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太祖任人而不任法，以处他事则可，以处刑狱则不可，此《刑法》之不可无也。史律令之明，条章之具，使罪应其法，法应其情，奸吏犹且为之轻重，况无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书，张官置吏，所以行其书耳。然有司所执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权，宽缘坐而严故人，命士人以典狱，责御史无冤民，此太祖用刑之权。” 由此可见，宋太祖在推行法律的过程中，也贯穿了他的仁政思想。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矣。”进而又说：“生命是我所爱好的，仁义也是我所爱好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里所说的义，就是仁义。在孟子看来，仁义比生命还要可贵；在宋太祖看来，仁义是安邦治国必不可少的柱石，也是一切权术的最终出发点。宋太祖以仁治天下，还表现在严禁官员责骂奴婢和下属。奴婢，自古以来身份低微，受凌辱责骂本是常事，惨遭主人杀害的，亦不在少数。太祖在位期间，奴婢被残害的事情，仍然存在，但经过太祖的努力，奴婢的境况较以往有了很大改观。太祖的心腹将领李继勋自从被解除兵权后，一直郁郁不乐。为了取乐，他经常从奴婢身上割肉，太祖得知此事，非常震怒。经核实后，太祖虽看在“义社十兄弟”的面子上不忍严办，但为了惩罚犯罪，还是把他流放到地处荒僻的海边。为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太祖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下令：开封、河南府从今以后奴婢无故致死者，有关长吏必须立时下去检验。为倡导仁政，太祖还严禁官员对下属过分责罚。当时掌管绫锦院的官员名叫周翰，颇有文采，极得太祖赏识。他虽然饱读诗书，对下人却非常苛刻，属下的锦工稍有过错，便下令施以杖责之罚，引起属下不满。太祖听说后，对周翰很是不满，斥责道：“你难道不知道别人的肌肤与你的是一样的吗？你怎能忍心对下属如此酷毒呢？”并准备让周翰也尝尝杖责的滋味，后因周翰认错态度比较诚恳，才放他一马。帝王对国家的治理不能事必躬亲，只能依靠文武百官来代行天子之权。而百官也是良莠不齐。如何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其长而隐其短，最大限度地实现天下大治，就需要君主的驭下之智和控制能力了，宋太祖用一个“仁”字，轻松解决了这个困扰古今帝王的大难题。历代统治者对百官的控制各有手段。武则天重用酷吏，明成祖开设厂卫，用严密的特务组织监控官员的言行，使得百官人人自危。东汉后期的皇帝则对百官放任自流，不管不问，造成政出多门、群雄割据的乱世。如此看来，对百官的控制，严刑峻法不可取，放任自流也不足采，关键在于一个“度”，即对百官的合理控制。宋太祖便用“仁”把这个“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中国传统的儒家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智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贤德与才能。宋太祖以仁义为本，善待前朝遗臣，优恤各地降王，并能够给士兵和百姓以生路，实属不易。他的某些行为，虽是仁政，但细思起来不无收买人心之嫌。可是这样做，毕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宋太祖的仁义措施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和流血，使动荡的社会很快安定下来，大大加快了统一的进程，加速了统一后社会的安定繁荣。
善待谏臣
