酬的昏耗，想起正在崛起的祖国……他不禁热血沸腾，精神大振。他再也不能自制了，他要去攻荒一座坚固无比的科学堡垒。
艰难的攀登开始了，他整天对天书般的《甲骨文编》、《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进行全面研究，并选取《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密布在1500多页上的12000多个汉字，逐字拆分，—反复考证，把组成每一个字的“字根”一一抄录下来，一个“疆”字应拆成“弓、土、一、田、一、田、一”七个字根，再抄成七张卡片。12000多个字，总共抄了五六万张卡片，再归类统计，登录排列。首次发现12000多个汉字是由600多个字根像搭积木一样搭成的构字规律。接着，他又花了3年时间，在无数次失败和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对600多个字根进行归纳、合并。他硬是把600多个字根-压缩到140个键、120个键、90个键、75个键、62个键、488个键、40个键、36个键……
键位越少，重码越多，这乏就越来越成为汉字进计算机“卡脖子”的“瓶颈”。无数专：家学者都是把键位压到一定数量时而无法突破，抱憾终生。面对36个键位，能否再前进一步，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难题，更是意志与毅力的考验。王永民重整旗鼓，一头钻进天文数字般的汉字笔划中，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勇气，将36个键位再一次压缩到国际上计算机通用的标准键位——26键。
王永民的“五笔字型电脑输入技术”轰动世界。外电报道：“汉字输入速度快过英文”、“庞杂汉字群输入电脑，26键位就可解决，举世称雄。”
1987年，“五笔字型”作为我国最优秀的专利技术，成了我国首次向美国出口的电脑技术。
如果王永民在逆境中精神不能振奋起来，而是一“颓”到底，他怎能有这举世闻名的发明！
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倡导“奋”字，包括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也提倡“奋”字，即要保持饱满、旺盛的精神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在工作岗位上工作虽然感到身体不适，但仍然是谈笑风生，精神饱满。一旦检查诊断为癌症，立即就会卧床不起，直至离开人世。这种事例再次证明了“奋”或曰“精气神”的重要。
但是，如果是讲人生的谋略，有时“颓”也是必要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高于王权，教皇成了各国国王的太上皇。国王登基和加冕要由教皇主持。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步行时，教皇骑马，国王要牵马带路。
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王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权夺利。亨利王想摆脱教廷的控制，有更多的独立性。教皇则想加强控制，把亨利王的权力剥夺殆尽。亨利王甚至召集德国教区的主教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这下子把教皇气坏了，他在罗马召开了全欧基督教大会，宣布开除亨利王的教籍。一时间欧洲各国掀起反对亨利王的高潮，德国的封建主起兵造反，亨利王处于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
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亨利王面对危机，被迫妥协。1077年1月，亨利王带着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前往罗马，向教皇请罪。但教皇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王到达之前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王无奈，只好又前往卡诺莎拜见教皇。到了卡诺莎，教皇叫人紧闭城堡的大门。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王屈膝脱帽，一直在雪地上垂头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相迎，饶恕了他。
亨利王的“卡诺莎之行”保住了教籍，使他的王位未受到影响。回到德国后，亨利王集中力量整治内部，将造反的封建主各个击破。在阵脚稳固之后，亨利王立即出兵进攻罗马，以报跪求之辱。教皇弃城逃跑，最后客死他乡。
采取“颓”的策略，相当于《三十六计》中的苦肉计，其目的是骗取对方的信任，或为了麻痹对方，趁对方放松戒备之时，再作打算。亨利王正是凭借这一点，不惜帝王之尊，装作很真诚、很颓败的样子长跪三天三夜，才保住自己的王位。
人生之题，均无现成答案。比如：究竟当“奋”当“颓”，还须辩证把握。
5、顺与逆的平衡
顺境虽好易丧志，逆境虽苦益人心。
人生的“顺”与“逆”，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的一面。
身处顺境与逆境，是不以你自己的意志而转移的。所以，这种“顺”与“逆”是被动的。
