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以及邴元纮、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杜、邴、胡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是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人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
名字的由来
古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号、谥等，其意义也是一样，如《颜氏家训》中就讲“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即名是用来辨正名分，适符实体的，而字主要是用来表明志向和德操。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与古人的“名”、“字”是不同的，今天人们只有名而无字，统称为名字。当然，从个人的符号这个意义上讲，名、字、号、谥都是一种“名字”。字，可以说是名的补充，延伸，是名之外的又一个称谓符号。但字与名在意义和用途上是有区别的。
按照我国古代礼仪，男子20岁时，要结发加冠取“字”，这时就认为他已成年，可以娶妻立室进行社交活动了。而女子则在15岁举行笄礼（即别上簪子束发）时取字，表示已可以许嫁婚配，我们经常用的成语“待字闺中”、“尚未字人”指的就是女子尚未到取字的年龄，即尚未成年。可见，取字是表示成年的标志。
取字在古代一般只限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名无字，所以字也有表示社会地位的作用。如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及其许多文臣武将如萧何、韩信、陈平、樊哙、灌婴、周勃等，都是有名无字，那是因为他们在显贵之前，或是刀笔小吏，或是贩夫走卒，是无资格取字的。刘邦手下的文臣武将中，独有那个被刘邦赞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留侯张良字子房，这是因为他出身子韩国贵族家庭。
古人取字，往往是从与名的联系考虑，字往往是名的解释或补充，二者互为表里，故字又称“表字”。《白虑通义·姓名》说：“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古人的名、字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有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语义变迁；这种联系表现得比较隐晦就是了，但也不外就是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字与名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如屈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广平曰原”，平、原同义。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符亮，明、亮同义。周瑜，字公理；诸葛瑾，字子瑜，瑜、瑾都是美玉。陆游，字务观；秦观，字少游，观，与游之义相近。现代文学家沈德鸿，字雁冰，鸿即雁，同义。
2．字与名意义上互为补充说明，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意为乐天知命，故而居之甚易。三国猛将张飞，字翼德；南宋名将岳飞，字鹏举，都是取翼、鹏奋飞之意。北宋文学家苏拭，字于瞻，《说文解字》释“拭”：“车前边”；释“瞻”：“视也”。《左传“庄公十年》有句“登拭而望”。可见拭，瞻意义相近。北宋词人刘过，字改之，取“过而改之”之意。现代语言学家陈望道，字任重，取义“任重道远”。
3．字与名的意义相反，如孔子的弟子曾点，字皙，据《说文解字》“点，小黑也”又：“皙，人色白也”。黑白分明，其义相反。还有韩愈，字退之；朱熹，字符晦；晏殊，字同叔；清代散文家管同，字异之，其名与字意都是相反。
4．将名拆开组成字，如明代文学家刘侗，字同人；清人林传，字古人。
5．取字用“伯（孟）、仲、叔、季”等字。用“伯（孟）”的排行老大，如蔡伯喈（蔡邕），班孟坚（班固），刘伯温（刘基）；用“仲”的排行第二，如东汉哲学家王仲任（王充）‘三国吴主孙仲谋（孙权），唐代诗人钱仲文（钱起）；用“叔”字的排行第三，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秘叔夜（嵇康），北宋词人曼叔原（晏几道）；用“季”字的自然是排行最小，如唐代诗人贺季真（贺知章），王季凌（王之焕）。
6．取字用男子美称字，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辞赋家扬雄字子云；三国时刘备字玄德；杨修字德祖，南北朝文学家字文通。
7．取字用典籍诗词名句，如曹操孟德，取自《荀子·劝学篇》“夫是谓之德操”。清代文学家钱谦益字受之，出自《尚书》“谦受益”。康有为字广厦，取意杜甫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古人对于名、字的使用是十分讲究的，名与字用于不同的场合、对象。一般地说，自称用名，尊长对于晚辈、师长对于弟子、位高者对位卑者也可以直呼其名。而字可以说是专供别人称呼的，尤其是位卑者对位高者，平辈间称对方尊长，都应称其字，以示敬重。如《论语》中，孔子均自称其名“丘”，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对其弟子则称其名，如：“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里的“回”是额回，字子渊，孔子直呼其名“回”。相反，如果位高者对位卑者，尊长对晚辈称其字，那就是一种殊待遇了。如汉景帝说：“天下方有急，王孙可以让邪？”王孙是窦婴的字，他在西汉初年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汉景帝任为大将军，因功封魏其侯。据《唐语林》记载：杜甫在成都做严武的幕僚时，在一次喝醉了酒后，说：“不谓严挺乃有此儿。”因为他说了严武之父的大名，严武怒不可遏，说：“杜审言（杜甫的祖父）孙子捋虎须耶？”因为称名不当简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由于名是贱称，所以在我国古代，对于位高者、尊长者的名都要“避讳”，即对于他们的名所使用的字都不能现使用。凡是遇到相同的文字，或者更换成其他的文字；康熙皇帝名玄烨，于是南京玄武湖一律写成元武湖；或者将应避讳的字空着未写，或写成“某”字，或写成“讳”字，如唐人撰《隋书》，因避李世民的讳，将王世充，徐民勋（徐藏功）写成“王充”，“徐勋”，后人不知是讳名，就写成了王充，徐勋。再如周公姬旦在周武王病重时，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的在天之灵祈告说：“唯尔元孙某，遘（gòu）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王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周公因避其兄武王姬发之讳，以“某”代之。这句话译成白话就是，“你们的长孙姬发，得了重病。假若三王在天之灵，有需要子孙去侍候你们，就让我姬旦来代替姬发吧！”避讳还有的表现将避之字的某一笔缺而不写，由此产生了许多怪字。由于时代的进步，那些怪字现代用字已不多见了。字的产生是为了“敬名”，一个人幼而有名，冠而有字，如同一门二锁，在进入社交场合后，就可以因地制宜地称呼字或名了。因为在古代，什么场合称名，什么场合称字是十分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