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霍姆斯也有同柏拉图的观点相类似的看法：“如果你在４０岁以前没有在荣誉的大门刻上你的名字，那就无需再徒劳了。”
奇怪的是霍姆斯的亲身经历却否定了这个观点。霍姆斯直到４８岁，还只是默默无闻的医生和普通教师。他是在近５０岁的时候写了《早餐桌上的专制者》后才开始出名。他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则是在５０岁到７０岁之间。在这期间，他写了埃默森的传记。
他儿子的生涯也否定了创造力会随着年轻时代的流逝而消失的论断。霍姆斯法官在７２岁时写了第一部伟大的着作--《通用法律》。在１９３３年动乱期间，他已达９３岁高龄，罗斯福总统为了解除危机还曾向他请教过。
据说，作家死时都很年轻，这确实是没根据的。
米尔顿在５０岁时写了《失乐园》，在６２岁时又写了《天堂再现》；比拉斯可在７０多岁还继续创作出优秀的剧本；马克·吐温写完《夏娃日记》和《３０万美金的丢失》时已有７１岁了；杰布·豪在４３岁时写了《共和国战斗颂歌》；伍尔科特说过，他最好的作品是他在９１岁时写的《夕阳》；萧伯纳在他近７０岁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杰佛逊在６６岁时隐居在他的出生地弗吉里亚州，来访者们总是特别惊奇地注意到他在７０～８０岁之间还提出了大量改革方案。富兰克林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发明家，他还是一名很有创造性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向议会呼吁书》，要求废除奴隶制。这部作品是在他８４岁时写的。
在很有创造性的学者中，卡弗在８０岁还提出一项新创见，以致纽约《时代》杂志说他比任何一个从事南方农业的人都出色。早熟的科学家贝尔在５８岁时使电话机更完善。在７０岁时，又解决了飞机平衡稳定的难题。
心理学家劳顿认为我们的智力能发展到６０岁，６０岁以后便开始衰退，但是衰退是很缓慢的，以致于到８０岁的时候，还能保持３０岁的水平，特别是在创造才能方面。劳顿认为年纪大可能失去某方面的才能，比如说记忆力等，但“想像力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为了说明创造性可以向日历提出挑战，俄亥俄大学雷曼教授对学校规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涉及世界最着名的一些人物--世界上最重要思想的倡导者。雷曼在分析了一千多个创造者生涯后，得出结论说，人们平均在７４岁的时候才表现出创造才能。
电力文凭评审委员会在计算多产发明家们获取的文凭数量之后发现，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的发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相应减少。这一论断可用发明家们主动性的相对性来解释。对某些人来说，当他们取得成功后，就放松了在创造方面的努力。由于他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享有优厚的酬金，并可望领取足够的养老金，因而，这些人在创造性方面的努力就赶不上他们的上升时期所作出的努力了。正因为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在个人生活保障方面的进步将会造成减少老年人的创造性贡献的趋势。但即使我们天生的创造才能得不到发展，但依靠系统的努力，我们的创造能力也可逐年得到提高。毛姆说：“想像力在运用当中不断得到发展。与人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成年时期的想像力比青年时期的想像力更强。”
想像力的“性别”
妇女在肌肉组织方面不如男人，但在想像力方面却并非如此。事实上，康诺基金会在对７１２名妇女进行测试之后发现，她们创造能力的平均值比男人的创造能力高２５％。
梅比·埃德文和朱里·麦克伊文在一所高等学校毕业班讲授创造性思维课程。他们对这个班的３２名学生的创造力进行研究之后也提出了妇女创造能力超过男人的论断。据他们所说，在思想活跃方面，女孩与男孩相比，表现出４０％的优越性。
我所领导的一个企业取得的成果同样也证实了这个论断。多年来，我们曾召开过上千次生产小组会议--也就是说，这些会议惟一的宗旨就是对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发表想法，并在以后对此加以评论。如果往往是妇女成员所提出的想法平均数比男人多。
大多数家庭妇女的想像力也大大超过她们的丈夫。这是因为男人的工作一般都是按部就班的，而妇女则经常需要自己解决问题。但很少有妇女能够意识到她们拥有极大的创造才能。当一名妇女和丈夫相处融洽，她就会不停地满足丈夫的需要。妇女不仅在购物、烹调、花园管理、家庭内务方面发挥其才能，而且，还能使孩子们驯服听话。
战争期间，劳动者创造出很多新的思想。其中，妇女们赢得了很大的荣誉。贝·帕麦尔因为发明了８种加速生产发动机附件的方法而被誉为《生活》杂志的明星，该杂志写道：“她最有效的思想之一来自对她母亲油煎松饼的回忆。”
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否认她为了准备圣诞节的礼物而绞尽脑汁。这说明妇女在义务和爱情的驱使下，能充分发挥其想像力。很少有男人能像女人那样为了圣诞节的礼物而费尽心机。为了给丈夫、孩子、双亲和好友们准备新颖、独特的礼物，有时候，她们需要整整考虑一年的时间。结果，她们确实也给了亲朋好友不少惊喜。
没有丰富想像力的母亲，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当小宝宝不想吃饭的时候，就应该试图想出一个使小宝宝能够吃饭的办法来。母性的本能促使她们想方设法使孩子们从中受益。
在创造性方面，女明星的数量不断增加，许多男人也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妇女具有何等的创造才能。然而，正如俄亥俄大学雷曼教授在他的另一篇论文里所论证的那样：总的说来，男人的创造才能要比女人强。对妇女来说，能够展开创造性的翅膀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帕德·波普特博士在一篇关于男女心理差别的分析报告中指出：“这种差别与其说是先天的，不如说是后天的。在妇女能够开阔自己的视野之后，这种差别就会明显地缩小。”