宋太祖为了控制百官，设立了台谏制度。对待手下的忠谏之臣，他一直虚心纳谏，择善从之。历代的治世，除了皇帝聪明贤达、开明进取之外，还需要一大帮忠臣谋士的良言作为辅助。他们的建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结果，是对君主决策的有益补充。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谏官”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职责有二：一是向皇帝检举、揭发犯有错误的同僚百官，帮助皇帝更真实、更有效地知晓群臣为国尽职尽责的情况；二是当皇帝本人做出不正确的决断或不当事情时，有责任规劝皇帝，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并加以改正。当然，做一个谏官实属不易，尤其是给皇帝提意见时，如果皇帝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而大怒，谏官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轻者受到责骂侮辱，重者治罪免职，甚至被处死。很多人相信这样一条原则：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历代的传统养成了中国人爱听好话的习惯，对奉承、赞颂之言，即使说得过了头，也只会笑骂一声“拍马屁”。从其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内心里还是非常受用的。相比之下，那些专门“批龙鳞”的谏官，他们对皇帝说的大多不是赞美之词，而是责问和批评。他们深信，既然自己承担了谏官的责任，又拿着朝廷发给的俸禄，就没有理由不尽心竭力地做好本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其中就有“批龙鳞”、“捋虎须”。除了这部分专职的谏官之外，其他的臣子们也有责任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帮助皇帝作出正确的决断。历朝历代，冒死进谏的忠臣数不胜数，但能够从谏如流的明君却屈指可数。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冒死进谏的忠烈之士基本都出现在暴君统治时期，而他们的命运自然会极为坎坷。商朝的丞相比干，为劝谏纣王不要残害百姓和官员，屡次直言劝谏，结果惹得纣王龙颜大怒，下令将比干的心剖开，看看到底是红色的还是黑色的。比干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劝谏者，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事迹，却永远被后人记住，流传久远。今天位于河南境内的比干墓，仍是游客们心中敬慕的圣地。中国文坛早期领袖屈原的命运也极为惨烈。作为楚国的权贵，屈原尽心辅佐楚王治理国家内政，同周边的邻国处理好关系。对楚王的行为，屈原也是诚恳地指出其不当之处，以期出现一个圣明的君主，把国家治理得繁荣强盛，让百姓们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生逢乱世，屑小当道，楚王早已被身边的佞臣谗言所围困，自高自大，听不进半句逆耳之言。在虚假的繁荣背后，早已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屡屡进献忠言的屈原，自然没有好下场，被刚愎自用的楚王一贬再贬，最后逐出朝廷，流落民间。看到自己的责任没有尽到，自己的国家日益衰微，满怀抱负的屈原痛心疾首，但也无计可施。为警醒世人，也为了唤起国人的良知，他选择了死，纵身投入滚滚的汨罗江中，将一腔热血与壮志随着江水汇入大海。当然，比干和屈原遇到的全是昏君和暴君，他们的努力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对于贤达的君主来说，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位从谏如流的开明皇帝。唐太宗手下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臣，名叫魏征。魏征本来是李世民长兄李建成的幕僚，当时兄弟二人争夺继承权时，魏征曾给李建成出了不少主意，后来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俘虏，李世民是一个爱才之人，颇有齐桓公的遗风。他并没有因为魏征原来是敌对方的谋臣而杀掉他，反而重用他，使之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魏征呢，也知恩图报，对唐太宗恪尽职守。对于唐太宗的过失，魏征坚持直言不讳，丝毫不顾及皇上的情面，经常在廷堂之上，当着百官的面，把唐太宗批评得下不来台。中国人历来是好面子的，皇帝的面子更为重要，它关系着皇权的威严。所以，唐太宗即使再大度，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有时被魏征在朝廷上一顿痛批之后，当时不好发作，回到宫中便大发雷霆。有几次甚至觉得魏征欺人太甚而想把这个讨厌的老头子杀掉，以解心头之恨。
