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之一：革命救国还是科学救国？
1996年4月28日，清华大学举办建校85周年校庆。
清晨，王大珩早早起身，格外仔细地系上了老伴儿为他精心挑选的领带，套上一身笔挺的西服，兴冲冲地向清华园赶去。
座落在京西北郊的清华园还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晨雾中。远远望去，这片昔日的皇家园林依旧幽深寂静。车子从熟悉的校园中穿过时，便有许多悠远的回忆迎面扑来，心就不由自主地有些微微地悸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清华永远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容易使人激动的名字。王大珩忽然记起了自己报考清华大学时做的一个作文题目《梦游清华园记》，不由微笑起来。这个题目出得好，它让那些渴望走进清华而又从未见过清华的学子们张开想象的翅膀，先在自己心目中的清华园里自由翱翔了一回。只是早已记不得自己在那篇作文中都写了些什么，年代太久了，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自己有多大？十七岁？十七岁！多好的年纪！
十七岁的王大珩带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站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前。他定了定神，抬头看了一眼悬挂在门楣上方的那几个出自清末要臣那桐之手的大字：清华园，突然微笑了一下，迈开大步走了进去。
1932年，王大珩高中毕业报考大学。
在父亲的支持下，王大珩一口气报考了三所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和清华大学。过了不久，报上陆续刊出了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竟被这三所大学同时录取了！王大珩在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都考了个第一名，在清华大学考了个十五名。
“当然要上清华大学！”父亲用不容质疑的口气断然说。
临行前，王大珩去向父亲辞行。父亲没出来送王大珩。父亲知道从此儿子再也不需要他了。儿子上的是一流的学校，儿子今后将在一流教授的辅导下继续深造。父亲只对王大珩说了一句话：“好好学。无识无能便无以自立自强，不自立自强者必遭欺辱。此为公理。人、家、国、莫不如此。”
王大珩从此走进了清华园。走出了在他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
想起来，王大珩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大珩上的几乎都是一流的学校。
小学上的是孔德学校。孔德学校是由北京大学几位著名学者倡办的，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学者钱玄同。奥古斯特·孔德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他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思想理论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年轻时的居里夫人就曾深受影响。虽然后来居里夫人并没有走上社会学的道路，而成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但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里夫人一直自称自己是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学者们用孔德的名字为学校命名，其中无疑蕴涵了当时学者们的某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孔德学校的教育也因此而自然地带上了一些民主科学的清新色彩。孔德学校的学生中很是出了几个名人。当时，与王大珩同桌的一个长着圆圆脸的小男孩，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文物鉴定家启功。人们至今还常常为此嗟呀不已：孔德学校的一条普通的板凳上，就曾经坐出了两位中国当代名人一位大科学家和一位大书法家！更使人们为之惊叹的是，还不仅仅如此。就在这同一间教室的后排上，还坐着一位今后必将在中国科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并将对王大珩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中国当代大科学家。这就是孔德学校！
中学王大珩上的是至今在北京还赫赫有名的汇文中学和青岛的著名教会学校礼贤中学。青岛的礼贤中学很值得一提。这所学校是一位名叫理查德·维尔海尔的德国人创办的。提起理查德·维尔海姆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若提起维尔海尔的中国名字卫礼贤来，中国人就十分熟悉了。维尔海姆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中国期间，维尔海姆一直从事慈善及教育事业，并与康有为及清末学者劳乃宣等人交往甚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着很深刻的理解，曾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出版。维尔海姆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后，曾对继弗洛伊德之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维尔海姆尊孔敬儒，因此取“礼贤”二字为自己的中文名字。在青岛创办的礼贤中学，就是以他的中文名字命名的。
因了维尔海姆，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礼贤中学就很有了些不同。最显眼的是在学校的西花园中建有一座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维尔海姆为表达自己尊崇孔夫子的意思而执意要求建造的。藏书楼中珍藏着的大量古今中外书籍，为这所普通的中学创造了浓厚的治学氛围。学校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师资力量很强。礼贤中学的教师中外籍人士和留学归国人员最多。单就王大珩班上来说，教物理课的就是一位瑞士籍物理学博士；教化学课的是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而教地理课的则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博士。还有一对德国夫妇负责英语教学，丈夫是博士，据说那位妻子的英语发音十分标准，是地道的伦敦口音。在这些教师中，王大珩最喜欢那位瑞士先生，因为瑞士先生总是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做出种种有趣的物理实验，这在当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下，是其他任何同类学校都无法比拟的。王大珩最初对物理的兴趣便是由此产生的。
王大珩的确很幸运。他走进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时候，正值抗战前清华物理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清华大学理学院中，集中了一大批包括叶企孙、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人在内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理学教授。这些教授大多是从国外学成回国的，不仅授课有方、教学能力极强，还能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如此强的师资阵容和能集教研与科研于一体的办学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实属凤毛鳞角了。
车子无声地行驶在幽静的校园中。晨雾开始悄悄地退却，两旁愈发清晰地现出了绿树掩映下的清华园。
虽然毕业已经60年了，但王大珩对母校却并不陌生。他常回母校，他现在是清华大学激光单原子探测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是物理系、精仪系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与所有的清华人一样，王大珩对母校的感情很深。母校是清华人的骄傲，清华是中国的骄傲。自建校以来的85年间，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历年来，清华大学培养的硕士、博士人数在全国高校中都居于首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自清华。清华大学的科技项目获奖数和专利数在全国高校中也一直是高居榜首。王大珩始终十分关心母校的建设，他此番参加校庆活动，除了是想与从海外及各地赶来的老校友团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应校方之邀，与老校友们一起为清华的发展出谋献策。