人生的路有起有落，居顺境固然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没有良好品质和远大追求的人来讲，优裕环境中往往容易堕落腐败；居逆境虽然痛苦压抑，但对于一个有作为、有修养的君子来讲，在各种磨砺中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可能由逆向顺。这种“顺”与“逆”是主动的。
被动的往往是客观存在的，从哲学的角度讲，客观存在是可以被主观改变的。也就是说，主观的努力可以改变客观的“顺”与“逆”。
下面这个故事很是耐人寻味。
周宣王时有个饲养禽兽的长官，他手下有个人叫梁鸯，可以在园中饲养野生的禽兽，即使是凶猛的虎、狼、鹏、鹗，没有不柔顺驯服的。雌雄各自成对，成群地繁殖开了，就是不同类的混居在一起，也不互相争斗噬咬。周宣王想到这高超的驯养技术在梁鸯死后没有传人，就令毛丘园来向他学习。
梁鸯对毛丘园说：“我是个低级的仆役，没有什么可以传授于你，又担心君王说我对你有所隐藏，姑且谈谈我驯养老虎的方法吧！只要顺从它就喜欢；违背了它就发怒，这是有血气动物的共同性情。然而，喜欢、发怒也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都是触犯了它所造成的。驯养老虎，不能用活的动物来喂养它，警惕它把活物杀死后而引发它的凶性；不能用完整的动物来喂养它，预防它把完整的东西撕碎后而引发了它的凶性。随时观察它的饥饱，摸透它的脾气。老虎虽然与人不同类，却讨好饲养它的人，因此要顺从它；如果违反了它，就会咬杀人畜。
我难道敢违反它而使它发怒吗？也不能顺从它而使它高兴。高兴之后就容易发怒，发怒之后也会有高兴。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我的心中没有违反与顺从的想法。那么它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它们自己的同伴。所以在我这园中游乐的禽兽，便不想回到森林湖泽中去；在我这园中栖息的禽兽，便不思恋深山和幽谷，这是顺从它们的本性而使它们变成这样子的原故。”
这个故事讲的是人与动物间的“顺”与“逆”。
齐宣王问孟子说：“与邻国建交有什么原则吗？”
孟子回答说：“有的。只有怀着仁德的君王才可以做到处于大国的地位而服事于小国，所以商汤王曾经服事过很小的葛国，周文王曾经服事过很小的昆夷；只有胸怀明智的君王才可以做到处于小国的地位而服事于大国，所以您曾经服事过獯鬻，勾践曾经服事过吴国。处于大国的地位而服事于小国的君王，是善于顺从于天理的人。处于小国的地位而服事于大国的君王，是害怕悖逆了天理的人。善于顺从天理的人能够安定天下，害怕悖逆了天理的人能够保守自己的国家。”
这个故事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顺”与“逆”。
从上述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应该悟出人与人之间的“J，匝”与“逆”的道理。
《管子·牧民》中有这样一句话：“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它告诉我们，在主动“顺”的时候，应该“顺”什么。
《治国方略》中有这样一段话：
“物之以顺至者，必当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盾、戈、戟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游畋每足以殒人之躯。久矣，夫顺之生祸也。物方顺吾意，而吾又以顺观之，则见其甘而不见其毒，见其吉而不见其凶。溺心纵欲，盖有陷于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为于天下，盖不可以不知此。”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事物顺从人们的心理而至的，一定应从它的反面去观察。天下的祸患，不是萌生于逆境，而是萌生于顺境。剑、盾、戈、戟等兵器未必能打败敌人，而金、缯、玉帛等物品却往往足以毁灭一个国家；霜、雪、风、雾等恶劣天气未必能使人生病，而声、色、游、猎却往往足以伤害人的身体。时间久了，顺心遂意的事物容易滋生祸患。事物正合乎我的心意，我又从投合自己心意的角度去观察它，那么就只能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有害的一面；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危险的一面。心志沉溺于纵欲之中，大概有到死不觉悟的。人要想在天下有所作为，大概不能不清楚这一点。
这段话指出：天下的祸患不是萌生于逆境，而是萌生于顺境。因此对于迎合自己心理的事物和言辞，应从反面进行考察，即应看到期君误国的一面。反之，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和言辞，也应从反面进行考察，即应看到纠谬利国的一面。
这段话告诉我们，在被动地“顺”的时候，该怎样正确对待它。
其实，不管怎样讲，“顺”总比“逆”好。但人生之路不可能总是阳光明媚、鲜花盛开，逆境总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在逆境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拼搏。走出人生的沼泽地，前边便自有鲜花在开放。
周文王被纣王关起来，才写了《周易》；孔子不被重用，才作了《春秋》；左丘明眼睛瞎了，才编了《国语》；孙膑被砍了膝盖，才著了《兵法》。屈原因为被流放江南，才写出了不朽的《离骚》；司马迁遭到“宫刑”之后，才写出了《史记》……
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因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才奋发图强的呢？
