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若渴、招揽能人的急切心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朱元璋深深地明白，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所以他唯才是举，爱人惜才。当初濠州起家时，朱元璋就曾遇到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这样的能人，使得他深知学问的重要性和宝贵之处。后来在他攻下太平、应天、婺州等地后，这些江南名城的贤才们又使他受益匪浅。再后来，他将婺州改为金华府后，整日和一群儒界名流们在中书分省会餐，由两名儒士轮流讲解经书和历史，他们无疑就成了朱元璋的老师，当然，这也让他受益匪浅。而其中学得最多就是如何得天下圣贤之士及如何用人的学问。江西乐平名士许瑗，曾在元末的两次科考中考取第一名举子。当朱元璋向他请教治国之策时，他奉劝朱元璋的第一句话便是：“非广揽英雄，难以成功。”中国的历代帝王在总结成功的经验时，都把重用人才放在首位。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深受启发。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列国争雄的形势下，一场军事斗争，无不牵扯到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的综合运用。因此，一项大的军事决策，往往需要发挥各个方面谋略人才的积极作用。官渡之战，曹操大破袁绍，就是采纳了群谋群策。而赤壁之战中，孙权和刘备之所以能够联合打赢曹操，就是因为有像孔明、鲁肃、周瑜等人的共同智谋，再加之庞统、黄盖等军事人才的智慧。汉高祖刘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所以为我擒也。”由此可见，得士失士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亡与更替，看来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朱元璋也时时以刘邦为榜样，深懂“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他曾以李善长为萧何，以徐达为韩信，以刘基为张良，将其喻为三杰。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对人才的渴望与渴求，朱元璋还打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人才的重要性：建立一个偌大的国家，其实就好比是盖一座房子，一根独木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有许多木材才能支撑得住。偌大的一个天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得过来的，必须任用大批贤人志士才能巩固发展起来。贤人不来，治国则必有缺陷。鸿鹄之所以能够远飞，正是由于它有坚硬的翅膀；蛟龙之所以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鳞甲。做皇帝的也是一样，必须得有贤才义士的辅佐，才能取得很好的政绩。不仅如此，自从儒生李善长等人加入其阵营后，朱元璋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他对儒家思想做了重新的审视，清楚地认识到：自从孔子的学说被汉朝承认后，儒家学说就成了封建专制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在这之后的各个朝代无不效法，并且还把孔孟之道提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加以积极宣传和提倡。既然自己要得天下、坐天下，统治阶级的理论工具必然少不了，通过它可以使得天下的百姓都顺从自己。朱元璋为了表明这种尊重儒生的态度，他经常入孔庙祭祖。朱元璋对儒生的认识改变后，越来越注意对儒生的吸纳，积极地为自己的事业铺路。早在攻打应天之时，朱元璋就曾表明过这种尊儒的态度。攻下应天之后，朱元璋派人张贴告示，广招儒生，引得名儒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生前来投靠，消息一经传出，在应天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随着秦从龙、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的到来。朱元璋还专门为他们盖了礼贤馆，让这些名儒住进去，并加以优待，以招揽天下更多的儒生才子的投靠。为了鼓励儒生的积极投靠，打消他们怕为红巾军所不容的顾虑，朱元璋采取了很多方法。他亲自下了一道指令，指令的大概意思是，我会对你们以诚相待，并不会计较你们以前的过错而怪罪你们。指令一下，使得被元朝政治压抑已久的儒生们大为感动，纷纷来投。
