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我那时刚从部队回来不久，在延安的一家工厂当文书。记得，是为落实政策方面的事，我和政工组长一起，去胜利油田外调，然后取道北京，再回延安。
在北京的某一天，我和政工组长去王府井闲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对面，有一很大的商场，好像叫“花市”。花市商场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平房式结构，里面一摊一摊，有很多商店。我那时候正是一个痴迷于文学的青年，见这些店中之店中，有一个书店，就一头扎进去了。政工组长见了，就说“我先回去”。我点了点头。
书店可以进去，并巨胡乱翻书。卖书的是个年轻姑娘，个子不太高，胖胖的，神色严肃地逡巡着每一个阅读者。
我翻到了一本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立即贪婪地读起来。在此之前，我接触过他的《痛悼敬爱的周总理》一一“这是一个又令人难以承受的义严寒而又奇异的冬季……”诗带给我的那种奇异的感觉，时时萦回在胸。我还在文艺创作会上，听一起参加创作会的高红十，朗诵过郭小川的《祝酒歌》。“伏天下雨，雷对雷；朱仙镇交战，锤对锤；今晚上，咱们杯对杯……”中国的方块汉字，在郭小川笔下像着7魔力一样，呛啷作响。令人深深为之赞叹击节。
我决定买下这本书，伲是我没钱。我看了看书价：3角4分！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可是当时我摸了摸口袋，发觉没有。在部队上时，过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管，根本不知道钱的用途，就是时至今口，一百块，一千块，一万块，对我来说，都觉得“差不多”，并不能明确地判断出它们一个比一个多多少。而那次我一路出差，费用也都是由组长管着的。
我朝那位女售货员看了看。女售货员也在盯着我看。我在那一刻已经决定要偷这本书。后来，机会终于来了，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要买书，售货员开始趴在柜台上，用圆珠笔在开票，瞅这个空儿，我将薄薄的《将军三部曲》揣进了自己上衣的兜里。
应当庆幸我那一天穿的上衣是呢子的。这是我离开部队后，做的第一件衣服。黑呢子，四条兜，当时还挺新。人们将那种式样的衣服叫“人民装。
当售货员回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里已经没有书了。这引起了她的怀疑。当然，怀疑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脸上不太自然。售货员的眼睛盯住我的脸，看了很长时间，似乎还想张口问话，但是终于没有问。我想，是我那件笔挺的呢子上衣帮了我的忙，售货员觉得这个男人不像个偷书的人。
我又装模作样翻了几本别的书，脚步一直滑到柜台的缺口处，然后，匆匆地离开了书店，离开了王府井，向我住的旅馆走去。记得，当我离开花市商场的门口时，还看见那个售货员，瞅着我，眉头皱成7一疙瘩，像在思考：这人像个偸书的吗？而我，在那匆匆的一瞥中，也看到书架上赫然写着的“偷一罚十”几个大字。
这就是我的一次偷书的经历。掐指算来，这事已经整整十八年了。由这本书开始，后来，我几乎买下了郭小川的所有的诗作：《郭小川诗选》、《郭小川诗选续集》、《雪与山谷》、《两都赋》等等。我成为郭小川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我几乎能背诵郭小川的所有的诗作，我还和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成为朋友。而有一次，当我和一位青年诗人拉话，劝她读一读郭小川时，她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这使我既悲哀又愤怒。记得，郭小川逝世十周年时，我还为这位可敬的前辈写了篇《郭小川卜年祭》。
至于那本来之不易的《将军三部曲》，它一直在我的书架上呆着，陪伴了我十五年。我经常阅读它，比读任何买来的书、借来的书都更认真。这本书我后来送给了一位朋友。朋友也是一位郭小川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雪与山谷》中诸如“亲爱的人啊，你既然爱我，但是爱并不一定就等于占有”，诸如“世界上有些秘密本来就不该说穿”之类的句子。有一次，当我们在一起大谈拜伦，大谈普希金，大谈郭小川之后，我讲起了我的一次偷书的经历，尔后，我将《将军三部曲》从书架上取下来，送给他。朋友叫王骑虎。
郭小川已经作古，将军亦已经作古，我偷来的那本书，也已经像踢皮球一样，踢到了别人的脚下。但是我的心里还时常不安。我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事无不可对人言，心中藏不下半点污垢，而今，每每夜半想来，总觉得年轻时候的这件事，不那么美气。出于这种心理，这几年，每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我都要到那个叫花市商场的地方去转一转，希望能找到那个书店，那个女孩，让她听到我的解释。但是，也不知道是这地方改造搬迁了，还是我找的地方不对，总之，几次都没有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