的确，女人的天性有着自身的敏感性，她们善于发现问题。但由于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定位，限制了女性的创造力的发挥。但随着现在妇女地位的升高，她们逐渐在社会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这样，她们便以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相信这又是创新领域的一大喜事。
想像力的其他因素
拉姆·瑟斯托恩博士指出：“对于创造性劳动来说，聪明和天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非常聪明的大学生不一定会有所创见。奎因·基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人们把他视为神童。但是，人们怀疑他是否也具有创造才能。”
对创造才能所进行的科学试验表明，受过中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同龄青年之间的差别甚微或者甚至没有差别。温·伊斯顿博士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他指出：“教育并不是根本的因素，许多很有知识的人在创造性方面却是无所作为的。相反，有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却取得非凡的成就。”
历史证明，许多伟大的创造都不是由那些对有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人创造出来的。电报是由英尔斯发明的，他仅是一名肖像画家；蒸汽船为另一名艺术家富尔顿所发明；惠特尼是一位小学教师，但却发明了轧棉机。
在战争初期，一种新式的炮弹探测仪是由纽约一家运输公司的职员发明的，而他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教育。珍珠港事件后，这一发明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从创造性的观点来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却超过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至于创造方面的智能，无论是知识的重要性，还是我们潜在才能的重要性，都无法与我们的主动性的重要性相比。为了说明这一观点，假设你在我对面大楼的第１７层楼上，我对你说：“这里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假如你得知这幢楼房因地震将顷刻变成废墟，你能否在一分钟之内记下你将做些什么吗？”你的回答可能是：“很遗憾，我一点想法也没有。”现在，再设想一个场面，而且使你感到十分真实，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你的办公室，大喊：“这幢楼两分钟后就要倒塌了！”如果你信以为真，大概就会找到一个或者几个想法。
有许多天赋是无需智力投资的，就像一只不需用火石的打火机一样。小说家安米·伍尔科特那种天生的、引人注目的才智使人们非常敬佩，也使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一般人必须使劲按动“打火机”，才能燃起微弱的火花，而他的创造性火焰燃烧得如此旺盛，只要伸出灯芯，便可点燃。在以后的几年中，人们越是注意到这一点，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秘密既不在于他的创造才能，也不在于他的智力。
从纯生理角度来看，我们拥有用之不尽的脑脊髓灰质，甚至在高强度地使用我们的大脑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脑中枢的大部分都是重叠存在的（比如语言中枢和阅读中枢）。这些双重的脑中枢有一个是不运动的，只有当一个受到创伤或者生病的时候，另一个脑中枢才开始运动。巴斯德的头部受到了撞伤，以至于大脑有一半受到损伤。然而，就是在这次事故之后，他仍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发明。
从比较数字看，人类大脑是复杂的，它由上百亿个细胞构成，而最完善的电脑也只不过有几十万个功能单元。假若我们把人类大脑比做一个机械体，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大脑的潜力比任何一种电脑的潜力要高出百万倍。
我们已经了解到蚂蚁的组织能力。但是蚂蚁的全部神经细胞仅有２５０个功能单元，而人脑有一百亿个单元。事实上，我们这部分人所拥有的才能都远远超越我们所能使用的才能。
关于遗传因素对创造才能的影响目前尚有争议。例如，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曾经通过比较美国最早移民后裔和现代移民后裔所获取的发明专利证的数量来研究美国最早移民后裔的发明才能。研究的结果表明，具有殖民血统的人的创造才能比较强。但是正如托因比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的创造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努力因素，而不是先天的。第一批新英格兰移民既要与印第安人作战，又要御寒，还要开发遍地长满荆棘、铺满乱石的土地，所有这些迫使他们养成努力奋斗的习惯，并发展其创造才能。
正如心理学家彼得·阿特金森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创造力的“主动性”，而不是先天的智能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