6、磨与炼的平衡
石磨出利刃，火炼成精金。
“磨炼”是一个词，意思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但细分“磨”与“炼”的本意，二者近义，却又各有不同。可以作这样的区别：“磨”所遇的环境艰难困苦的程度轻些，但时间跨度可能长些。“炼”所在的环境更残酷，但可能时间跨度短些。这样说法从汉语理论上讲并不是规范的，但通俗些可以这样理解。
人生于世，意志品格是不可能不经历磨和炼的。
孔子在陈、蔡受到围困时，忍住饥饿，环顾四周的景色，于是向弟子们发出感叹说：“天寒既到，霜雪既降，方明白松柏苍翠的颜色难得啊！”这就是孔子以自己几十载坎坷经历的切身感受所表达出对松柏的赞叹。俗语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英雄大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有梅花扑鼻香？成大功、立大业者，都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志向远大者仅以受磨难是尚且不够的，因为受磨难与受得了磨难的人相当多，不一定个个都能出名，人人都能成英雄、有成就。其事业更不是在粗心大意和侥幸中完成的、取得的，往往都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的态度，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故胸怀上博大宽广，光明磊落，细节上渐渐积累，战略上目光长远，事功上耐得磨炼，再加之坚强的意志，完美的人格，方可替自己事业的成功奠下厚实之基石。
苏秦，东周洛阳人。相传他曾经拜师鬼谷子门下，学习姜太公兵法。学成后，先后游历诸国，企图求取一官半职，但始终不被人器重，失意之中不得不返回家乡，寻机发展。
苏秦的家人和亲属，对苏秦的所学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任何经商赚钱的本领都比数百年前故纸更有用。苏秦的行为不被他们理解，反而遭到他们的嘲弄和讪笑。
面对各种挫折和失败，苏秦没有气馁，反而激励了他求仕显名的决心。从此，他闭门不出，博览群书。为了不使自己产生惰性，他悬发于梁，以锥扎大股（大腿），“悬梁锥股”的故事就来源于此。
苏秦再次出道，第一站便是到周显王那里，去兜售自己的理论，但是没有成功。他没有气馁，认为新兴的秦国最有潜力，如果能在秦国政坛上站稳脚跟，必然大有一沓作为。然而，当他满怀信心地来到秦国，却遭到了秦惠王的冷遇。此后，苏秦的满腔热情化作无穷愤懑，他决心报复秦国。于是，他历尽磨难，深居简出，苦研一年，终于创造出一套制秦战略——合纵战略。即联合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多弱国，以攻一强——秦国，以遏制秦国的对外扩张，然后，他又到各国游说，促成了诸弱国的联合，达到他报复秦国的目的。应该说，苏秦经过“磨”，取得了成功。
屈原是战国时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是楚国的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古代的历史、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屈原非常聪明，又肯用功读书，在青年时代，就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屈原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个英明的政治家。他20岁的时候，就走上政治舞台，做楚怀王的左徒（比宰相小一些的官职）。他在外交上，主张楚国要同齐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强大的秦国。屈原这种正确的主张，却遭到一群自私的权贵们的反对。反对派的主要人物，有楚怀王的妃子郑袖、儿子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他们依仗是楚怀王的亲信，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受了秦国的贿赂，主张同秦国亲善，设法破坏楚怀王和屈原的关系。他们心里妒忌屈原的才能，想方设法打击他，排挤他。
一天，屈原奉命秘密起草一份重要法令。上官大夫得到消息，就赶到屈原那里要先看看法令的草稿。屈原不同意，并严肃地指出：法令在没有公布以前，草稿谁也不准看。上官大夫很恼火，就在怀王面前拨弄是非，说屈原每次公布法令后，总是夸耀自己，说什么除了他谁也办不成！接着，怀王的幼子子兰也在怀王面前进谗言。昏庸无能、轻信多疑的楚怀王听后，对于革新事业动摇了。屈原据理力争，怀王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发怒，疏远了屈原。不久，屈原的左徒官职被免除了，改任三间大夫，只管些无关紧要的事。忠于楚怀王的屈原，不禁感叹：“忠诚竟有罪而去职，这是我所意料不到的。”但是，屈原仍关心楚国的前途，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思想。他发誓：“示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一心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要历尽艰险，九死而无一生也决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