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这样写到：“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7页。）
42.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957年6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人来接冒广生（鹤亭）去见毛泽东，舒湮奉命陪父亲前往。当时在座的有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于是话题便从整风开始。毛泽东说：“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共产党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冒先生回答：“老朽生年八十有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吧？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杵。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听到这里，毛泽东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接着，毛泽东和冒广生又谈到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问题，谈得都非常融洽。冒广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亲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先生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够把中国搞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最后，毛泽东送冒先生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怕冒先生碰到车顶。
（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43.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1958年8月13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山岚编着《红墙内的秘书们》（上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94页。）
44.头脑要热又要冷。
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李达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同毛泽东见面。李达人座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人。”毛泽东并不知来由，愕了一下，接着便诙谐地说：“是不是鸿门宴呀？”李达非但没有笑，反而挺认真地说：“我问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弄清了这个口号的来历后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见李达认真得很，也认起真来。便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于是两个人又就肯定、否定争了起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这时，毛泽东虽然激动，但却尽量控制自己。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头脑要热又要冷”。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经反复地说过这句话，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所限制，人们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头脑发热的危害。毛泽东说：“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谭振球《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9-15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9年6月版，第457页。）
45.天下事有真必有假。
1958年11月21日开始，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找来谈话，目的是通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进行宣传，压缩空气。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励人家头脑发热。接着，毛泽东引用历史上一些说假话的故事，来说明讲假话的危害。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习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孔明借东风。安徽省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李景元主编《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50页（原载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9页）。）
46.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见之前，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同探讨蒙哥马利此行的目的，并谈到继承人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査’，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能够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表示了毛泽东一贯的谦虚谨慎的革命作风。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38-139页。）
47.人贵有自知之明。
1966年，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别墅里休息，从6月18日到6月28日，毛泽东在这里一共住了11天，思考了许多问题。28日离开滴水洞来到武汉，8月7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又说到这句话：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对江青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是比较了解的，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再一次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428页。）
48.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固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9月6日闭幕。从会议之前，到召开的过程中，乃至会议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径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在毛泽东巡视各地的专列上，毛泽东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广大干部，对林彪的阴谋行为开展坚决地斗争。毛泽东和刘丰在回忆中央苏区五军团的情况时，感慨地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对林彪一伙提出的严重警告。接下来，毛泽东还饶有趣味地和大家共同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很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样能得胜利呢？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对江青一伙提出严正警告。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从教条主义的危害、王明、忽地又谈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有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了。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幽默犀利的谈话引起了委员们的笑声。大家笑过之后，毛泽东正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吴直雄着《毛泽东妙用诗词》，京华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10页；叶永烈着《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20页。）
49.偶尔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票一生却在爬，为了个人的名眷、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怀疑你是不是人喽。
一天，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聊起了《红楼梦》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毛泽东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个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接着，毛泽东与孟锦云自然而然就聊起了《红与黑》中的主角于连。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人非非，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看到小孟讲完了，毛泽东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了与孟锦云完全不同的看法。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子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胆子称不上包天，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孟锦云听着毛泽东的侃侃而谈，眼睛睁得大大的，感到新鲜又惊奇。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毛泽东又接着说：“你还说于连破坏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孟锦云被毛泽东学术式的探讨吸引了，又不甘心自己的观点被否定，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袭总不好吧？”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不破不立嘛！”孟锦云仍然不甘心，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真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毛泽东收起了了笑容：“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髙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尔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偶尔爬一次，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怀疑你是不是人喽。”
（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