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丢了，反革命打了革命的屁股，把我们的屁股打青、打肿、打得个稀巴烂。人没有屁股，怎么坐得住啊！只好走，从江西走到湖南，还要走，一直走到我们屁股好了为止。到湘西去，固然好，贺龙同志早就搬好凳子等我们去坐了，可是我们屁股没有好，有凳子也坐不稳。况且，据邓发截收的蒋军无线电电报可以判定：蒋介石已经派了25万牛头马面各执生死牌，等着打我们的板子。我们旧伤没有好，又等着挨打，哪个有铁屁股，哪个去挨打好了，我毛泽东是要先找个地方养养伤，等坐得稳了再去找反革命算账，到时候，你看我来打日本鬼子同老蒋的屁股吧！我要打得他在中国坐不住！”
通过这番通俗易懂、有理有节的讲话，与会者自然作出了与毛泽东观点相同的决定。
多使用群众口头中常用的大众化语言，也可以使表述更为通俗易懂，增加语言的特殊表现力。大众语言来自于人民大众，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它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在说话中巧妙地运用，能够增强说话的感染力。
俗语是通俗而广泛流行的定型语句，简练形象。恰当地引用俗语，可以增强说话或演讲中的幽默感和说服力。
谚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语言，经历了千百年长期传诵，千锤百炼，凝结着劳动人民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智慧。谚语具有寓意深长、语言精炼、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特点。谚语和俗语一样，也可以为语言增色。
1985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到苏联访问，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在欢迎仪式上，前苏联领导戈尔巴乔夫说：“总统先生，你很喜欢谚语，我想为你收集的谚语再补充一条，这就是‘百闻不如一见’。”
戈尔巴乔夫之意，当然是宣称他们在削减战略武器上有行动了。
里根也不示弱，彬彬有礼地回敬道：“是足月分娩，不是匆忙催生。”
里根的谚语形象地说明了里根政府不急于和前苏联达成削减战略武器等大宗交易的既定政策。
两国领导人经过紧张磋商，在某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都表示要继续对话。戈尔巴乔夫担心美国言而无信，于是在说话中用谚语提醒：“言必信，行必果。”里根也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句谚语：“三圣齐努力，森林就茂密。”
两国领导人都是说话高手，巧妙地运用谚语进行磋商，收到了其他语言难以达到的效果。
歇后语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歇后语一般由前后两截组成，前半截是形象的比喻，像谜面，后半截解说，像谜底。在谈话中恰当运用歇后语，可以增强谈话的趣味性，增加语言的表现力。
例如，为了说明某人工作开展缓慢，可说：“他呀，大象屁股——推不动。”为了说明自己没有能力办这件事，可说：“我是丫鬟带钥匙——当家不做主。”为了说明办了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可说：“我办的这事真是公公背儿媳——费力不讨好。”等。
以上技巧通常是说，在语言运用上，要擅于运用已有语言文化宝库中的珍贵宝藏，使我们讲话通俗易懂，为大众所接受。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领导更要注意语言的深入浅出，通俗明晓，这就要求讲话者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架子，把自己摆在与广大听众平等位置上，只有先平易近人，才可至真至纯。
李瑞环在任天津市长期间，有一次到天津大学和大学生对话座谈。针对北京、西安等地一些大学生因国际问题上街游行影响社会治安的问题，为防止天津发生类似的事情，李瑞环同志决定放下架子，平等对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一是听听你们的意见；二是和你们共同探讨一些你们关心的问题。我希望你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也有什么说什么。”几句话，打破了领导与大学生之间的界限。这里没有市长和大学生的区别，大家权力平等、地位一样，共同探讨问题。有人提出“怎样看待大学生的价值问题”，李瑞环同志是这样发言的：“人们怎么看你们，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怎么看自己。你们看没看到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大学生自己认识没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没认识到将来肩负的历史重任？要叫别人看重自己，首先自己看重自己。大学生要把自己摆在未来主人的位置上来要求，要有使命感。”“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想挤进天津大学的有多少人？家里对你们寄予多大的希望？你们要珍惜时间，集中精力，认真读书学习，为将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打下雄厚的基础。”在这两段话中，李瑞环同志的第一段话着重谈大学生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价值，说的是十分浅显的“大学生是未来主人”的客观规律，虽有政策色彩，但语言平朴恳切，寓深刻的人生哲理于平凡的语言中，没有任何说教的气氛。第二段话简直是在拉家常，学生听来十分亲切。这些平易的话，李瑞环同志说来通俗，大学生也听得明白，切情入理，自然达到了座谈目的。
简洁
清代画家郑板桥有诗云：“削繁去冗留清瘦。”当今语言大师们则认为：言不在多，达意则灵。可见，用最少的字句，包含尽量多的内容，是当众说话水平的最高境界。滔滔不绝，出口成章，是一种水平，而善于概括，词约旨丰，一语中的，同样是一种“水平”，而且更为难得。
要做到简洁明快，首先要做到长话短说。
