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击者
白云生像以往一样准时醒了过来，他洗漱完毕，看了一眼钟，9点50分。他走上阳台，把望远镜举起来，野鸽子还没飞过来，不过应该很快了。鸟类的行为是很有规律的，而作为一个鸟类学家，白云生的生活同样有规律。
河对面阳台上的男人也在，这个时间，他一般都会在阳台上晒太阳。男人戴着鸭舌帽，看姿势像是躺在一张椅子上，阳台是两面高中间低的V字形，他的脸朝着侧面，似乎在和谁说话。由于角度问题，白云生看不到男人右边的位置，他微笑着想：这年头生活有规律的人太少了，能碰上一个也算荣幸。
野鸽子飞过来了，在那幢楼前飞来飞去，不时停留在某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然后又飞起来继续盘旋。白云生的望远镜镜头跟着鸽子晃来晃去，突然，他发现对面的阳台有些异样。
平时老老实实地坐着晒太阳的男人，不知怎么变高了，白云生以为他是站起来了，但随即发现，那男人的姿势十分古怪：上身向前倾，一只手向后挥打着，另一只手则死命地抵着阳台的墙。因为阳台是半封闭的，白云生无法看到下面，但他能感觉到有人从下面在推那男人。
男人的上半身越过了阳台，他挣扎得更加激烈了。白云生的心怦怦乱跳，可离得这么远，他赶不过去，报警恐怕也来不及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男人张大嘴似乎喊了句什么，整个身体不情愿地越过了阳台，坠落下去。
白云生惊叫一声，用望远镜向下看。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楼层是12楼，对方的楼层也差不多，摔下去绝无生还的希望。于是，他颤抖着手拨打了报警电话。
报警的不仅有白云生，还有一个过路人和住对面那幢楼10楼的人。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三个目击者提供的资料也不相同。
警官陆涛仔细地看着这三份记录：
过路人说，他听到空中有人喊叫，没等抬头，那人已经摔在了地上，血肉横飞。至于喊叫什么，和死者摔下来之前的状态，他一无所知。
住10楼的是个女孩，她在阳台上晾晒衣服，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她确定是楼上传来的声音，抬头向上看，没想到“呼”的一声，上面飞下一个人来。
白云生目睹了死者坠楼的全过程，但是离得远，他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根据白云生看到的情况，陆涛觉得不像是一起自杀案或意外，尽管从现场看非常像。
现场的阳台上有一张轮椅，轮椅上有一本书和一支笔。看来，死者临死前在看书。书和笔上都没有其他人的指纹，检测后已经封存起来。死者的手指缝里有一根头发，当然，这也可能是死者自己的。陆涛小心地将头发装进小瓶里，带了回去。
死者叫梁清，是个作家，和妻子王月玲居住在1201室。王月玲是国企的会计，案发当天是周三，她在单位上班，梁清一个人在家。地面的瓷砖清洁过，没有鞋印。因此，警方倾向于认为梁清是自杀，在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就更加肯定了。
梁清在一个月前瘫痪了。半年前，他得了脊髓炎，虽然经过治疗有所控制，但一个月前病情突然加重，双腿瘫痪。一个瘫痪的人想自杀很正常，而且，脊髓炎这种病，最后可能会导致失明。
二、瘫痪者
陆涛总觉得不对劲：根据白云生和10楼女孩的证词，死者坠楼前曾拼命挣扎，而且，想自杀的人又怎么会喊救命呢？
但是，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自杀，对陆涛提出的两个疑点，大家也认为容易解释：首先，双腿瘫痪的人爬墙，动作肯定和普通人不一样。离那么远的距离，白云生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情景，有可能误认为梁清是在挣扎。其次，10楼女孩听到的“救命”声，从心理学角度讲，也很容易解释。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在遇到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往往会臆想出一些情节来，让事情变得合理。比如一个溺水被救的人，腿上有伤口，他坚持说是一条鲨鱼攻击了他，甚至连鲨鱼的颜色都说得一清二楚。事实上，那片水域从来没有鲨鱼，他的腿不过是被水下的石头割伤了。在此案中，女孩很可能先看到人摔下来，潜意识里觉得那人应该会喊“救命”，从而在内心坚信这一点。
