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之战的惨败，大大削弱了蜀国的实力，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刘备一生谨慎，却在伐吴这件事情上栽了跟头，因此他心情抑郁、神情恍惚，加上长期用兵，劳累过度，终于病倒了。他自感病势加重，于是派人去成都召请诸葛亮，嘱咐后事。《三国志》中这样记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备再命内侍传旨，向群臣宣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以尚书李严为副。刘备托孤不是简单的遗嘱交代，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导演的一场大戏。他事前想到了多种交代后事的方案，最终他选择这种托孤方式，这是慎重的。
首先，刘备觉得如果直接把辅佐大权交给诸葛亮，难保他日后权重压主，这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此时的诸葛亮又正处于权力日盛的地位，刘备想到自己死后，诸葛亮权力必然会上升到凌驾于刘禅之上的，所以直接托付方案被否决。其次，刘备还考虑了自己死后，肯定缺少一个核心力量，这将威胁到根基不稳的蜀汉政权，因此必须尽快树立一个核心人物。刘备的考虑是：这个人必须足智多谋，同时还有治国统兵的才干。经过权衡，刘备把视线停留在了诸葛亮的身上，只有他才符合自己的要求，于是他让自己的3个儿子拜诸葛亮为父，并说出了那番托孤的话来，就是要告诉其他大臣，诸葛亮是我死后法定的主政之人，从而确保了自己死后蜀汉政权的稳定。再次，刘备还借托孤探明诸葛亮的心思，并且引出了诸葛亮发誓绝不觊觎帝位的口头保证，这是刘备的杀手锏，也使后世一直把他放在了枭雄的位置上。最后，刘备仍然不放心，还把李严放在了诸葛亮的身边，给予他托孤的副手权力，名义上是副手，实际上是监督者，后来李严处处掣肘诸葛亮，这也是蜀汉前期伐魏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刘备这样安排却是聪明的，目的就是不让自己死后帝位换人、政权改姓。刘备托孤给李严，是有用意的，他认为诸葛亮权力过大，如果不安排一个人来牵制他，诸葛亮很有可能会篡夺刘禅的帝位。于是刘备选择了李严，李严依照刘备的意图，处处显示自己也是刘备的托孤大臣，不服从诸葛亮的管束，给诸葛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最后被诸葛亮找了一个借口流放了。虽然李严为人不怎么样，但是在抑制诸葛亮方面，他还是做得很好，可见刘备措施还是很周到的。刘备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让李严做诸葛亮的副手，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当然，李严得到如此殊遇，一方面，因为他的才干和功劳；另一方面，刘备也把他看做是刘璋旧部中能效忠于蜀汉的典型。从此，李严作为顾命大臣之一，官职不断升迁，先后任前将军、骠骑将军等高级武职，地位日渐显赫。李严权高位重之后，再也不思进取，自身的缺点和贪欲不断膨胀，非但没能再有建树，反而为了诸葛亮实现统一大业的掣肘。李严在家乡做官时，为人就刻薄，贪图私利。家乡人编了顺口溜说：“李严这个人切勿与他亲切，他像鱼鳞一样又滑又刺人。”李严在蜀汉位居高官后，更一味地追逐权力和名利，尽量扩大家产。他劝诸葛亮接受九锡(封建时代帝王对臣子的最高待遇)，晋爵称王，其用意在于随诸葛亮之后也可大大提高自己的官职地位。这也是试探诸葛亮，如果他真的接受自己的建议，李严肯定会趁机铲除诸葛亮。好在诸葛亮婉言谢绝了，并告诫他要以国事为重。后来，诸葛亮准备率军伐魏时，要李严将所辖部队抽调两万人去协助镇守汉中，李严想方设法推诿刁难，不但没派出一兵一卒，反而要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另置江州，任命他做了江州刺史。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等率魏国大军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一面率蜀军据险以待，一面再次命李严率部到汉中增援，要他到汉中坐镇。李严根本不知军情的紧急，又提出了待遇问题，诸葛亮只得上表朝廷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刺史。李严这才前往汉中增援。诸葛亮对李严几次让步，均考虑到彼此都是顾命大臣，应该齐心协力完成伐魏大业，所以没与李严计较。有人对诸葛亮提起李严年轻时，家乡的人就极难与之相处时，诸葛亮笑着说：“不可亲近，离他稍远点不就行了吗。”李严到汉中后，诸葛亮又不顾同僚们对李严的议论，让他留守大本营，把处理政事的权力交给了李严。对诸葛亮至诚待人的行为，李严毫无感悟，不仅仍坚持追求私利，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对诸葛亮阳奉阴违，终至贻误军机大事，并嫁祸、诬陷诸葛亮。公元231年春，诸葛亮挥军再出祁山进攻魏国的陇西，李严留守汉中并负责督运军粮。诸葛亮为此役精心准备了两年，并注意弥补前三次伐魏战役中蜀军的不足之处，如为解决屡次出现的军粮运输困难，在运输工具上首次使用了新改制的木牛。考虑到此役时间拖长以后可能出现种种不利因素，诸葛亮到前线后又把自己的规划写信通知了李严，信中说：“战况顺利，我军就割断魏国陇西与关中之间的联系，切断陇西魏军的退路并伺机歼灭之，这是上策；敌我实力相当，我军打算在陇西打持久战，等待良机，这是中策；战况不利，如军粮运输不继，我军当采用下策，退驻黄土川水。”战役进行到夏秋之际，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运输困难，加上李严督运不力，军粮供给出现了困难。当时与蜀军对峙的司马懿所率的魏军军粮供应也已告急。李严全然不理会诸葛亮的战役规划，派参军马忠、督军成藩到前线去见诸葛亮，要诸葛亮将大军撤回。
