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毕业班的考前准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这时花园中学的第二期培训班刚好结业。由于有了第一期结业时的宣传活动，而且后来又闹出许多事在电视和各种媒体上做过报道，“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班”就已名声在外。很多用人单位都对这种培训班发生了兴趣。如今人才也进人了高消费时期，整天挤在人才市场寻找工作的最低学历也是大专生，但月薪动辄都要几千，学历再高的就更没谱，还都不安心工作总想着跳槽。而这种培训班培养出来的下岗职工可谓“价廉物美”，不仅实惠而且实用，放到哪里都能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很容易满足。于是，花园中学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中心”渐渐也就成为一个用人单位关注的热点。第二期培训班一结业，几乎所有学员立刻就被找上门来的用人单位全部聘走。
何文庸跟朱艳和陶大林商议，第三期培训班是不是暂时向后延一延，学校先集中精力保这届中考。朱艳不太同意，说现在几家企业的下岗职工一见参加培训班的出路这样好，都在翘首以待，盼着第三期培训班早点开始，现在要提出延期，恐怕在企业那里不好交待，再说眼下培训班在社会上的影响这样大，也正好趁热打铁，不要把事情放凉了。
陶大林倒同意何文庸的意见。陶大林这些天嗓子已经累哑了，他说，这段时间就因为晚上有培训班，他不得不把毕业班的晚自习时间总往前提，现在说是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可哪个学校不在暗暗使劲，就连人家重点校晚自习之后都加了“晚晚自习”，咱们学校的学生底子差，本来就不如人家，要再不加把劲还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
陶大林说：“我这回可是豁出去了，说什么也得让花园中学在这次中考打个翻身仗，把培训班延期，咱也给学生加‘晚晚自习’！”
朱艳一看意见二比一，才不好再说什么，但还是强调说，现在钢厂方面对办培训班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最近刚刚提出一个想法，要把旁边的一个仓库大院腾出来，跟咱们学校打通，专门作为培训中心的基地，而且还有意进一步搞大，将来的前景非常可观，在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在跟他们的关系上蒙什么阴影。何文庸听了朱艳的话也很兴奋，说现在咱们学校也有些经济实力了，如果他们钢厂真把旁边的仓库给咱，那咱就花点钱，好好收拾一下，搞得像点样子，至于回报问题可以再跟他们商量，比如从培训费里分期扣，都可以，不过眼下第三期培训班还是得延期，现在中考最关键，今年可不要再招不上学生来。
陶大林说，我心里也一直在打这个鼓，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朱主任还都没过来，但已经听说这边暑假招生剃了光头，一时在全区传为笑柄，今年咱学校经济搞上去了，还要平衡发展，教学也得上去，只要中考成绩显着，我就不信这附近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会舍近求远！
最后就这样商定，第三期培训班索性推到暑假。
星期一局里招开由各校校长参加的中考工作布置会，何文庸一来到会场上立刻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熟悉的都过来握手祝贺，有的还开玩笑让何文庸请客，说要吃一吃大户了。不熟悉的也都用艳羡的眼光远远朝这边看着，看得何文庸感到很受用。他心里暗想，就在一年前，也是在这个会场，也是开这样的会，他曾用这种目光看所有到会的人。
不过何文庸也隐隐感到一点异常。这异常的感觉来自于庞月娟。由于人多，庞月娟不好过来跟何文庸说话，就只是坐在主席台上记录的位置远远朝这边瞟着。何文庸感觉到这目光在说什么，或者是在暗示什么，总之，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有些不对。会议还是由夏副局长主持。夏副局长先就这届中考的具体工作做了布置，然后话锋一转，突然说：“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些学校，不要忘记自己的职责，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干什么吆喝什么，否则就是不务正业！”
会场上一下安静下来，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何文庸。大家当然明白，夏副局长所说“一些学校”是什么意思，其实指的也就是花园中学这一所学校。
夏副局长接下来就说得有些明确了：“我们是搞普通教育的，不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那是二教局的事，至于工人培训则有技校或夜校，当然，我并不否认，搞这种培训可以有经济效益，可以创收，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能把眼睛只盯在钱上吗？”
