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1958年初，毛泽东派他的专机把谈家祯和周谷城、赵超构三人接到杭州，在西湖边的一个水木明瑟的庭园里，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那天，皓月当空，毛泽东和他们三人相对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好多。毛泽东又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毛泽东披着大衣，走过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把他f门送到门口。
周谷成、赵超构两位是搞社会科学的，谈家祯是搞自然科学的。
这次会见，充满着毛泽东的期望，他希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巩固的联盟，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当年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这实际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在遗传学中，DNA、基因、染色体、细胞核和核外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是生物体本身传下来的内在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性状，是在各种外部条件和生物体本身的“相互作用”中才实现的。
这正是毛泽东着作《矛盾论》中有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精辟论述在遗传学中的具体体现。谈家祯当时虽失去了开课教学的权利，但他学了《矛盾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把这个体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谈家祯说：
“不要怕，要坚持真理。”毛泽东曾勉励过许多科学家要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去指导科学研究。因为马列主义真理本身是从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成果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高度理论概括。
如果掌握了马列主义、自觉运用了马列主义就能更好地指导科研……
（邓力群主编《伟人毛泽东丛书--毛泽东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50-452页。）
142.江苏去年遭受台风袭击，公私损失都大，但有了这项经验，为今后加强措施，作亡羊补牢之计，也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视察途中，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工农业生产，说到去年遇到特大台风，给全省带来巨大灾害，今年风调雨顺，丰收可望。
毛泽东笑笑说：“台风又可以一分为二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汉中出兵，攻占洛阳，一直打到徐州，正在洋洋得意，和文武百官置酒高会。
项羽率领三万精兵来袭，使刘邦措手不及，打得刘大败而逃，溃不成军。
项羽衔尾直追，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天上刮起一阵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地昏黑，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刘邦被袭击受。
挫折是不好的一面，但由于领教了项羽的厉害，以后懂得如何对付项羽：“吾与若斗智，不与若角力”，为以后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积累了经验，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江苏去年遭受台风袭击，公私损失都大，但有了这项经验，为今后加强措施，作亡羊补牢之计，也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又有一次，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去当总编辑，吴冷西有一点畏难情绪，怕犯错误，毛泽东就开导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着《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我讲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个时期看的。那时候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受到处分反而利用空闲时间学到了很多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书籍，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对待错误。
毛泽东的教导使吴冷西茅塞顿开，欣然受命。
（刘汉民编着《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14页；“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版，第292-293页。）
143.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和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1959年7月，毛泽东和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四人在一起聊天，李锐放胆问道：“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写文章，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高产。”毛泽东说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单纯可爱，继续说：“58年粮食增产三成，我怀疑。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总产量要达到增产三成很不容易。”他接着说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地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和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252页。）
144.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则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敢，解散而已。
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人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体验到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件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人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不敢，即死亦可也”。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56-358页。）
145.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要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和科研成果。
1963年，国家科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和中央科学小组草拟的“科学十四条”初步完稿之后，毛主席听取了聂荣臻主持的“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时，毛泽东说：“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外援好？还是自力更生好？我看主要还是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力更生才最靠得住。”当聂荣臻汇报中谈到国家科委是科学技术战线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时，毛主席说：这个提法好。科委应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路，主席说，我们对自己的科学家、知识分子，要重视，必须做好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保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主席还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要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和科研成果。所以，进口一些必需的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是应该的，这方面不要卡得太死，这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5-26页。）
146.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766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会见时间原定为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一聊就是65分钟。
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一直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为了以防万一，医生们还处在“一级战备”中，人们不能不为他的毅力所折服，不能不为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在会谈中，毛泽东和尼克松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
毛泽东认为，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从联合国中退出，美国再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二是考虑北边苏联的威胁和台湾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太重要了。
经过双方的努力，1972年2月27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在上海公布。
公报的发表，令世人震惊，好评如潮。
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确，毛泽东从中美关系中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杠杆。他用这根杠杆轻轻一拨，整个世界都飞快地运转起来，转瞬之间就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99-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