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黄金周”。国家终于想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让大家放一放假并没什么不好，相反对刺激消费还会有很大益处，人们只有放假了，才有时间出去玩，有时间买东西，有时间花钱享受，这对国家其实是很划算的事。于是就有了“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这也就成为一年中人们生活的两个亮点，几乎比春节还要热闹。今年“五一黄金周”被媒体炒得很热，国际和国内每条旅游线路都已爆满，各大商场也都货源充足，准备迎接憋着来花钱的广大消费者。何文庸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让老师们也都好好放几天假，现在大家手头有钱了，平时工作紧张没时间，赶在这个假期正好可以上街买一买东西。朱艳和陶大林也都表示同意，认为学校工作已走入正轨，培训中心那边刚刚结业，正好是间隙，毕业班这边也都在按部就班准备中考，“五一黄金周”这几天，可以让学生们在家里做一做习题。朱艳又主动提出，假期值班的事也不要再安排别人，她和陶大林都是单身，就由他们轮流值班算了。见陶大林沉吟着欲言又止，朱艳才想起来，赶紧又笑着说，对了，陶老师最近在谈女朋友，也挺忙，干脆我一个人值班吧。
何文庸说这样吧，你值前一半，我值后一半。
假期的事就这样定下来。
何文庸没有料到，就在假期这几天，学校里就出了事。
他更没想到，出事的竟然是朱艳。
五月三日下午，何文庸原计划睡过午觉和乔丽一起带儿子上街。儿子要给宠物犬“老罗”买狗粮，还想给它买件毛衣。但还没有出门，电花就响起来。来电花的是个陌生的男人声音，他说：“请问，你是花园中学的何文庸何校长吗？”
何文庸一愣，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连忙说：“我是，您是哪位？”
陌生男人说：“我们是派出所的，请你马上来一下。”
何文庸以为是哪个学生出了什么事，也顾不得再上街了，连忙朝派出所这边赶过来。到了派出所，刚才那个打电话的警官才对他说出事情经过。据这位警官说，今天上午这附近的几家单位连续发生了几起拧门撬锁的入室盗窃案，只有花园中学没有报案，他们为寻找线索，就到花园中学的校园里来察看，但刚才去学校时，却无意中看到了另外一幕，当时他们听见一个房间里有动静，从窗玻璃的缝隙朝里一看，原来是一男一女正在床上。警官强调说，那是一张单人床，而且床上的两个人也都已是中年，咱们都是结过婚的人，这种事自然不言而喻，如果是正常关系这大过节的为什么不在家里痛痛快快地做，而跑到这种偷偷摸摸的地方来呢？警官又说，而倘若不是正当关系，那就有问题了，你们这里毕竟是一所学校，而且最近又经常上报纸上电视这么有名气，为人师表啊，有伤风化啊，这事要传出去今后还怎么教育学生？警官最后说，当然，按说这种事不归我们管，何况这都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这些年人们对这类事已经见怪不怪，我们只是觉得在学校里弄出这样事来，影响实在不好，所以才把你这校长找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看怎么办。这时另一个警察又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说现在那两个人还在那屋里，我们并没惊动他们。何文庸听了立刻问：“这两人，长的什么样子？”
警察说：“那女的肯定是你们学校的，好像还是个副校长，过去应该跟我们打过交道，只是她正在床上，嘻嘻，又正干那种事，看上去就不敢太确定。”
警官说：“那男的我们就不认识了，屋里光线很暗，也看不清楚。”
何文庸当即要去学校看一看。几个警察一听也都跃跃欲试，说要跟着一起去。这时何文庸才猛然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处理得过于鲁莽。根据警察叙述，可以断定耶女的就是末艳，可是朱艳为什么要在学校里干这种事呢，那个男人又是谁呢？
何文庸想了想对警官说：“这件事，还是由我们学校自己处理吧。”
警官坚决地摇摇头说：“不行，现在这件事还跟一起盗窃案连在一起，我们就不能不插手了，你必须马上确认一下，那个男人究竟是不是你们学校的人。”
何文庸又考虑一下，也就只好点头同意了。
何文庸和几个警察来到学校，径直奔楼上值班室来。值班室过去形如虚设，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半旧的双人沙发，后来因为陶大林经常住这里，才弄了张单人床。何文庸来到楼上对几个警察说：“你们……是不是就在这边等一下，我自己过去。”几个警察看着他摇摇头。何文庸明白了，这种时候要想拦住他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头前走过来。他并没有从窗玻璃缝朝里看，只是轻轻敲了几下门。