当诸葛亮应李严的请求退兵时，李严却假装吃惊地说：“我给前线供应的军粮很丰足，大军怎么会撤回呢。”他企图用谎言推卸自己的责任，并把坐失战机的罪名加到诸葛亮头上。他又向后主刘禅报告说：“诸葛亮撤退是假的，是为了引诱据险固守的魏军出击，以便决战。”李严做了这些两面三刀的坏事后，自己也心虚，害怕露馅，便东躲西藏。听说大军快撤退到他的驻地，就以生病为托词跑回后方；大军快退到后方了，李严又想跑回江州，他的部属马忠等反复劝说后，李严才没再跑。这时，李严还想杀掉一两个督运粮草的官员来替自己顶罪。诸葛亮对李严的无耻行径十分愤怒，他当众拿出李严先后亲笔所写的有关退兵的信件与他对质，揭露了李严的犯罪事实。在铁证面前李严再也无法抵赖，这才低头认罪。诸葛亮率臣僚向刘禅上表，历数李严所犯的罪过，建议惩办李严。李严罪责难逃，被罢免了所有的官职，流放到梓潼郡。也许刘备给予李严托孤的重任是不明智的，李严后来的行为严重危害了蜀汉政权的基础，但是刘备死之前并没有考虑李严的为人对蜀汉政权的危害性，而仅仅是借助李严制衡诸葛亮。诸葛亮鞍前马后替刘备出主意，奠定了刘备的基业，依然逃不脱刘备的管束，刘备就是死了，也还有他的替身李严，虽然很多情况下扰乱了蜀汉政权的阵脚，但是李严却完成了刘备交给他的牵制诸葛亮的任务。刘备托孤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诸葛亮而不是李严呢？因为诸葛亮不仅“才十倍曹丕”，而且从人格特质分析，相对于素有大志的刘备来说，诸葛亮则是隐居南阳等待明主，他不以创立帝业为目标，而是作为辅助的角色，而一旦他这么决定，且成为刘备的谋士后，他就不可能取而代之。况且他的忠君思想更不可能使他有反叛的心理，难怪诸葛亮仅可为相。而且刘备爱民仁厚，使得诸葛亮更坚定了效忠刘备的信念。所以，有关“托孤”的记述，把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与诚恳，叙述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你看：一个宏毅而宽厚的国君，面对自己老实有余而聪明不足的继承者，要他一心一意地听从老丞相的教诲，以免不辨忠奸，危及大业。从白帝城托孤开始，刘备实际上就已经把国家的所有权力都给了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才能竭尽全力维持内部的稳定，平定西南，结交孙权，北上伐魏，将蜀国的江山延续了几十年。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国的实际掌权者。可以说，他耗尽了自己的心智，用尽了自己的所有才能和精力，完成了刘备交给他的艰巨任务。诸葛亮在施政治国中，十分重视“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以“裨补缺漏，有所广益”。他常常规劝后主刘禅，“诚宜开张圣听”，“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不要阻塞了“忠谏之路”。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从谏如流，广采群僚之谋。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博采众人之谋，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诸葛亮提出了“集思广益”的思想。他告诫下属，不要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敢提出相反的意见，那样将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应该遇事各抒己见，反复商讨，摈弃错误或不妥的见解，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人心苦不能尽”，他大力赞扬敢于直言的手下，以消除群僚的顾虑，鼓励他们进谏。
诸葛亮言行一致，在处理军政事务时，常常主动征求手下人的看法和意见。如刘备征汉中时，关于是否发兵的事，他征求杨洪的意见后，急速派兵支援前线；刘禅初登帝位，他征求邓芝的意见，派人使吴，重申两国盟好；南征前，他曾向在南中任过太守的马谡请教，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的建议，使南中战事得以迅速结束；北伐时，他曾就留守总管丞相府的人选征求蜀郡太守杨洪的意见，在杨洪讲了张裔“不可专任”之后，他就以张裔、蒋琬二人共同管理后方事务，收到了“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之效。在封建专制社会中，一个位极人臣，集全国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丞相，能如此开诚布公，提倡直言，广开言路，并一再征求、采纳属下的意见，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下属提出的不正确或与自己主张相反的意见，能否正确对待，是对每一个当政者是否真正欢迎直言的试金石。诸葛亮深知这一道理，为此，他专门卜达《与参军掾属教》一文，表彰敢于和他反复争辩的董和，号召僚属效法他。