朱元璋也效仿唐太宗的做法，对这些来投的人，通过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位置。熟悉历史，能够出谋划策的人，便成为他的顾问，搬进礼贤馆，以便朱元璋随时向他们请教；擅长行政管理的，则派到各地去治理内政；对兵法深有研究，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统授予将官之职，派他们统兵作战。总之是尽力做到人尽其才。最后，朱元璋还大力推行举荐制度。在明朝建立之后，朝廷对于贤才的需求达到了一个高峰状态。随着各级官僚机构的设置和完善，需要任用大批的官员治理天下。因此，怎样选择官员就成了明王朝的当务之急。于是朱元璋开始大规模地推行荐举制。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引兵占领山东后，命令所在各州郡官员必须访取贤才和闲居在家的旧官吏，并派人把他们的资料整理收集后送往应天，让朱元璋亲自过目，加以筛任。同年四月，朱元璋又派人到河南，命徐达征召儒士睢明义、秦彦洪、哈天民、钜鼎臣、程彦鲁、迈仲德、王克明、单有志、王仪等到京师应天，朱元璋亲自接见了他们，并授予官职，给予俸禄。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八月，朱元璋又下令说：“凡是有才能的人，如果因战乱而躲藏起来的，各地官吏必须加紧寻访，如实禀报。对这些儒士们一定要讲究礼貌，不得无理，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那些身体不适的儒生、义士，各级官吏必须尊重他们个人的意见，加以重视。这些人的入仕一事，将由中书省具体办理。”即使是在科举制实行后，朱元璋也从未放松过举荐制的运用。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朱元璋还曾诏谕全国官民，对于那些隐居山林或是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贤才能人，现在都应举荐过来。为了让各地的下级官员们重视这个诏谕，他在六月份还专门下了一道圣谕，令各地的官员加紧寻访贤人雅士，不得有惫懒之心。洪武十三年(1380年)发生了胡惟庸和郭桓一案，由于牵连甚广，致使几万人被杀。明朝的职位又出现了大量的空缺，朱元璋更是加紧了举荐制度的实行，往往第一封诏书刚刚到达，后一封诏书就又来了。为了尽快地补充各级官衙的官吏之需，朱元璋还特地命令各地进京的官员，必须每人举荐一人，而且可以跨级别、跨职务地推荐，只要是人才都可以接纳。如果形容他“求贤若渴”，可是一点也不过分。朱元璋对这些被举荐的人才的条件放宽了许多，只要具备“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学廉”、“人才”、“秀才”等等中的一条或两条，就有被举荐的可能。举荐的人一多，难免就会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走后门的，托关系的，各种人才、人渣统统涌向了京师，随之的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人中，有些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只是徒有虚名、装腔作势，一旦被送到了京师，难免就会露馅。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监察御史赵仁上书建议说：“应该对那些举荐上来的秀才，先进行严格的考察，看看这个人究竟有没有真本领、真才学，然后再加以重用，授予官职也不迟啊，并且还应该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核登记，优胜劣汰，对那些贪赃枉法的人，不但要撤掉其官职，还要将他们法办，这样才能保证举荐制度的纯洁性及有效性。”朱元璋采纳了这项建议。他命令刑部尚书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要求凡是到京师的秀才，一律要委派有才识的文武大臣进行会考，会考共分为六科，六科均优者为上，三科以上者为中，三科以下者为下，其他为不堪。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授予相应官职。同时，规定保举人必须做到认真负责，选送京师的秀才，必须有真才实学。如果真有才干，保举人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否则保举人也会因此受到牵连，被降职查办。此法在全国推广后，造假者大为减少。由于举荐制度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大量的真贤实才被举荐到明朝的宫廷里做了高官。被举荐的人数，也逐年上升。可见明初的选用人才，不仅是多途并用、千方百计，而且科举与保举相结合，荐举与招聘有时亦与考试结合，其目的是保证获得德才兼备的人选。
由于朱元璋用人方针正确，方式也灵活多样，最后甚至出现了“以故山森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的盛世景象。废除丞相
自古以来，丞相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具有独特的职能。自从秦朝以来，它就一直伴随着皇帝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在权力运用过程中，君权与相权之间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皇帝总是要试图控制丞相，以便使它不能威胁并损害皇权；而对于丞相来说，他是以辅佐君主治世为己任，并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说，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着，时而皇帝控制着丞相，时而丞相凌驾于皇帝之上。自从丞相之职设置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君权与相权之争。朱元璋为了控制皇权，废除了丞相。朱元璋认为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设置的丞相制度导致的，要不是秦朝丞相赵高擅专威福，指鹿为马，挟制皇帝，秦朝也不会那么早灭亡。所以在经过十几年戎马生涯之后，朱元璋专权最重大的举措是废除宰相。鉴于历代君王与宰相反复争权，皇帝从来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压制、削割宰相的权力，而宰相又总是千方百计地跟皇上玩“老鼠斗猫”的游戏，朱元璋准备来个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当然，这并非一时之兴起，这个过程的实行长达二十多年。