朱艳立刻在里面问：“谁？”
何文庸说：“我，何文庸。”
朱艳显然有些慌乱，一边忙碌着说：“你……先等一等。”
何文庸转过身，朝几个警察做了个稍等的手势。几个警察互相对视了一下，那个警官走上前去，突然横起膀子猛一撞，房门就被撞开了。何文庸见朱艳正蓬乱着头发站在地上，旁边的男人也是衣衫不整。他俩人一下都惊呆了，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拥进来的警察和何文庸。何文庸一看这男人就愣住了，他竟是吴建强。吴建强显然也已认出是何文庸，脸色渐渐由苍白转为通红，惊恐尴尬的神色也变成了恼怒。
他冲何文庸说：“是你带警察来的？”
何文庸想向他解释，一时却又想不出该如何解释。
这时，那个警官走过来问何史庸：“他是你们学校的人吗？”
何文庸摇头说：“不是。”
警察立刻又转过头问吴建强：“你是干什么的？”
吴建强喘着粗气，一下一下地看着这个警官。
警官又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吴建强看了一眼何文庸说：“你告诉他们，我是哪个单位的！”
说罢就朝门外走。几个警察立刻过来把他拦住了。
那位警官跟过来问：“你要去哪？”
吴建强说：“我要去哪一定要告诉你吗？”
警官说：“对，一定要告诉我。”
吴建强哼一声说：“你想听，恐怕还不够级别！”
吴建强说完就径自下楼去了。警官并没再去阻拦，而是掏出了对讲机，一阵咝咝啦啦的噪音之后，他冲着对讲机说：“那个男人现在下楼了，把他带到所里去！”
这时，何文庸从窗子朝下望去，才发现校园门口还站着几个警察。吴建强已经走到学校门口，立刻就被那几个警察拦住了。他们对吴建强说着什么，吴建强似乎并不以为然，伸手拨开他们就要继续朝前走。这时几个警察就将他团团围住。一边不太客气地向他指手画脚，就将他裹挟着朝派出所的方向去了。
朱艳也已从窗子往下看到了这一幕，冷笑一声对何文庸说：“你满意了？”
何文庸意识到，这件事已被警察搞麻烦了，于是走到那个警官跟前低声说：“这件事，恐怕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刚才那个人虽然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我认识，有些事……有些事不太好说，小过，你们最好还是不要插手了，省得后面大家都被动。”
警官笑笑说：“我们这行历来都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然后，他走到朱艳面前，“说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朱艳朝这警官不眉地看了看说：“你们警察，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警官说：“今天上午，这附近的几家单位连续发生了几起拧门撬锁的入室盗窃案。”
朱艳说：“我们学校没有发生这种事。”
警官问：“是啊，为什么你们学校没有发生这种事呢？”
朱艳说：“因为我在值班，我当然不允许在我的班上发生这种事。”
警官眨眨眼说：“你值班，你就是这样值班吗？”
朱艳立刻说：“警官先生，请你放尊重点，这里是学校。”
警官立刻笑起来，说：“你还知道这里是学校？好吧，请跟我们到所里去吧。”
朱艳问：“干什么？”
警官说：“协助调查。”
何文庸马上意识到，决不能让警察把朱艳带到派出所去，花园中学的副校长在节日值班时闹出“花案”，被警察逮住弄到派出所去了，这种话一旦传出去非成了天大的新闻不可。于是，他走过来对这警官说：“警官先生，我单独跟你谈一下可以吗？”
警官并没看何文庸，淡淡地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何文庸瞟了朱艳一眼，只好说：“我可以保证，这件事跟那个什么盗窃案没一点关系。”
警官一笑：“哦，你敢这样肯定？”
何文庸点点头说：“问题是明摆着的，无论这附近几家单位发生了多大的盗窃案，我们学校并没出这样的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警官说：“可是，你们学校里有陌生人，你怎么解释呢？”
何文庸明明知道，警官不过是为捉花案，或者换句话是想看热闹才故意抓住这个理由不放的，却又不好点破，想了-下索性对朱艳说：“你还是，把事情跟他们说了吧。”
朱艳冷冷地说：“这半天话都让你说了，你跟他们说吧。”
