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当天，王大珩正在实验室里，与赵忠尧先生一起做一个核物理中有关中子方面的实验。这突然而至的消息，如同中子弹爆炸一般，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王大珩中止手中的实验，匆匆走出实验室后才发现，华北的天空早已阴云密布，北平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蓄谋已久的日本人趁着芦沟桥头未烬的硝烟，正在迅速地从东北调集大批增援部队。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军队开始大张旗鼓的向华北集结，杀气腾腾地直扑北平。北平危在旦夕！华北危在旦夕！中国危在旦夕！北平城中一片混乱，商店闭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人们四处投亲靠友，纷纷设法逃离北平。火车站、汽车站到处人山人海，车厢里、站台上挤满了急于外出逃难的人群。
书是无论如何也念不下去了。王大珩与家人商议后，决定随周培源先生一起，去南方寻找出路。
南下的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人们在过道里、甲板上席地而坐，脸上带着极度的恐慌和疲惫。上船后，王大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默默地望着波涛翻卷的海面。
正是日落时分，太阳沉重的如同灌了铅一般，正缓缓地向海面沉去。在即将被海水吞没前的一刹那，太阳突然挣扎着跳了一下，把最后的一腔热血喷射出来。一瞬间，天空明亮如昼，海水腥红似血。太阳随即便彻底沉入海中了。四周一下子暗淡了。甲板上的人们突然安静下来，很久没有人说话。沉默中，一种深切的悲痛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轻声唱起了歌。王大珩抬头看去，是几个东北流亡学生。那充满着忧伤的歌声一下子就把王大珩的心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接着，歌声突然激昂起来：“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当听到“流浪，流浪，整日价在流浪。亲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的时候，王大珩眼中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泉涌般地流淌下来。
歌声停止时，船上的人们已经哭成了一片。这首歌立刻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共鸣。人们随着东北流亡学生唱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回又一回。
那一夜，船上的人几乎一夜没睡。整整唱了一夜，哭了一夜。
1996年5月。长春市某大酒店。
王大珩的几名学生正在为老人设宴洗尘。宴席中，学生们演唱了几首卡拉OK歌曲为老人助兴。当他们礼节性地询问老人是否也能唱一支歌的时候，老人微笑着拒绝了。
宴席进行到中间的时候，卡拉OK的屏幕上出现了为交际舞伴唱的歌曲。在轻松愉快的器乐伴奏中，响起了四步舞的节奏。背景上，一对对衣着华丽的男女踩着轻快的节拍，含笑翩翩起舞。随后，歌词的字幕出来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老人的笑容骤然僵在脸上。
当歌曲放到第二句的时候，老人突然站起身说：“我要唱这首歌！”
学生们大喜过望，立刻为老人调放音量，准备麦克风。
老人却指着屏幕坚决地说：“请替我把它关上，我不要它伴奏！”
“那就关上声音留着画面，看着歌词唱好吗？”一位学生问。他担心年过八十的老人记不住那么长的歌词。
“不，我用不着它！请把它关上！”老人用不容质疑的语气说。说罢，又推开面前的麦克风说：“这东西失真，我不用。”
老人站在那里，微阖双目默默地酝酿了一下感情，这才轻声地唱了起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房间里响起了老人那苍老悲凉歌声。老人的嗓音不够圆润，也不够高昂。每当唱到高腔的地方，老人就明显地有些底气不足，声音便抖抖地不停发颤。但老人的感情十分投入，他从头到尾一字不错地唱了下来，每一句歌词都仿佛从心底流出的一般，饱含着泪，浸透了情。老人的歌声牵动着人们的情感，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思绪引到了祖国那灾难深重的昨天……
歌声停下好一会儿了，人们还无法从那悲伤的情绪摆脱出来，屋里一片寂静。
寂静中，老人说了一段话：“这首歌是我当年在逃难的船上，跟着几个东北流亡学生唱会的。当时，我们流着泪唱了整整一夜。那个时候，每一个唱起这首歌和听到这首歌的中国人都会伤心落泪。几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娱乐场合下唱这首歌。唱歌是要讲究场合，讲究情绪的。不是所有歌都能拿来娱乐。”老人指着电视屏幕说：“那种场合不对头！那种情绪不对头！”
王大珩随周培源先生全家跟着逃难的人流从天津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到了宜兴。一路上，王大珩思绪万千，想了很多很多。过去，他只是从父亲的嘴里听说过惨烈的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屈辱，听说过八国联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但那时毕竟只是听说，没有切身的感受。现在，他亲眼看到了外夷侵略的现实，亲身体验到了亡国的威胁，这一切强烈地冲击着王大珩，父亲早年有意无意地播在他心中的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这强烈的冲击下猛然觉醒了。
到宜兴后，周先生准备携全家在老家宜兴暂住一段。临分手前，周先生问王大珩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王大珩脱口就说：“我要去兵工厂！”看到周先生询问的神情，王大珩解释说：“周先生，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不是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我能做到的可能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些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我想请您把我介绍到兵工部门去！”王大珩的话音刚落，周培源先生一下子抓住王大珩的手，连声说道：“好！好！我这就写信！”周先生当即提笔给自己熟悉的南京弹道研究所丁所长写了一封信，推荐王大珩去那里工作。
王大珩告别了周培源先生，带着一腔忧患，抱着满怀希望，孤身一人又独自踏上了未卜的征程。
能上清华的女孩子很少，能进物理系的更少，而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淘汰仍留在物理系的女孩子，简直就是凤毛鳞角了。王大珩的班上有三个女同学，个个聪慧活泼，清丽悦目。大学生活于是便平添了许多生动。
