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折戟沉沙。人们奔走相告。然而，这时的唐山京剧团，已零落不堪。“四梁四柱”倾塌，行当不全。戏箱早在“文革”初期付之一炬。人们蜷缩在简易棚里，心事重重。什么也不能干，剧团百废待兴。一天，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把大家集中到一间木板房，要为我们放映《节振国》的影片。仿佛进入神圣的殿堂，屋子里鸦雀无声。气氛十分肃穆。影片开始放映，听着熟悉的乐曲，望着一个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泪水在眼眶里转，屏住呼吸，默默无语。每当锣声一击，仿佛敲在人们心上。同志们垂下头，不忍看下去。倏然听到有人抽泣，霎时屋里哭成一片。小小的木板房，怎能容下着巨大的悲痛！“34个……”有人低声嗫嚅。“不，35个！还有被迫害致死的徐荣奎！”是啊，在影片的幕前幕后，少了35个为《节振国》鞠躬尽瘁的同志。35个金闪闪的名字，奠基在《节振国》这座丰碑下了。悲痛产生力量。部里的领导用心良苦。放映影片激励我们，要我们发扬节振国的硬骨头精神，让《节振国》这出戏重见天日。
宛若凤凰涅般木，《节振国》将在烈火中永生。
党的三中全会，为我照亮前进的路。抓住这个契机，一面披沙剖璞，由青年演员担纲，排演了《红灯照》、《秦香莲》。一面积极和北京京剧团联系，合作演出《节振国》。不久，《节振国》在首都舞台重放异彩。大大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一代演员迅速崛起，挑起大梁。郭新华、赵燕、马占民、孙国良、闫瑞芳、臧文忠、高非、王子平、王正兴、赵扬等同志，在《节振国》的复排中，担任重要角色。
五年前，我在医院里养病。剧团要参加河北省戏剧节，我把剧本作了第十五次修改。演出后，获“五个一”工程奖。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剧团进行了第七次复排。《节振国》这朵奇葩，经过三代演职员的精心浇灌，更加绚丽了。
当年节振国的扮演者张海涛，年近九旬了。胡志发的扮演者王长山，刘玉兰的扮演者耿苓秋，已是炳烛杖朝之年。震后近30年中，他们传薪播火。如今已成秃翁、耆婆。仍孜孜不倦地扶掖莘莘学子，培育逸群之才。扮演三阎王的冯振华，扮演马老三的孙鸣以及遐龄琴师卢贵和，都在几年间相继去世，若他们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吧。
岁月悠悠。京剧《节振国》诞生已经47年了。它是唐山京剧团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唐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47岁，正是成熟的年龄。众目具瞻，它是压不垮、震不倒的。历史已经作证。明天将会更好。
不幸在那时是家家都有，人人都有的平常事了，相互见面第一句话是“你家死了几口？”人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眼泪，叙述那难忘瞬间的语调也很平静，更多的是欲说还休的无奈。
30年来，我常常，特别是每年的7月28日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丙辰年的那段经历。
震害惨景是空前的，但人类在遭受任何打击后的求生本能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几十万生灵瞬间消亡，生者能坦然地面对逝者，却更显生命的可贵。
人类聪明地与大自然周旋，甚至愚蠢地与大自然抗争，但苍天无情人有情，周旋和抗争都是人类应尽的责任。
写下今天的文字是为了永远地铭记唐山地震，更深地思索生命、生活与自然。轻松甚至有点得意地踏上奔赴灾区的征程
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5时许，我被楼下的喊声吵醒，“海峰，你们领导来电话叫你赶紧去单位！”那年我不满20岁，有点儿贪睡，凌晨的地震济南有较强震感，全楼的人都被惊醒了，我居然没有丝毫感觉。
后来才认识到，对一个地震工作者来说，地震就是命令，震后没有及时到岗是罪过。
紧急起床，玩命蹬车，15分钟后到达单位。
局大门口围着一些市民在打探着什么，办公楼内一片匆忙。
我看到国家地震局明传电报，命令山东地震局立刻派出流动地震台赴河北省丰润县报到。领导们在紧急磋商着派出流动台的事。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索，找到我的直接领导、时任分析预报处测震组副组长的卢守安同志说：“我去！”
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参加工作才8个月，老卢没吭声，看了我一下就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对我说，立刻准备地震仪，回家去拿铺盖卷儿，午饭后出发。
也许当时在家的流动台人员我最年轻，非我莫属，也许那时我已有了近半年的地震台工作经历，领导放心，否则这种千载难逢的经历就与我失之交臂了。这一点是我从灾区回来后才意识到的。
