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毛泽东名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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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政治革命(1)

120.没有纪律,无法革命。

1924年,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要经过重新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当时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个人交谈。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后来他又过来和毛泽东等人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要填。”那人因未被允许便一怒而去。那人走后大家才知道,那人原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不想填表是借口,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针锋相对,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面对铁的纪律,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也乖乖地就范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07-210页。)

121.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任所长,扩大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讲课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

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学员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53页。)

122.农民运动好得很!

像急风暴雨一样猛烈兴起的农民运动,使地主土豪们一个个心惊肉跳。绅士们的甜美酣梦被惊醒了。而且与这些地主土豪、乡绅官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翼军官们也如坐针毯。一时间社会上攻击农民运动的叫喊之声不绝于耳,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呼声,赞成和反对的分歧越来越大。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乘船到湘潭县城了解全县的农民运动,开始了他为期32天的考察。

1月27日,毛泽东来到醴陵。当得知农民组织起来后,他非常高兴,频频点头说:“做得好!做得好!现在就是要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农民几千年受封建压迫,现在组织起来了,就有了力量,敢作敢为,这一下就当家作主了。”他结合其他县农民运动的形势,充分肯定了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哪里愈‘糟’就愈好,哪里愈‘糟”就证明哪里的农运搞起来了。”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上去打滚;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还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子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里的小劣绅怕被打人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毛泽东,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

在许多地方,毛泽东还看到,农民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息,不准退佃。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一切又似乎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生动的事情,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也使毛泽东为之兴奋不已。

2月12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一个月的调查结果,接下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就了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有些人所说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毛泽东在文中断定:

(“农民运动好得很!”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9-271页。)

12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年,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对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东痛快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信中林彪的名字和对林彪的批评分,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87-389页。)

124.“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打击,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赋闲修养。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蒋介石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28日进占黎川。

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毛泽东这时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虽然他从准备阶段就不同意冒险进攻的军事路线,但是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建议。深受“左倾”思想危害的毛泽东面对战场上的失利忧心忡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彭德怀。毛泽东给远在前方的彭德怀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第二本书上这样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了“左”倾可能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83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29-333页。)

125.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孟锦云是毛泽东的护士,自1975年春开始,到毛泽东逝世,她一直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由于毛泽东的身体已经每况日下,所以孟锦云经常陪毛泽东读诗、为毛泽东抄写诗稿,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趣话。

一天,毛泽东叫孟锦云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朱须’少一人。”最后一句,小孟把“茱萸”念成了“朱须”,但是小孟一点都不知道。她刚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一下子便大笑起来,说:“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小孟莫名其妙地继续大声朗读:“遍插朱须少一人。”毛泽东听了,坐起身来顺手拿过一张白纸,挥笔写下了“茱萸”两个字,让小孟过来,毛泽东指着“萸”字说:“你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小孟抱着字典查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下面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小孟马上纠正,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个字应该读“萸”(yu)。”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慢慢地说:“这茱萸是落叶小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有香味,插上茱萸可以辟邪。小时候,在我的故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又有一天,毛泽东和孟锦云在一起聊天,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好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折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词句充分展现了英雄无所畏惧的宏伟气度和宽广胸襟。然而此时,英雄暮年,他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页;《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80页。)

126.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延安与毛泽东再次相聚,三年之前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所作出的预言:共产党的红军不仅存在,并将在抗战中发展壮大,正在变成现实;抗战中某个时候,国民党一部分将出卖中国,成产日本人的工具……这些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两次正式谈话。斯诺问毛泽东:“外界传说,中国共产党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主义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10年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

(武际良着《十个美国人的中国情缘》,华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33页。)

127.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

1947年的一天,马列学院的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

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土,未等他们四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