王大珩不太善于同女孩子打交道。他是那种看起来很文静的男孩子。清秀的脸上戴着一副淡色的眼镜，脸色很温和，但又似乎有些淡漠。王大珩不象其他男孩子那么好动，从不见他在球场上奔跑跳跃，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早上围着校园跑步。但王大珩很挚着，大学四年间，无论刮风下雨，校园里总会准时出现他跑步的身影。总是不快不慢的步子，总是不多不少四圈。平时，王大珩在人前的话不是很多，有时甚至还显得有些缅腆和怯懦。但只要是探讨问题，只要是争论起来，王大珩立刻就会进入最佳状态。此刻的王大珩简直就如同换了个人一般，精神亢奋，情绪激动，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一扫周身的温文儒雅之气，尽显思维的锐利敏捷之才。
自然就有了女孩子的倾慕，自然就有了男孩子和女孩子间的恋情，自然就有了与许多故事一样的平凡的开头。
女孩子的名字叫戴中，大学毕业后他们正式确定了关系，并按照习俗定了婚。当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开头会匆匆结束，谁也没想到这个开头竟会永远没有结局。
1948年，王大珩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从香港辗转取道来到已经先期解放了的大连。他们是自愿来到解放区，参加组建大学大连大学工作的。
一到大连，王大珩他们立刻受到了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的热情接待。这是王大珩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欧阳钦那潇洒的举止，不俗的谈吐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欧阳钦是位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历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陕甘省省委书记。他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赴苏联学习军事，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因此，他与这些知识分子们相处的十分自然，感情也很融洽。他的真诚和热情很快就博得了知识分子们的崇敬和信任。
当天晚上，旅大区委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赶赴到解放区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举办欢迎舞会。舞会上，欧阳钦把自己的夫人黄薇介绍给王大珩。就在王大珩和黄薇同时伸出手迎向对方时，两个人突然都愣住了。愣了片刻，黄薇首先醒悟过来，她转过身去微笑着对欧阳钦说：“不用介绍了。我们认识。他是我清华时的同学。”
乐队奏起了深沉的舞曲，王大珩和黄薇随着舞曲走下舞池，缓慢地移动着脚步。黄薇告诉王大珩，她早已不用戴中这个名字了。她说与王大珩分手后她就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后来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才改叫了黄薇这个名字。四目相望，许久无言，他们谁也没想到分别了十多年之后，两个人竟会在这种场合下，以这种身份相见。
那支舞曲很滞重，拖着令人感慨万千的悠长的余韵。
王大珩告别周培源先生后，匆匆赶到南京，找到了南京弹道研究所的丁所长。虽然，丁所长见了周先生的亲笔推荐信后欣然接受了王大珩。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就逼近了南京。王大珩还没来得及参加工作，弹道研究所就撤退了。王大珩只好随撤退的人流一路风尘转到了武汉。
王大珩是在武汉与戴中分手的。分手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俩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面前，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戴中选择了革命，她坚持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王大珩则选择了留学，他坚持要出国深造。
应该说，王大珩选择留学是必然的，这符合他一惯的思想倾向。受父亲的影响，王大珩在大学期间始终对政治不感兴趣。王大珩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只埋头读书，不问政事的学生。当时，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影响，积极在大学里开展学生工作。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各种组织和各类活动也因此而十分活跃。但王大珩却从未参加过任何学生组织。他与父亲一样对党派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个字学习。王大珩几乎是全盘继承了父亲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坚信科技是根本，坚信只要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先进的工业生产，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就会强大起来，中华民族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辱了。因此，大学期间的所有政治运动，王大珩几乎都避而不与。他一心一意地埋头读书，一心一意地走父亲指给他的科学救国之路。他爱国，但他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国。因此，在王大珩是决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出国深造继续学习的机会的。
王大珩到达武汉之后，正逢两年一度的“庚款留学”考试。眼看自己致力于兵工事业的想法付逐东流，王大珩更决意要参加考试出国留学了。
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左右不了谁，他们只能就此分手了。
舞曲结束后，王大珩和黄薇立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十年过去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同。一个成了共产党员，一个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一个成了革命者，一个是革命者领导下的回国专家；一个成了领导干部的夫人，一个是孑然一身的单身汉。当年，他们同为清华学子，同是热血青年。他们分手，虽是为了不同的道路，但却是为了同一个理想。十年一梦，殊途同归。今天，他们终于又走到一条路上来了。但他们却永远无法走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