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多是填词歌曲，曲调有选自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的流行歌曲，也有选自我国的古曲和民间歌曲，但编配乐歌的人，大多数对原曲调依词意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说是一种新的创造。此后逐渐出现了模仿外国曲调新创作的国人自制歌曲，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歌曲，新鲜、别致、生动活泼，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并被誉为近代新音乐。现存沈心工的《学校唱歌集》（1904年）、曾志志的《教育唱歌集》（1904年）、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1906年）、华航琛的《共和国民唱歌集》（1912年）、以及无锡城南公学堂编的《学校唱歌集》（1906年）、叶中冷的《小学唱歌集》（1906年）等，保存了乐歌运动时期（清末民初）传唱的大部分优秀歌曲，是我们研究近代音乐史的宝贵资料。
“学堂乐歌”的兴起被视为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开端，它对中国民族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性的传统音乐文化，宣传配合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使中国的普通音乐教育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集体唱歌的形式和群众歌曲体裁在中国也得到了肯定和传播。通过乐歌活动，涌现了一批近代最早的音乐教育家，并使西方的音乐书籍、乐曲、乐器、记谱法等迅速流传起来，这一切为“五四”后新音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十节 音乐理论著作
明清时期的音乐论著很多，戏曲方面有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焦循的《剧说》；理论考证方面有清代姚燮的《今乐考证》、凌廷堪的《燕乐考源》、陈澧的《声律通考》；古琴专论有明末徐上瀛的《溪山琴况》等。
《闲情偶寄》共有16卷，分词曲、演习等部。词曲部论述了戏曲的结构、语言、音律等问题；演习部论述了戏曲的排练、表演、歌唱、念白等。这是一部总结戏曲创作和表演经验的专著，在戏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乐府传声》论述了昆曲演唱中的咬字、吐字、发声以及思想感情的表现等问题，还提出了以“正字音、审口法、别宫调、重曲情、放松喉咙”为唱曲原则。这些见解对民族声乐的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剧说》汇集了唐宋以来散见于166种古书里论曲、论剧等的文字，书中对剧目题材、角色起源、演唱艺术等做了许多探讨、分析和评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史料的戏曲论著。《今乐考证》录载了宋元至清咸丰以前的杂剧和传奇作家512人，作品2066种，并摘录了诸家有关论曲的文字，考订了戏曲、曲艺、舞蹈、工尺、乐器等的来历和演变。这是一部研究戏曲史和音乐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燕乐考源》是研究隋唐燕乐的来源及其宫调体系的专著。《声律通考》论述了燕乐调和一般乐律问题，并考证了风雅十二诗谱和宋俗字谱。这两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溪山琴况》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古琴演奏方面的丰富经验。该书把冷谦的《琴声十六法》补充成二十四况，并逐条进行了阐述。这是一部研究音乐美学的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颇大。
第十一节 著名音乐家
1.朱载堉（1536—1611年）
明代乐律学家、数历学家。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安徽凤阳人。其父朱厚烷是明仁宗五世孙，嘉靖中袭封郑恭王，精通数学和律吕。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因皇室内讧，被削去爵位，禁锢凤阳。此时朱载埔年仅15岁，便筑土屋于宫门外，席槁独居，刻苦研究律学、数学和历学，隆庆时，其父冤案平反，他也随着进宫。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朱厚烷逝世，朱载堉理应承袭爵位，但他上疏朝廷将爵位让给了别人，自称道人，在怀庆著述终身。墓地在今河南沁阳九峰山下。
他的有关理论著述大都收集在著名的《乐律全书》里面。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巨著，包括乐律、乐经、乐谱、舞谱、算学、历法等方面的14种著作。在《律历融通》、《律吕精义》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他创造的“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他在研究和计算此律时，改变了历代研究乐律时沿用的三分损益法而采用等比数列原理和乘方、开方等多种计算法。现将主要运算法简述如下：
设黄钟正律的长度为1尺，黄钟倍律的长度为2尺：然后把黄钟倍律开平方，求得蕤宾倍律与黄钟正律的长度比值为1.41421（八度的1，2），再把蕤宾倍律开平方，求得南吕倍律与黄钟正律的长度比值为1.18920（八度的1／4），再将南吕倍律开立方，求得应钟倍律与黄钟正律的长度比值为1.05946（八度的1／12，即十二律相互间的比值数），最后以1.05946依次去除各律，即得十二律之数。算式如下：
黄钟倍律2
大吕倍律2÷1.05946：1.88775
大簇倍律 1.88775÷1.05946=1.78179
夹钟倍律 1.78179÷1.05946=1.68179
姑洗倍律 1.68179÷1.05946=1.58740
仲吕倍律 1.58740÷1.05946=1.49830
美宾倍律 1.49830÷1.05946=1.41421
林钟倍律 1.41421÷1.05946=1.33483
夷则倍律 1.33483÷1.05946=1.25992
南吕倍律 1.25992÷1.05946=1.18920
无射倍律 1.18920÷1.05946=1.12246
应钟倍律 1.12246÷1.05946=1.05946
以上各律的数字，原计算到小数点后二十四位。这在四百年前运算工具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精确的程度。他的这一发明彻底解决了历代众所关注的旋相还宫问题，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进呈朝廷，希望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实施，结果统治者以“宣付史馆，以备稽考”了之。他发明十二平均律的时间，从《律学新说》序看，约在万历十二年，即公元1584年。如果从《律历融通》作序的时间看，可能在1581年以前。
朱载堉在发明十二平均律的同时，还发明了“异径管律”。“异径管律”对解决管乐器的“管口校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此，他还根据十二平均律改制过编管、编钟及笙等乐器，研究和整理了不少戏曲史料和民间曲调。
2.沈心工（1870～1947年）
