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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时刻准备着(2)

要从根本上解决汽车的污染问题,最重要的是改用无污染的清洁能源替代石油制品,使得汽车能源不局限于某一种能源,又可彻底地消除噪音与废气的污染,奔驰汽车公司在环保汽车的研制方面也是领先世界潮流。1994年4月13日,“奔驰”汽车公司推出以新能源酒精发动引擎的汽车,让世人大开眼界。这种小货车型的“实验车”,除了车头的两座位外,车厢里装的是一副大引擎和一个大气罐,内装氢气。氢气通过科研人员精心发明的燃料箱后,与氧气分别通过电解薄晶片,当氢气离子与氧气结合成水时,这之间的化合作用就产生了能源,把这其中所产生的电能储存起来,成为足够推动引擎的动力。利用氢气成为有效的能源,一直是科学家追逐的理想。氢气很容易取得,在燃烧之后,不会产生污染环境的气体。   目前,这种汽车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95公里,一罐氢气可使汽车连续行驶约120公里。“奔驰”汽车公司的科研人员已经研究出从甲醇(酒精)中分解出氢气的“转换器”,而目前的加油站要设立甲醇供应器是很简单的,所以就可以不必在车上装上大氢气罐,而引擎和燃料箱要缩小到和目前车子引擎的体积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奔驰”汽车公司相信,这种汽车将在10年内替代目前传统的汽油发动机汽车,成为“奔驰”汽车公司未来的滚滚财源。奔驰汽车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除甲醇(酒精)汽车外,还进行电动汽车、煤气汽车(比汽油污染少)、菜籽油汽车的研究和长期实验,以寻找石油的合理代替品。

风险控制

——安全的扩展

壳牌集团是地理上高度分散和最具有全球性的石油工业企业,它在大约50多个国家里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在34个国家里提炼石油,在l50多个国家里销售石油。因此,某个地方发生政治动乱或经济危机,对壳牌集团的其他部分不会有多大影响。在风险大的国家里如果赚不到丰厚的利润,壳牌集团便会马上撤走。在政治气候特别微妙的国家里,壳牌集团通常通过在该国市场取得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地位,以确保自己获得极高的利益。

壳牌集团实行产品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将各季度、各地区不同的收益拉平,在勘探、生产、提炼和销售以及相关化工产品的各种生产领域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使产品多样化的策略仅限于相互紧密关联和协同配合的能源和化学行业中,极少越出自己所熟悉的行业范围。壳牌集团的经营日趋多元化,其主要经营项目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石油及天然气,这是壳牌集团最重要的业务领域和最主要的盈利来源,其财产及工厂设备各占总数的80%以上,销售额占集团销售总额的85%以上。1980~1990年间,在其他部门不断亏损或略有盈利的情况下,这一部门连年为集团创造巨额利润。壳牌集团在法国、荷兰、丹麦、德国、奥地利、挪威、加蓬、扎伊尔、尼日利亚、阿布扎比、阿曼、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美国和加拿大等27个国家建有生产石油及天然气的矿井。另在巴基斯坦、菲律宾、阿根廷等12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油、气开采区。壳牌集团经营的油、气主要产自北海及美国。壳牌集团在美国的采油能力发展很快,原油产量占全集团1/3以上,是美国近海最大的原油生产者。壳牌集团在石油的运销方面实力雄厚,自有各种运输船舶108艘,其中16万吨以上的大油轮25艘,4.5万—16万吨的油轮21艘,天然气运输船9艘。连同租用船只共有178艘,总载重量1940万吨。天然气容量87万立方米。壳牌集团现仍是世界各航空公司喷气机用油的主要供应商。

第二类是化学品。壳牌集团主要生产烯烃、聚氯乙烯、乙烷等石化产品,在农用化学品、洗涤剂、催化剂、增塑剂等市场占有重要地位。80%的产品在欧洲销售。壳牌集团在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建造化工原料生产企业,向欧洲各子公司供应原料,以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竞争能力。

第三类是煤炭。近年来国际市场煤价下跌,但销路有所扩大。在世界市场石油供过于求的趋势中,壳牌集团对煤的开发、销售颇为注意,除供应70多个国家外,努力在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地扩大市场。

最后一类是非铁金属原料。在此类材料中以铝及铝矾土为主。1982年,壳牌集团建成冶钦工厂,这是欧洲惟一的钦生产厂,全年共生产铝52.8万吨、锌11.6万吨、铅9.5万吨、铜7.4万吨、锡3.7万吨、铝钒土85.3万吨;销售额为6.4亿英镑。

警惕台风

——得意不要忘形

由于股市一片利好之势,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香港各界产生了一股“要股票,不要钞票”的投资狂潮,掀起了一阵比一阵更为高涨的“上市热潮”。

在这股强劲的“炒风”之中,人们像疯了一样。普通股民纷纷卖掉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金银首饰,业主也卖掉了自己的工厂、土地、房屋,甚至有的商人还卖掉自己的地产公司,将楼字建造所筹集而来的贷款,全都投到了股票市场,大“炒”而特“炒”,梦想着牟取暴利。

炒风愈刮愈烈,各行业公司纷纷介入股市,趁热上市,借风炒股;职业炒手更是兴风作浪,哄抬股价,造市抛股。

香港股市处于空前的疯狂状态之中,1973年3月,恒生指数竟突升至 1774. 96点的历史高峰,一年间升幅竟达 5. 3倍。这更使许多人乐得眉开眼笑,得意忘形,完全忽视了巨大风险的存在。

然而,李嘉诚在这个“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暴利所动,依然在稳健地走他早已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

一向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经营方面相继显示了他的独创才能之后,又在股票经营中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事物发展的非凡领悟力和高人一等的心理素质。