诸葛亮说：“倘若人人‘有忠于国如幼宰者，亮可以少过矣’。”诸葛亮将去南中平叛时，长史王连劝谏说：“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他不赞成诸葛亮亲自领兵到南中那种荒野和瘟疫流行的地方去。诸葛亮考虑到南征事关重大，他人难以胜任，还是决定亲自出征。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决定是对的。然而，诸葛亮并没有因王连提过反对意见而疏远他，反而赞赏他的恳切进谏。王连死后，让他的儿子承袭了官爵。诸葛亮是具有非凡才智的人，但是他更能看到别人的长处、优点。正是这种可贵的自知和知人之明，使他能够虚心纳谏，闻过则喜。在《出师表》中，他告诫后主，要“开张圣听”“察纳雅言”，避免阻塞忠谏之路。这不仅仅是对君主的劝诫，也是他发自肺腑的治国经验。因此，他严于律己，从不文过饰非。北伐中街亭失守，罪在马谡，他却引咎自责，主动承担战败的责任。认为自己身为主帅，用人不当，授任无方，应当受到责罚。于是，降职三级，从丞相降为右将军。不仅在用兵打仗上，在施政中他也是如此，勇于自责。每当出现失误，他从不推诿，而是首先自我反省。将军来敏犯法，他在《黜来敏教》中，检讨自己“暗于知人”，“违议者之审见，背先帝之疏外”，对来敏宽容过度了。李严被免官时，他也承认自己几次迁就李严，“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是臣不敏”，失于审察。因此，后人说诸葛亮做到了：“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这是公允的评价。在建立和巩固蜀国的过程中，诸葛亮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以此追求名利和特权。李严与诸葛亮同时受托辅政，李严倾心于名利，在封侯后不久，就想当王。他先劝诸葛亮受“九锡”，晋爵称王。晋爵称王，受赐“九锡”，是臣子的最高荣誉。所谓“九锡”，是指君主赐给臣下享受的九种器物或特权。曹操就曾要求汉献帝封他为魏王，受“九锡”。诸葛亮严正加以拒绝，他写信对李严说：“我与您可算是老朋友了，难道还不能相互了解吗？您现在用光耀国家来指教我，告诫我不要拘泥于常规，因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我本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误被先帝重用，成为地位最高的大臣，俸禄和赏赐极多。现在，讨伐敌人的大业还没有成功，对先帝的知遇之恩还未能报答，您就叫我比照着齐桓公、晋文公，享受那种尊宠，自贵自大，这就不合道义了。假如灭掉魏国，斩了曹睿，让皇上返回故都洛阳，到那时，我同诸位同僚一起升官晋爵，即使是十种赏赐，我也接受，何况九锡呢？”
诸葛亮不追求名利，专志于讨贼灭魏，兴复汉室，把国家的兴衰置于个人名利和荣辱之上，其情意之真切，品格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诸葛亮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他大事要抓，许多看来琐碎的所谓“小事”也管。他亲自校阅各种文书，处理各种事务，“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肇焉”。他还喜“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等，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都一一过问。因而在有关诸葛亮的遗迹中，现存有很多诸葛井、孔明泉。诸葛亮一生最突出的品质是献身精神和忠贞气节。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和实现“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他历尽坎坷，尽心竭力，慎始全终。刘备在世时，他为之奔走效劳，刘备死后，他总揽军政大权，更加兢兢业业，终日操劳。当时，他大权在握，刘备又留下“君可自取”和“事之如父”的遗命，但他从不以相父自居，凡事都上表奏请，处处不失君臣之礼，毫无取而代之的野心。在封建社会中，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君臣相互残杀的事件层出不穷。而诸葛亮在皇位唾手可得的情况下，自觉约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宁静淡泊的情操使后世臣子难以企及。袁准评论说：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他的赤胆忠心，赢得了蜀国上下的信赖和尊敬。这正是“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典型表现。在辅佐刘禅的十多年里，他出将入相，日理万机，南征北伐，知难而进，追求执著，百折不挠，直到殒身于五丈原军中，“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让无数英雄豪杰感怀不已。刘备的托孤，收到了奇效。诸葛亮不但没有像曹操、司马懿那样抢班夺权，反而忠贞无二、以死相报，完成了复兴汉朝江山的愿望。自古以来，像诸葛亮这样始终忠贞不贰，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也只有刘备，能得到诸葛亮这样的忠心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