原名庆鸿，号叔逵，笔名心工。上海人。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念书。1901年任教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02年去日本学习，在东京留日学生中组织了“音乐讲习会”，研习乐歌的制作。回国（1903年2月）后在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创设乐歌课，任乐歌教师，并在务本女塾、龙门师范以及沪学会等处教授乐歌。1904年编配出版了近代最早的学校唱歌教材《学校唱歌集》初集。1911年任该校校长。1912年出版《重编学校唱歌集》六册。1913年出版《民国唱歌集》四册。1927年2月辞职离开学校。1934年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和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委员，完成了《家庭历史小说》、《归鹤轩投壶杂录》的写作和《皕◇琴谱》的考订整理。1937年编成《心工唱歌集》（1945年出版），1938年后与“今虞琴社”往来，为复兴“琴歌”作过许多尝试性的工作。
沈心工是我国近代乐歌活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音乐教育家，在政治上一向赞同革命派的各种政治主张和革新要求，在文艺上提倡俚俗，反对奥雅。他写的歌词和编配的歌曲，词意通俗易懂，具有时代精神，曲调流畅优美，注意了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如《赛船》、《竹马》、《兵操》等，形象鲜明，生动活泼，易唱易记，甚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何日醒》、《革命军》、《爱国》、《美哉中华》等，充满革命激情，启发青少年努力奋斗、振兴中华的爱国思想；《女子体操》勉励女青年学习本领、锻炼身体，做20世纪的女英豪；《地球》、《铁匠》等向青少年进行了爱祖国、爱科学的教育。总之，他的歌曲从多方面宣扬了近代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少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的歌集大多是选曲填词的歌曲，但他在编配歌曲时，对选用的曲调从不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根据歌词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工和改编。《学校唱歌集》中说：“凡调之高下及拍子缓急，均视学生心理及生理现象随时酌改，故与原曲调间有出入。”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是难能可贵的。他填词的歌曲有180余首，作曲的有10余首。在创作的歌曲中《黄河》最为突出，近代著名音乐家黄自曾说：“这个调子非常雄壮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见。”这是对《黄河》的极好评价，也是对当时音乐创作情况的真实反映。
他很重视音乐的教育和宣传作用，他在《学校唱歌集》编者大意中说：“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扬精神，激扬思想”。因此他积极提倡音乐教育，编配和推广唱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如选歌应注意“歌义之浅深，乐曲之难易以及时令之先后”；唱歌应注意儿童心理和生理变化，在“变声期内不可唱歌”等。为我们认识学校音乐教学的规律，更好地指导青少年音乐活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1927年后，他虽然离开了学校音乐教育，但对音乐仍很热爱。除整理出版自己的歌集外，还考订古琴音乐、填配新琴歌、创作新歌曲等，为我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3.李叔同（1880～1942年）
名文涛，又名岸，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小时在天津县学念书，并从师学习诗词、书法和篆刻。戊戌变法后，对康有为甚为推崇，自刻印记“南海康君是吾师”。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并与友人筹建了文化社。1906年在上海城东女校任教，编配出版了《国学唱歌集》初编。同年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绘画与音乐。在日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编辑出版了《音乐小杂志》（在日印好后，寄回上海发行），并与曾孝谷等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话剧组织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逸事》等剧。他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观众的好评。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从事音乐和图画教学。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逝世于福建泉州的开元寺。
他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音乐教育家之一，博学多才，在艺术领域里有很高造诣。早年编配的歌曲和参与的各种文艺性活动，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以及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振兴中华的志气。在音乐和图画教学中，培养了近代早期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大批艺术人才，并积累了丰富的乐歌教材和教学经验，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期间（1912～1918年），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同志和蔼可亲，深得师生的好评。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对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先后配备了钢琴3架、风琴56架。他创编的歌曲，词曲结合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早年用民族器乐曲《老六板》编配的《祖国歌》，表现了对祖国存亡的深切优虑；《婚姻祝词》宣扬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填词的《满江红》和《大中华》表现了对辛亥革命和伟大祖国的赞颂；《采莲》、《春游》、《送别》、《西湖》等歌，形象鲜明，生动活泼，被各地学校编入唱歌教材，得到广泛流传。还有一部分作品，由于受出世思想的影响，表现了一种消极、感伤的情调。如《落花》、《悲秋》、《晚钟》等。这些歌曲的内容缺乏积极意义，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流传不广，影响不大。
他的歌曲大多是采用西洋曲调填写新词，或选适当的词曲进行编配，自己作曲的歌曲只有三首，即《春游》、《留别》、《早秋》。现收集到的30多首歌曲，发表在丰子恺编的《李叔同歌曲集》里。他写的歌词，一般较秀丽，既有韵律又有意境，编配的歌曲，词曲选择和结合均较好。自己作词作曲的《春游》（三部合唱）是近代早期的小型合唱曲，结构严谨，曲调优美，一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他出家后，对音乐教育仍很关心。1931年应邀撰写了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等歌词，由刘质平等人谱曲试唱后，定名为《清凉歌集》。1936年又应厦门市邀请，创作了充满爱国热情的《厦门第一届运动会歌》。尽管如此，他过早地离开了音乐工作，因此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对近代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是一个莫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