但是，恨归恨，气归气。转念一想，魏征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是为了整个大唐的江山社稷，为了唐太宗自己的统治而进的金玉良言。所以，当魏征病逝之后，唐太宗悲痛万分，对左右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宋太祖深知谏臣的重要性，对于谏官所提的建议也予以重视。有一次，太祖在宫里花园中乘凉，命人召礼部尚书窦仪前来领取起草诏令的任务。当窦仪奉旨来到花园之时，看到太祖正光头赤脚坐在那里，便在门口停步不前。太祖等了许久，也不见窦仪前来，心中纳闷，便向左右打听。左右说窦尚书已经来了一会儿，一直站在门口不进来，原因是皇帝衣衫不整，于礼不合。太祖听后，立即想起刘邦召见郦食其的故事。连忙吩咐更衣，戴上皇冠，穿上鞋，然后令宦官召窦仪入见。窦仪进来后，马上进谏说：“陛下开创大宋江山，应当以礼示天下。臣虽不才，不足以令陛下看重，但恐怕天下的豪杰听到皇上不以礼待人，就会自动散离了。”宋太祖听后，立即正色危坐，谦逊地向窦仪承认了自己的失礼之处，并保证此类事情今后将不会再发生。御史中丞刘温叟作为一名谏官，对太祖的过失言行也敢于当面直谏。翰林学士欧阳炯性情豪放，不拘小节，又多才多艺，尤其擅吹长笛。宋太祖听说欧阳炯的特长后，便召他到便殿演奏一曲，以助雅兴。刘温叟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便殿，说有要事求见太祖。进入殿中，刘温叟马上向太祖直言：“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事。”太祖连忙解释说：“朕近来听说孟昶君臣溺于声乐，欧阳炯曾官至宰相，尚习此伎，因而被我擒获。今日召他吹奏，目的是想验证一下外面传言的真伪而已。”刘温叟知道太祖这是自找台阶，也不便过于为难他，就谦虚地起身告辞说：“臣愚，不识陛下鉴戒之微旨。”自此以后，太祖再也没有召大臣为他演奏伶人之事。还有一天晚上，刘温叟处理完公务准备回家。途中经过宫门时，仆役们看到宋太祖正率几个内侍在明德门登楼，便告诉主人。刘温叟本该回避，以示对皇帝的尊重。但刘温叟转念一想，太祖此时登楼有失仪礼，便想提醒皇上一下。于是，下令仆从照旧从宫门而过，前呼后拥，热闹非凡。第二天上朝之时，刘温叟出列请求奏事，对太祖说：“人主非时登楼，那么近侍们都希望得到恩惠，京城中的诸军也希望得到赏赐。臣所以昨夜在宫门前用仪仗队开路，呼喝而过，是希望陛下自己知道非时不登楼的礼制。”太祖一听，对自己的随意之举也深表后悔。宋太祖出身行伍，精通骑术，骑马打猎是他的一大爱好，即使当了皇帝以后，也经常纵马猎场。据载，宋太祖打猎之时，先由禁军划出场地作为围场，五坊各架鹰挟犬相随，浩浩荡荡。太祖一身戎装，弯弓搭箭，射杀围场中的飞禽走兽，每次斩获都颇为丰实。中午就地休息，召近臣赐给饮食，然后继续行猎，至太阳落山时方才回宫。公元975年，太祖又像往常一样率群臣到近郊围猎。在策马追赶一只兔子时，突然所乘的坐骑马失前蹄，将太祖摔于马下。这一摔，虽然没有伤着太祖，却摔出太祖一时的怒火。太祖爬起身，抽出佩刀，疯狂地向这匹马刺去，直到把马杀死才微微解了恨。过后，太祖自感当时很冲动，有点过火，便自责说：“我作为一国之主，轻事畋游，自己从马上摔下来，却迁怒于马，把它杀掉，它有什么过错呢？”此事对太祖的触动很大，他决定从此再也不从事劳民伤财的田猎。在《涑水纪闻》中，记载了一则“急于弹雀”的故事。有一天，太祖下朝之后在御花园中用弹弓打鸟取乐。正在兴头上之时，内侍禀告外面有一大臣，说有紧急公务请求皇上决断。太祖一听，急忙换上正装，召见这个大臣入内。可是一听奏告，把太祖气得大怒。原来此人所奏之事并非紧急公务，而是平常之事，并不是急于处理的要事。太祖大怒之下，斥问此人为何欺蒙圣上。此人回答说：“为臣觉得此事虽不甚急，但总比弹雀要急上千倍。”太祖听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暴怒之下，夺过侍卫手中的斧钺猛击此人的头部，结果打掉了这个人的两颗牙齿。这个大臣受此打击，却不慌不忙俯下身去，仔细地把牙齿拣起并吹净，揣于怀中。太祖一看，更是怒不可遏，气急之下骂道：“你把牙齿收在怀中，难道还想告我的状不成？”此人回答说：“我自然不能告皇上的状，但是自会有史官将此事记于史册。”太祖此时方知自己急中出错，连忙换了一副面孔，诚恳地向此人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