这时，何文庸觉得有必要说句话了。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对夏副局长说：“夏副局长，我对您刚才说的话有些看法。”
会场上的气氛一下更加紧张起来。在这种会上，还从没有哪个校长敢公开跳出来亮明自己的不同观点，甚至跟主持会议的局领导做正面交锋。
夏副局长而色阴沉地看着何文庸：“你有什么看法？”
何文庸说：“您说得很对，我们是搞普通教育的，而不是职业教育，但是花园中学搞下岗工人再就业技能培训也并不是完全为了创收，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其实还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下岗工人面临再就业困难，这里的首要一个问题就是要重新掌握一门技能，我们为他们提供这种培训。实际也就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向再就业的大门。当然，即使我们单纯为了创收，如果不影响正常教学，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夏副局长冷笑一声说：“在学校里搞这种事，能不影响正常教学吗？”
何文庸说：“今年我们花园中学的初三年级只有三个班，而初二只两个班，全校加起来总共不过五个班两百多学生，教师却有五十多个，目前我们的状况是教大于学，人力资源过剩，我们搞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也是针对学校的这种实际情况，况且大家都知道，这几年花园中学的经济状况在全区最差，老师们的收入也是最低，我可以提一个叫秦是秋的老师，在座的也许有人听说过他，就是这个秦老师，他教了一辈子学生，最后却死在穷上了，就为省那几元钱输液费，他宁愿去那种私人小诊所，结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治死了。”
会场上没人说话。显然，大家都听说过这件事。
何文庸又接着说：“如今大家的收入都在提高，上面要求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可花园中学的老师们还是这种经济状况，这正常吗？合理吗？公平吗？我们怎么就不能合理利用我们学校的资源，也想办法搞一些经济创收活动呢？”
夏副局长说：“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有五个班只是暂时情况，下几届学生再增加了怎么办，现在不影响正常教学，难道以后也不会影响吗？”
何文庸说：“我想不会，夏局长，对今后的教育形势我是这样分析的，现在在城市里已完全进入独牛予女时代，几乎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子女，而我们学校的数量却还是为当年的人口状况设立的，容量要大出今天两到三倍，所以，今后生源还会继续减少，这是趋势，普通的中学教育也只能随之变化，那种中学只是单纯培养中学生的观念至少在目前这个时期已经不太适应，也就是说，普通中学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的社会功能。”
夏副局长一笑说：“好啊，花园中学的何校长为我们做了一场分析中教形势的报告啊！”
会场上响起一阵轻轻地笑声。
何文庸说：“夏副局长，如果您不同意我的看法，可以直接提出来，没必要用这种口吻说话，您是局领导，我不过是在会上向您汇报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想法。”
夏副局长其实在去年的中考动员会上，就已领教了何文庸的口才，但他还是没想到这个何文庸竟对中教形势有如此深入的分析。夏副局长微微一笑说：“好吧，今天已是个注重实效的时代，过程可以忽略，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对花园中学今年的中考怎样估计？如果又坐了全区最后一把交椅，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就值得考虑了。”
何文庸说：“花园中学的生源素质差，这是事实，而且这届毕业生的基础本身就不是太好，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我们有信心，把高中升学率提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夏副局长立刻做出夸张的表情：“百分之六十？还‘以上’？”
会场上立刻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百分之六十升学率当然是个不低的数字，在历年中考中，这样的成绩在全区应排在普通校的前列了。
夏副局长把手一挥说：“好！就这样说定，如果今年中考花园中学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六十，我代表局里为你庆功，而且要把你树为全区的明星校长！”
何文庸明夏副局长这番话里含有明显的揶揄。他想对他说，你作为局领导，这时用这种腔调说话就不太合适了，一个基层校长对这次中考能有这样的信心，你应该鼓励才对，怎么能冷嘲热讽呢？但是，他看到刘局长走进来坐到主席台上，好像要讲几句话，也就没再吭声，只是把眼朝夏副局长看了看。他发现，夏副局长也正在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