午饭前，出征的阵容准备停当。
人员：物探工程师霍兆炯、司机张永斌师傅和我，共三人。
装备：交通牌大卡车、65型地震仪加单分相薰烟式记录器、帐篷、钢丝床、被褥，炊具、十元面值的现金和十斤面额的全国粮票各一沓。
午饭后，我们在领导“路上注意安全”的一再嘱咐声中启程了。
那时没有人（包括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将要去的震区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当时大家连震中区在哪里都不知道。我也像每次接受野外任务一样，带着一种年轻人的轻松甚至有点儿受领导重视的得意心情踏上了征途。随着行程的增加，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当日22时许到达沧县。那里虽然看不到明显的地震灾害，但街面上到处是人和临时搭建的帐篷，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安详。我们住在一个约有20多人的大房间内，客人们都在谈论着地震的事儿，有的是从重灾区来的，说着沿途的见闻，听着听着我的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丝恐惧。人们还在说着，我却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嘭”地一声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屋里20多人几乎同时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冲向门外，等跑到走廊上，看到别的房间人们还没睡，还坐在床上聊天，才知道是我们房间的门被风吹得猛然关上发出的声响。大家相互自嘲着，如惊弓之鸟的行为回屋去了。
这下子更睡不着了，我们仨一商量，索性继续赶路，此时是29日零时许。
29日7时许到达天津。街道上一片混乱，沿街全是各种式样的防震棚，街道变得狭窄拥挤。我们不断打听天津市地震局怎么走，原本想去天津局寻求帮助，后经人指点，天津地震局在津唐公路上。津唐公路？那不就是天津到唐山的路吗！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唐山是震中区，只是从地图上看到国家地震局通知的报到地点丰润县在唐山市北郊。稍事休息，直奔唐山！
前方出现了塞车，车辆都自觉地停在路的右边。后边许多解放军的车辆超过停在路边的车队，军车上装载着一个个铁船一样的东西，由于前面三四公里处是蓟运河，大桥被震塌，过不去了。舟桥部队正前去搭设临时桥梁。
也不知道舟桥要搭设多长时间，我们正准备绕道宝坻县，旁边一位开着轻型卡车的人告诉我们他刚从那边过来，救灾部队的几百辆车也堵在那里。
这位开轻型卡车的人在我们后来的旅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可惜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就姑且称他“老呔儿”（传统对唐山人的昵称）吧。只记得他30多岁，是天津化工厂的工作人员，家在唐山市。天津化工厂在蓟运河对面，他正准备回厂里放下车然后去唐山。
“老呔儿”说，过了河先去他们厂里放下他的车，吃点儿饭，然后带我们去唐山。
那时的人们虽素不相识，但相互一聊都特别亲切。天津市的两辆消防车因无法过河准备返回，消防战士主动放出车上的水留给大家；一辆军车上的战士听说我们是地震局的，还主动给了我们一大箱饼干。出来时因为没有经验，我们毫无饮食准备，这些水和饼干在后来的20多个小时内起了大作用。
日头已偏西，车队还静止不动。坐在车上看到附近的村子里不断有人赶着马车出来，车上装着一具或数具用炕席卷裹着的尸体，在夕阳下慢慢走向田野深处。
18时许，前面的车辆开始缓缓向前移动，我们知道舟桥通了。
在被震断的大桥桥头，向下游方向沿着河岸被推平一条临时道路，舟桥就在不远处。戴着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战士挥动着小红旗指挥着车辆依次缓缓通过舟桥。
这时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到达“老呔儿”的厂里已是掌灯时分。食堂的师傅只给“老呔儿”留了一盒饭，大家相互推让，谁都不肯吃，最后“老呔儿”劝张师傅吃了，因为他要开车。
离开卢台市时，还有不少同方向行驶的车辆，走着走着，前后的车辆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们这几辆车了，而且一路上几乎没有碰到迎面驶来的车辆。
夜深了，繁星满天，除了车头灯照耀前方不大的范围，周围一片漆黑。公路上不时飘过来一阵阵浓重的白色雾气，我们的车就在这不时飘来的浓雾中快速穿行。
因为有“老呔儿”作向导，我们不担心走错路，但心情并不轻松，警觉地注视着车窗外，
30日零时许，“老呔儿”说前方有个路口，一直走不要拐弯儿就进唐山市区了。这时前面几辆卡车停了下来，我们也跟着停在路边下去探听情况。唐山市里死一般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