何文庸只好对那警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我们朱校长的前夫。”他想了想又加上一句，“而且，直到现在他们还没办完离婚手续。”
最后这句话是何文庸有意这样说的。这样一来，就使这件事成为合法。那个警官听了一愣，将信将疑地看看何文庸，又回过头去看看朱艳。朱艳仍然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何文庸有说：“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件事再闹下去，大家都被动，你还是，赶紧把人放了吧，否则……一会儿市里就会来电话的。”
警官的脸色越发现出诧异神色。他想了想对何文庸说：“你跟我到所里去一下吧。”
说罢就头前走了。
何文庸用眼色向朱艳示意，让她在这里等自己一下，然后就跟着下楼去了。
何文庸随那位警官重新来到派出所时，几个警察已经拉开了架势，看样子正在审问吴建强。吴建强则沉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一见何文庸走进来，立刻站起身，脸色铁青地问：“何文庸，你……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何文庸连忙说：“误会，这是误会。”
吴建强说：“误会，这像是误会吗？”
这时何文庸发现，一个警察走过来，把那个警官拉到一边低声说：“刚才有人给这小子的手机打电话，听意思好像是市政府的，这小子冲着电话发脾气，让他们快来接他。”
警宫听了眨眨眼，回头问何文庸：“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正说着，派出所的院子里已经开进一辆黑色的“奥迪”牌轿车。警察们显然都懂车牌号，一看就都低声议论，说果然是市政府的车。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快步走进来跟吴建强握了握手，低声说：“您受惊了。”
吴建强沉着脸没说话。
那男人回过头问：“谁是你们所长，你们所长呢？”
刚才的警官已经没了刚才的威武气，立刻走过去说：“我，我是。”
男人掏出工作证给他看了看，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回头让你们局长跟你们说话！”
警官一愣的工夫，这男人已经陪着吴建强上了“奥迪”轿车。车子刷地驶出派出所，绝尘而去。警官和警察们都面面相觑，半天，那警官才回过头又问何文庸：“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何文庸说：“刚才不是已经说了，你们局长会告诉你们的。”
他说完又问了一句：“警官先生，还有事吗？”
那警官赶紧摇摇头。何文庸就转身从派出所里走出来。
何文庸回到学校，朱艳仍等在这里。何文庸知道朱艳对这件事误会了，因为警察第一次来学校时朱艳和吴建强在值班室里并不知道，所以，她肯定以为那些警察是何文庸带来的，于是，就将自己突然被从家里叫来的经过向朱艳解释了一遍，然后又问朱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朱艳虽然恼火，但还是将事情对何文庸说了。她说早在“五一”前吴建强就曾给她打来电话，说是放假期间要来找她一次，商量让她调到南方去的事。朱艳已在电话里回绝了他，说自己现在在这边工作得很好，而且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说不上怨谁不怨谁，今后大家只当朋友也就是了。没想到“五一”期间吴建强竟真的来了，他这一次完全是“微服私访”，身边只带了一个秘书，而且并没惊动这座城市的地方政府。来到之后，他立刻给朱艳的手机打电话，知道朱艳正在学校值班，就独自奔花园中学来。朱艳没想到吴建强会来这样快，所以吴建强到学校的值班室时，朱艳还在睡午觉。后面的事朱艳也就没再详细说。不过何文庸想象得出来，孤男寡女在这种时候见了面，两人当初离婚又并没有吵翻，发生后来的事也就自然而然。显然，警察的出现使朱艳非常难堪。
何文庸明知自己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但还是又向朱艳解释了一遍。
何文庸最后说：“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
朱艳冷笑一声说：“不提就等于没有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呢！”
何文庸很认真地说：“我不认为这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