由于对地产业前景的看好,李嘉诚把从股市上吸纳的资金,投放于大量物业的低价收购上。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所得的钱去购买股票时,李嘉诚却统率着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着股票,一边将发行股票筹集到的资金成批地去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股市的好景并没有维持多久,“熊市”随之而来,变幻无穷的世界经济再次袒露了它变幻莫测的另一面。

1973年中期,世界石油危机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了巨大影响,出口市场萎缩,股票市场因此大受冲击。

另外,一些不法之徒趁股市混乱伪造股票,混入股市。结果东窗事发,造成股东恐慌,纷纷大幅抛售,使得股市一泻千里。恒生指数迅即由1973年3月9日的1774.96点跌至816.39点的水平,至 1974年 12月 10日,跌破1970年以来的新低150.11点。

股市大灾突如其来,除极少数投资者抽身较快得以脱逃外,绝大部分投资者均铩羽而归,有的还倾家荡产。香港股市瞬间便呈现出一片愁云惨雾,哀声动地。整个香港经济,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和地产业更是阴风惨惨,人心惶惶。

由于坚持稳重之策,李嘉诚成为这次大股灾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已,实际资产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甚至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上市之时,李嘉诚预计第一个财政年度盈利1250万港元。结果,长实的年纯利竟达到了4370万港元,为预计的3倍以上。

1973年3月,长实宣布首期中期派息,为每股1角6分,每5股送红股1股。公司与股东皆大欢喜。

李嘉诚的稳健作风又一次使长实躲过了危机。

作为投资者,应该像李嘉诚一样,确定自己开拓发展的原则方略,并坚决按自定原则执行,而不应只顾跟前利益,为暴利所动,抱着捞一把再说的想法而偏离航向。

三心二意,也许会侥幸赚一两次,但长此以往,没有一定之规,东一榔头西一棒,终不是成大器者之所为。

诚然,也有极个别精明的投机家牟取了暴利,又能审时度势,及时抽身撤退,所赚着实令人眼红。但是,当我们在选择风险极大的投机时,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那般高超的本事。同时,还应在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准备暴赚大利之前,首先要想到血本无归。

李嘉诚与一般地产商不同的是,更注重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事实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是商家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这两者都有长处,也有弱点。前者投资时间长,回报慢,但可在未来获得更大利益;后者的优缺点与前者正好相反,可谓捞一把就走。作为商家,应根据自己目前的实力和未来发展计划进行选择。正所谓“经营无定式,管理无定法”,应该强调的是安全第一和权宜机变。

李嘉诚是绝不缺乏把握市场火候的能力的,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很少有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那么为什么他稳扎稳打,以至被人认为保守呢?因为深知跟风搞投机的利害,处处想到可能发生的危险。

李嘉诚说过:“一向以来,我做生意处理事情都是如此。例如天文台说天气很好,但我常常会问自己,如果5分钟后宣布十号台风警报,我会怎样。在香港做生意,也要保持这种心理准备。”

李嘉诚的经商之法当然不是惟一可行的,但李嘉诚既然借此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他的方法便完全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危机管理

——化危险为机遇

企业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企业与外部的交流以及内部员工与股东间利益的调整,由于各种组织之间、个体之间、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利益取向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利益冲突的发生。当冲突不断发展并难以遏制,达到对企业声誉、经营活动和内部管理都造成强大压力和负面影响时,这就演变成了企业危机。企业面对危机,不同的处理方式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成功的危机处理不仅能有效地将企业所面临的困难化解,而且还能够通过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种种措施增加外界对企业的了解,重塑企业的良好形象,化“危险”为“机遇”,因祸得福。相反,不成功的危机处理或不进行危机处理,则会使企业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企业形象严重受损,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员工因为无法承受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而信心动摇甚至辞职,新老客户纷纷流失等等。

历史上,菲亚特集团也曾几经险境。20世纪70年代末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冲击下,菲亚特集团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由于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最终化险为夷,挽狂澜于既倒。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冲击下,菲亚特集团再度陷入困境。这次危机来势凶猛,菲亚特集团走马换将,采取果断措施,但前途依然未卜。

1973年8月,在英国的《新国际主义者》上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据统计资料表明,只有2%的母亲由于生理原因不能哺育和只有不到6%的母亲是因为不在家而不能哺育。这些食品公司为了商业利益而片面宣传其产品的母乳的替代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相信了这些宣传,每年有1000万婴儿因非母乳喂养而带来营养不良、疾病或死亡。”由此拉开了一场最初由慈善和宗教团体发起、耗时长达10年之久的抵制雀巢产品的世界性运动。反应最为激烈的是美国市场,这场抵制运动高举“维护母乳喂养”的大旗,指责以雀巢公司为代表的世界食品工业企业如何不负责任地在发展中国家大量销售其婴儿食品,反对雀巢公司等公司在这些国家倾销婴儿牛奶。

在婴儿奶粉事件的开始阶段,雀巢在舆论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过程中,其决策者对媒体采取了对抗的方式,将作者告上法庭。这场官司的结果,被告因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其“雀巢公司是婴儿杀手”的观点而败诉,但法官在宣布雀巢公司的产品事实上可以信赖时,却加上了一句评论,“如果公司想避免再受到道德和法律上的指控,必须改变产品推广程序”。雀巢虽然赢得了官司,却失去了媒体甚至于消费者的信任,之后大量的不利报道铺天盖地,加之雀巢的对经销行为和产品情况始终保密的做法,引起了抵制运动的全面爆发。美国新闻记者米尔顿?莫斯科维兹甚至称“抵制雀巢产品”运动是“有史以来人们向大型跨国公司发起的一场最为激烈和最动感情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