陆涛找到了给梁清治疗的医生。医生说，梁清的病本来已略有起色，最近突然加重了。脊髓炎是医学难题，没有明确的发病规律，这并不奇怪。
陆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按梁清的病情，他有可能自己爬到一米高的墙上吗？”医生想了想，说：“应该很难，脊髓炎的瘫痪是从腰部开始的，很难用上劲。不过，上肢力量非常强的人，也许可以办到。”陆涛眼前闪过梁清的尸体：那是个典型的作家，双臂白皙瘦弱，指尖因为长期敲键盘而发平。
陆涛调查了梁清的经济状况：他不算是畅销作家，收入与妻子差不多。住的房子是几年前买的，这几年房地产升值，倒是值不少钱了。
陆涛回到警局，一个穿西装的女孩正在等他。女孩叫陈雨，是保险公司的职员，负责保单的审核和理赔。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代表公司来向警方求助，我公司也在调查，但最终要以警方的结论为准。如果警方确认梁清是自杀，我公司将不用赔偿；如果警方确认是死于意外或者凶杀，我们就得支付保险金。”
陆涛愣了一下：“梁清买保险了？”陈雨点头：“人寿保险。一年前买的，那时他还没有得病。说是结婚纪念日给老婆的礼物，保额三百万。”
陆涛问：“死者的妻子知道吗？”陈雨说：“知道。我已经找过她，她问什么时候能拿到保险金，我说要等警方的结论。”陆涛点点头：“回去等消息吧，保持联系。”
陈雨走后，陆涛接到了技术科的电话：那根头发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并不是死者本人的。
三、受益者
这时候，死者的妻子王月玲也来警局了。与第一天在现场露面时相比，她沉稳了许多，脸部白皙俊秀，身穿职业套装。她问：“我丈夫的事有进展吗？”陆涛谨慎地说：“初步判断你丈夫是自杀，不过还有些疑点。”
王月玲吃惊地说：“我丈夫很乐观，怎么会自杀呢？他一定是出了意外。”陆涛纳闷地说：“他能出什么意外呢？人都瘫痪了。”
王月玲说：“我丈夫的腿瘫痪后，一直坚持做康复锻炼，即使在阳台上晒太阳，他也经常用胳膊搭着阳台的墙尝试站立。我想，他一定是用力过猛，摔下去了。”说着，她拿出一份病历，只见医嘱里写着：“药物治疗为主，康复锻炼为辅。建议依靠上肢力量多做站立尝试，刺激脊柱感应。”
陆涛有点意外：“光凭医嘱，也不能完全说明他不是自杀吧？”
王月玲又拿出了一份出版合同：“您看，这是他一周前收到的出版合同，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就要出版了。收到合同时，我丈夫还很高兴，说他这部小说一定会流芳百世。您觉得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自杀吗？”
陆涛看了看出版合同，觉得事情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自己原先的疑点，用意外坠楼也同样可以解释。首先，如果梁清遵照医嘱，每天在家锻炼，那么，他的锻炼动作在一个远处拿望远镜的人看来，肯定是十分古怪的，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拼命挣扎”；其次，如果梁清是锻炼时不慎失去平衡，双腿瘫痪的人协调性很差，跌落时拼命挣扎也很自然；最后，如果确实是意外跌落，梁清在跌落的一瞬间大喊“救命”也很正常。果真如此，保险公司就应该赔付给受益人王月玲。
王月玲走后，陆涛把新情况和同事们进行了分析，大家基本同意他的判断：梁清自杀的可能性降低，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则增加了。
当陆涛把案情进展通报给陈雨时，陈雨却提出了质疑：“如果他是自杀，一般都会有遗书留下来。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
陆涛眼睛一亮，跑进了证物科，说：“梁清坠楼案现场的书，马上给我找出来。”他拿到封存的证物袋后，戴上手套，小心地翻开书，一页页查看。
这是一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现场发现证物时，主要关注书上是否有其他人的指纹，以及撕扯的痕迹，并没有注意书上的字迹。陈雨的话提醒了陆涛：以梁清当时的状态，如果他想自杀，极有可能留下字迹。王月玲也说过，梁清读书时身边总带着笔，把一些想法记在书上，而现场的轮椅上就有一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