“停车！”王大珩突然喊住了司机。还没等车子停稳，他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疾步向前方正在聚集的人群走去……
1996年11月19日，中央电视台等各大新闻媒介相继发出报道：
国家科委决定在清华大学设立单元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据报道，这个项目是于11月7日，由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以书面建议的形式提出来的。有关方面对王大珩等人的建议十分重视，从这个建议的提出到做出决定，仅用了一周的时间。
清华大学物理系中有一位在物理学界享有极高威望的先生，他就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举人，曾在早期的清华学堂讲授过国学课程。叶先生留学美国，曾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与导师合作测定出了普朗克常数数值。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16年之久。
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由于父亲对叶先生十分推崇，王大珩也一直在心里对叶先生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到清华报到的那天，王大珩看到有一位先生正很认真地逐一对准备入物理系的同学进行面测、核查，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同学都被他劝阻了。他总是先查看分数，分数高的只简单地问几句就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的，他就很和蔼地告诉面前的同学学物理会面临许多的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过后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不愿意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分数上面，就死活要求先生据实相告自己的考试得分，但那位先生却从不说出分数来，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当有人悄悄告诉王大珩，那位先生就是叶企孙的时候，王大珩的心激动地狂跳了好一阵：总算见到叶企孙先生了！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先生。叶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多少有些口吃，但眼睛里显然有一种聪明的灵动在不停地闪烁着。轮到王大珩的时候，王大珩的心里紧张极了，他生怕叶先生会拒绝自己，不同意自己进物理系。待到胆胆突突地走到叶先生面前时，王大珩紧张的简直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查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了王大珩一眼，什么也没问就让王大珩办手续了！王大珩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这才算是踏实了。
叶企孙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叶先生讲课从不给学生们宣读书本上的内容。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极善于把握关键。他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每当讲到重要的关键地方，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
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己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很多年以后，清华的老校友们提起叶先生授课的这一特点时，还总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有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先生给王大珩单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王大珩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著，让王大珩先把这本专著看完后，再根据专著中的论点写出一篇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接过叶先生递过来的专著，王大珩心里直打鼓，他只在礼贤中学学过一点点的德文，凭自己那点可怜的德文底子不仅要读完这本专著，还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叶先生却似乎毫无通融余地。逼得没有办法，王大珩只好起早贪晚，整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篇专著啃了下来。没想到，这次统计物理学的考试，竟会使王大珩的德文水平在极短时间内上了一大步台阶，为王大珩打下了良好德文基础。
叶先生独身一人，没有家眷，身边只有一个老男佣。王大珩和同学们无事时常喜欢往叶先生处跑。叶先生的书卷气很浓，没有多少客套话和格外热情的表示，但也绝没有冷淡和生分之感。他喜欢与学生们探讨问题，一进入学术方面的话题，叶先生就显得格外的机敏活泛了。叶先生是个很原则的人，决不是可以随便通融的。但学生们碰到困难时，常会想到去找叶先生，因为大家对叶先生的人格、人品有一种很深的信赖。与王大珩同班的于光远当时在生活上十分诘据，大家为此找到叶先生，希望叶先生能帮于光远想个办法，使他度过难关。叶先生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事后却真的为于光远介绍了一份到中学代课教书的差事，使他能挣点薪水以补贴生活。当时，
一般情况下清华在读的学生是不允许在外兼职的。叶先生为此尽了极大的努力，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事后叶先生却从未提起过。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终身未娶。
七十年代初的一天，王大珩小心翼翼地敲响了叶企孙先生的家门。
年过七旬的叶先生打开门后，不由愣在了那里。很久没有人来过了，先生原本就不热闹的门庭，如今早已冷落得近于封闭了。许多年不曾见面，但师生二人却没有任何套式的寒喧，只默默地相引着走进房间。
叶先生刚刚从监狱出来。他被怀疑为国民党CC特务，拘捕后在监狱关押了一年多。现在虽然释放了，但仍处于继续接受审查的阶段。
正是秋冬之交的落寞时节，窗外瑟瑟的秋风把枯叶操纵得漫天飞舞，初冬的寒意趁机推搡着门窗，从破败的缝隙中哄挤进来，肆虐地占据了一切空间，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填塞得满满的。
师生相对而坐，许久无言。
王大珩记不清那一夜自己与叶先生都谈了些什么了。但他却清楚地记得，他没有从叶先生口中听到一句怨言。
“七七事变”后，叶先生积极支持我党在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他通过曾给他当过助教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研究所所长熊大缜，一面介绍清华大学学生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工作，一面筹集资金为吕正操部研制黄色炸药、购买电台和医药用品。蔡元培先生曾在日记中记载过叶先生四处筹款的活动。蔡元培先生写道：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
“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的身份主祭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他亲自出面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保护学生，允许学生抬棺游行，并积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惨案控诉事件，伸张正义。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把文化界的名人接到南京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叶先生都在拟接人员名单之内，但叶先生却没有和梅贻琦一起走。叶先生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抱着深切的希望，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毅然留下来等待北平解放。
王大珩没想到，那个秋冬相交的夜晚竟会成为自己与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