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没有纪律，无法革命。
1924年，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要经过重新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当时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个人交谈。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后来他又过来和毛泽东等人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要填。”那人因未被允许便一怒而去。那人走后大家才知道，那人原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不想填表是借口，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针锋相对，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面对铁的纪律，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也乖乖地就范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07-210页。）
121.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任所长，扩大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讲课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
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学员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53页。）
122.农民运动好得很！
像急风暴雨一样猛烈兴起的农民运动，使地主土豪们一个个心惊肉跳。绅士们的甜美酣梦被惊醒了。而且与这些地主土豪、乡绅官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翼军官们也如坐针毯。一时间社会上攻击农民运动的叫喊之声不绝于耳，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呼声，赞成和反对的分歧越来越大。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乘船到湘潭县城了解全县的农民运动，开始了他为期32天的考察。
1月27日，毛泽东来到醴陵。当得知农民组织起来后，他非常高兴，频频点头说：“做得好！做得好！现在就是要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农民几千年受封建压迫，现在组织起来了，就有了力量，敢作敢为，这一下就当家作主了。”他结合其他县农民运动的形势，充分肯定了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哪里愈‘糟’就愈好，哪里愈‘糟”就证明哪里的农运搞起来了。”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上去打滚；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还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子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里的小劣绅怕被打人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毛泽东，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
在许多地方，毛泽东还看到，农民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息，不准退佃。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一切又似乎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生动的事情，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也使毛泽东为之兴奋不已。
2月12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一个月的调查结果，接下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就了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有些人所说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毛泽东在文中断定：
（“农民运动好得很！”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9-271页。）
12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年，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对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东痛快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信中林彪的名字和对林彪的批评分，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87-389页。）
124.“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打击，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赋闲修养。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蒋介石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28日进占黎川。
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毛泽东这时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虽然他从准备阶段就不同意冒险进攻的军事路线，但是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建议。深受“左倾”思想危害的毛泽东面对战场上的失利忧心忡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彭德怀。毛泽东给远在前方的彭德怀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第二本书上这样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了“左”倾可能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83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29-333页。）
125.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孟锦云是毛泽东的护士，自1975年春开始，到毛泽东逝世，她一直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由于毛泽东的身体已经每况日下，所以孟锦云经常陪毛泽东读诗、为毛泽东抄写诗稿，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趣话。
一天，毛泽东叫孟锦云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朱须’少一人。”最后一句，小孟把“茱萸”念成了“朱须”，但是小孟一点都不知道。她刚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一下子便大笑起来，说：“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小孟莫名其妙地继续大声朗读：“遍插朱须少一人。”毛泽东听了，坐起身来顺手拿过一张白纸，挥笔写下了“茱萸”两个字，让小孟过来，毛泽东指着“萸”字说：“你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小孟抱着字典查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下面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小孟马上纠正，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个字应该读“萸”（yu）。”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慢慢地说：“这茱萸是落叶小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有香味，插上茱萸可以辟邪。小时候，在我的故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又有一天，毛泽东和孟锦云在一起聊天，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好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折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词句充分展现了英雄无所畏惧的宏伟气度和宽广胸襟。然而此时，英雄暮年，他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页；《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80页。）
126.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延安与毛泽东再次相聚，三年之前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所作出的预言：共产党的红军不仅存在，并将在抗战中发展壮大，正在变成现实；抗战中某个时候，国民党一部分将出卖中国，成产日本人的工具……这些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两次正式谈话。斯诺问毛泽东：“外界传说，中国共产党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主义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10年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
（武际良着《十个美国人的中国情缘》，华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33页。）
127.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
1947年的一天，马列学院的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
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土，未等他们四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39-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