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太平军先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5月出师北伐和西征。西征军沿江西进，攻占安庆、九江、汉口、汉阳，江忠源向皇帝奏报，请咸丰下旨让湘军出师作战。几次催促，曾国藩皆以水师未成、船炮不齐、编练未就而拒不出战。咸丰几度下旨催逼，曾国藩提出一个三江、两湖数省军队统一部署、联合行动的战略计划，遭到咸丰的斥责。原来，咸丰此时并不知曾国藩的长远谋略，亦不知湘军水陆师的实际情况，催他作战，也只是以为湖南乡勇可用，让他配合绿营。岂料曾国藩不仅不出，反提出数省合防的战略计划，便以为他口出狂言，下旨斥责说：“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旨，既愤激，又惶恐。愤激者，以为两年前自己的犯颜直谏，咸丰仍耿耿于怀，且不理解他编练军队的“血诚”；惶恐者，太平军势力浩大，绿营军三年的惨败，他若率师作战，是否能胜，确无把握，若一旦失败，就真的是贻笑天下了。
所以，越是这么想，皇帝越是催得紧，他越是不出战。
然而不久，自己的师友江忠源、吴文镕先后败死，内外压力和愧疚之心使他再也沉不住气。
吴文镕是曾国藩考进士时的阅卷大臣，是他的恩师。先为贵州巡抚，太平天国进攻长江数省时，又调为湖广总督。西征军攻武昌，吴多次向曾国藩求援，亦向咸丰大力推举曾国藩的水陆师情况，曾竟不赴援。咸丰四年一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吴领军在黄州堵城与太平军大战，军溃，吴文镕投水自杀。
吴文镕死前还给咸丰上疏，认为皖湘数省，只还有曾国藩一军可战，并写了一封遗书给曾国藩，让他好自为之。
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在日后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羽翼未丰莫轻动。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为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此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唯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谕”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经过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现实世界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人成大事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不可锋芒毕露。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致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有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表现在他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