废相的第一步，改行省为“三司”。洪武十年(1377年)，他与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共议军国政事，而把原来总揽国家政事的中书省和丞相撇在一边，甚至连参议的资格都没有，原来中书省和丞相就已经没有了实权。经这一举措之后，可以说中书省和丞相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闲置机构和职位。这年七月，朱元璋又在自己身边安置了一个新的机构——通政使司。通政使司的工作范围就是上令下达，下情上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越过中书省和宰相，直接由皇帝处理政事，大权独揽。这一步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政治地位上把中书省和丞相架空起来，使皇帝有了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行政机关的绝对权力。废相的第二步，借“胡惟庸案”削夺丞相权力。朱元璋设三司只是削弱相权的举措，而真正废相，是借处理“胡惟庸案”为契机削夺丞相权力。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曾为元朝官吏。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占和州时弃官归附，后被朱元璋授以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主簿及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等职。到了洪武初年，胡惟庸又先后任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右丞相和左丞相等诸多高职。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张，胡惟庸开始专恣起来，所作所为常常与朱元璋强化皇帝独裁权力的意志相背离。在胡惟庸任相期间，凡生杀予夺之事，往往不奏明皇上，擅自行动。“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面对胡惟庸的结党营私，侵害皇权的行径，朱元璋绝对不能容忍。当相权与皇权相互威胁时，必然得有一方受到损害。所以诛杀胡惟庸，趁势废除丞相制度，彻底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便成了朱元璋唯一的选择。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调到中书省，以便钳制胡惟庸。不过汪广洋本是一庸才，以前就曾担任过丞相一职，这回再次重任后更是小心翼翼，一点也不敢得罪胡惟庸，反而使胡惟庸更加恣纵起来。
洪武十二年(1379年)，御史中丞涂节为迎合朱元璋之意，多方罗织罪名，告发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密谋造反。后来重臣刘基暴卒，朱元璋这才想起了刘基当初所说的胡惟庸可能是伤害自己的真凶。朱元璋本想利用汪广洋整倒胡惟庸，谁知汪广洋却缩头缩脑，顾左右而言他。朱元璋一怒之下将汪广洋先贬谪海南，调离中书省。余怒未息，又下诏书，遣专使前往宣诏，赐死途中。处置汪广洋，给胡惟庸的震动很大。胡惟庸本就有很多隐瞒朱元璋的独断行为，又有贪欲敛财的问题。朱元璋已经怀疑胡惟庸有异心，对他的不满也越加显然，时时对他公开加以斥责。所以当有人上告胡惟庸结党谋反之后，朱元璋立即下令审究。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亲自审讯胡惟庸案。最后以谋逆、私通蒙古和日本的罪名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斩首示众，并灭其三族。另一大臣涂节因一齐参与预谋造反，现在见事不成，自首以图侥幸过关，结果也被一同斩首。诛杀胡惟庸等人之后，朱元璋立即撤销洪武初年依元朝旧制而设立的中书省，不再设置丞相，由皇帝自己管理政事，收揽了一切大权。为了彻底清除胡惟庸党羽和确保废相后政令的有效实施，朱元璋在朝廷内外大肆地株连蔓引，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大小官员。一时间，朝廷中凡是有仇怨的人，便相互告发是胡惟庸的党羽，以达到整治对方的目的。胡党案前后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人达三万余人。朱元璋临死前留了一道遗嘱，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把废相定为不可动摇的祖法常规：“以后嗣君不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所以，在明代，如果谁要想恢复丞相制度，谁就是想削弱皇权的奸贼，就是无视祖训的大逆不道者。朱元璋就以死命令的方式杜绝了任何复辟相权的可能性。秦汉以来沿行一千六百多年的丞相制度、隋唐以来沿袭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从此被废除。废除宰相制，皇帝直统六部，使君权越发增重，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解决了，皇帝的权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朱元璋是历史上最专权的帝王，因而也是权力最大的帝王。内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