所谓长话短说，即是以简驭繁。老舍说：“简练就是话说得少，而意思包含的多。”话少而意思也少就算不得简洁。
毛泽东同志是最善于长话短说的。他用“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来比喻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艰巨而漫长，用“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来赞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用“妇女能顶半边天”来说明妇女在建设中的巨大力量。最多不过十几个字，却含意丰富。
毛泽东喜欢讲短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篇讲话中，总共用了1100字，就把认识论的一个关键哲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现在也有许多领导人善于长话短说。例如：
1981年世界杯女排赛最后一场中日之战，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下，中国队的姑娘们兴奋不已，第三、四局却却打得毫无章法，输得稀里糊涂，袁伟民一再暂停，面授机宜，却不见成效。怎样才能使女排姑娘镇定下来，获得全胜的真正冠军，不失中华民族之志呢？在第五局开始前的短暂时间里，主教练袁伟民说了几句话：“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祖国人民在电视机前看着你们，要你们拼，要你们搏，要你们全胜。这场球不拿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姑娘们在这语重心长的话语下，胜了第五局，赢得了全场比赛。在简短的几句话、几十个字中，流淌出含义广阔、内容丰富的带血之言：中国人的风貌，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尊严，祖国人民的期待，以及这场球的关键意义，姑娘们自身利害得失等等，袁伟民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成效立竿见影，可见长话短说的神奇力量。
讲话简洁还必须做到中肯实在，当众讲话不在乎长短，关键要中肯实在，字字珠玑，说到听众的心坎里去。群众最喜欢的是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对于那些空话套话，他们不但不愿听，甚至觉得是受精神折磨，是浪费时间。
邓小平喜欢开短会，讲短话。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说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重复的说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有人问马克·吐温，演讲词是长篇大论好，还是短小精悍好，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洲传教士苦难的生活。当他说了5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50元；当他接着讲了10分钟后，我就决定把捐助的数目减至25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后，我又在心里减到5元；最后，当他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哀求捐助并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反而从钵子里偷走了2元钱。
这个幽默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还是短一点、实在一点好，长篇大论、泛泛而谈容易引起听众的反感，效果反而不好。
讲短语是一种水平，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技巧，甚至比讲长话要难，更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
含蓄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人们总会遇到一些不便直言的事情或场合，这就要求我们要掌握委婉含蓄的说话技巧。含蓄就是在交谈或论辩中，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是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示本意，带有哑谜特色的一种当众讲话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记者问萧伯纳：“当今世界上你最崇敬的是什么人？”萧伯纳答道：“要说我所崇敬的第一个人，首先应推斯大林，是他拯救了世界文明。”记者接着问：“那么，第二个人呢？”萧伯纳回答：“我所崇敬的第二个人是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他发现了相对论，把科学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为我们的将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他对人类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记者又问：“世界上是不是还有阁下崇拜的第三个人呢？”萧伯纳微笑道：“至于第三个人嘛，为了谦虚起见，请恕我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
细加揣摩便会明白萧伯纳的本意，记者们心领神会，对萧伯纳含蓄幽默的说话技巧钦佩不已，同时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在日常交际中，人们总会遇到一些不便说、不忍说，或者是由于语言环境的限制而不能直说的话，因此不得不“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故意说些与本意相关或相似的事物，来烘托本来要直说的意思，使本来也许十分困难的交往，变得顺利起来。
在以下情形你可以试用委婉含蓄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你要表达难以启齿的事物、行为或要求时，含蓄的方法可帮你解围。
《贵阳晚报》曾介绍过一位卖夜壶的老大爷与一个顾客的对话：
冬天，一个顾客见有久违的夜壶上市，而且质量很好，造型别致，便去挑选。但选来选去，总感到太大，便自言自语道：“好是好，就是大了点。”
老大爷闻言，笑道：“冬天——夜长啊！”
顾客一听，会心地笑了，于是买了一把。对话中，这位老大爷用“冬天——夜长”一句话，含蓄地表达了“夜长尿多”的意思，幽默风趣。
对有些棘手的问题不便明言，但大家都能明白时，为照顾对方面子，维护自己的尊严，当众讲话时可含而不露，让听众去自己体会。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与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在18号楼，而国务卿罗杰斯等人住在不远的6号楼，基辛格以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就觉察出周恩来十分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权力设置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制度。
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落座，周恩来总理和美国客人一一打过招呼，寒暄中不时开几次小小的玩笑，以活跃气氛。
当时由于中美未正式建交及历史原因，很多问题的表达都让人感到棘手。如何才能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不令对方过于难堪成了外交活动的理想境界。在谈判时，采用含蓄的方式既能表达自己的意思，令对方一思即得，又能使谈判顺利进行，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就鲜明地体现在对含蓄方式的运用上。
晚上，在欢迎尼克松总统一行的酒会上，周恩来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
这一“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真是绝妙，它既使在座的人们知道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干涉，又不伤美国人的面子。听到这一“原因”，在场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心照不宣，相视一笑。
当你发现领导或长辈确实犯了错误，又不便直接指出时，借助含蓄语言可以起到劝导作用。
齐景公滥用酷刑，百姓怨声载道。晏婴一直想借机劝谏。一天，齐景公对晏婴说：“先生的房子离集市太近，狭小潮湿，喧闹而多尘土，我想给你换一处好房。”晏婴推辞说：“离集市近，也有好处，买什么东西出门就到，再说，怎么敢烦劳众乡里帮我盖房搬家呢？”景公笑了笑，道：“你离集市近，了解市价行情吗？”晏婴点点头。景公说：“那你说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当时齐景公对百姓采用的酷刑是砍掉双腿，因此市场上卖假腿的很多。于是晏婴趁机说：“踊贵履贱。”意思是说市场上假腿需求量增大而不断涨价，而鞋却十分便宜。齐景公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从此免去了砍腿的酷刑。
为防止产生误会，造成隔阂，也为了让对方接受建议，对一些特殊人物可采用婉言批评的技巧。
曹禺《日出》中方达生和陈白露有这样一段对话：
方：竹均，怎么你现在变成这样——
陈：这样什么？
方：呃，呃，这样地好客——这样地爽快。
陈：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
方：（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些——
陈：我知道你心里是说我有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不是？
在这段对话中，方达生本意是要批评陈白露“太随便”，但这样说怕伤了对方，而使用“好客”“爽快”“大方”等词语，婉转地批评了陈白露，使陈白露自然地警觉起来。这种婉言批评是一种正话反说，还有一种方法是先隐后现，即先引其亮出观点，而后提出事实，证明其观点错误，使其自我否定，达到教育目的。
当你不愿、不必或不需对一些错误言行进行直言批评时，运用含蓄的语言进行委婉、间接的批评，既可以给被批评者留面子，又能一语点透。永远要记住如果你不采用含蓄的语言进行委婉、间接的批评，而是严辞厉句地批评别人，也许你早就忘记了，可是，被你伤害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忘记。
中国人很看重“面子”问题，在同事、朋友间相互批评时也要注意这一点。生活中有不少人不是这样，常常无情地剥掉别人的面子，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却又自以为是。其实，只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对那些性格内向、爱面子或工作中偶有疏忽和性格敏感多疑的人，只需含蓄地表示一下这种批评意思，就能达到理想的目的。
查尔斯·史考勃有一次经过他的钢铁厂，当时正是午休时间，他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抽烟，而在他们头上，正好有一块大招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道：“严禁吸烟。”史考勃没有指着“严禁吸烟”的牌子大声呵斥，而是朝那些人走过去，友好地递给他们几根雪茄，说：“诸位，如果你们能到外面去吸掉这些雪茄，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了。”大家一听，想到自己违反了厂里的规定，于是个个将烟头熄灭了。史考勃的批评是含蓄地表露出来的，而且充满了人情味，因此，这样的批评谁都愿意接受。
当你不能肯定自己的某些要求愿望是否合理，别人是否支持，或为顾及风度不便直言提出时，借助含蓄语言可以帮助你维护自尊，避免尴尬，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