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躲避那无休无止的争斗，我经常把孩子托付在好心的邻居家，带着包上红皮的“禁书”，坐遍了京城所有茶馆。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碰上了本单位的一位革命派。他绷着脸问：“你去哪儿？”我说：“大自然，那里美好。”这天晚上，他就在大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阶级敌人和大自然》，大字报中提醒广大革命群众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指出：“阶级敌人幻想变天，希望大好河山赶快崩塌……”
那年的7月，我总感到不对劲，有一种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感，感到天文、人文都不正常，由此联想到《圣经启示录》中的第七天，联想到天崩地裂……每有特殊心理反应，我总是不吃、不喝、不眠，对周围的一切十分警觉。记得地震发生前夜，我感到心情格外沉闷，把孩子哄睡后，我毫无睡意，便伏在床头上笔语：“我住半间二等房，不通空气不透光，棚顶落土地冒水，夏夜闷闷冬夜凉。屋里能放一张床，纸笔墨砚堆床上，为识形影和浓淡，自己动手开个窗。”
下半夜了，我依旧没有困倦的感觉，便想再画上几笔。我刚拿起画笔，突然，灯灭了，四处漆黑一团。顷刻间，一阵沉闷的轰隆声滚来，随即，房子开始剧烈地抖动。我本能的动作就是抱起孩子，一把扯起床上的被子裹在孩子身上，跌跌撞撞地向院子冲去。大地在晃动，天空闪着红光，继而暴雨滂沱，眼前只有白色的雨幕，无处躲避，我急忙拾起一块三合板遮住孩子。被瓢泼大雨浇得浑身透湿的我，此时心中竟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感。我想，所有斗别人的和挨斗的，都要保命，天道总会公平吧？谁知，7月28日当天下午，革命派这样下令：“唐山发生了地震，要警惕阶级敌人趁机破坏革命！要对他们一对一地监管……”当时，我很着急，爱人在距唐山不远的兴隆县中学工作，吉凶不明，我急于知道那里的情况，便请假去兴隆。一位由文化部下放来的“革命者”找我谈话：“你在地震期间想逃离革命群众的监督，制造紧张气氛，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行为！”他上纲上线地说个没完，我心中的怒火被激发了，便回应道：“你若是我该怎么想？人命关天的事你还这样不尽人情，你还是人吗？”这位靠整别人向上爬的“革命者”，拍起了桌子：“你的反革命气焰太嚣张了！你的言论是新的反革命罪行！”我见他根本就没有人性，不想误时，便带着孩子直奔兴隆。
三天后，我回到北京，那位“革命者”立即找我谈话：“你以地震为由不请假就离开革命群众，有意躲避监督，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你要交代新的反革命罪行！”面对这个心术不正的家伙的不停叫嚣，我不语，全当是混乱时代一个投机者的拙劣表演。
其后的几天，余震不断，大雨不歇。我和几个同事被安置在太平湖边上的地震棚里。我带着孩子挤在一个木板床上，邻铺是一位姓黄的文学编辑。这位心地善良的黄兄对我悄声提醒道：“你要少讲话，上边布置我观察你的动向……”
待在地震棚里很无聊，为排解心中的苦闷与无助，我在废物堆里捡了一块残破的镜片，借着地震棚透进的一道亮光，想画几幅自画像。黄兄说：“你画吧，我不会对他们说……”我画自画像时，什么都没想，只想表现我当时的存在。当我刻画眼睛时，突然发现了镜片中的我自己：双目明亮有神，表情镇定自如。我问心无愧，充满了对生命的自信。我细细研究画眼睛的规律，体会到眼睛与眉弓、鼻骨、颧骨的整体关系。“关系”（比例、透视、虚实）画对了，各部位便会准确显现，便会有立体感和空间感。我钻研得入迷了，在乱糟糟的环境重，竟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的专注与投入。
又过了几天，余震消停了。造反派又恢复了激烈的争斗，阵阵喊叫声不时传来。躲在地震棚的人们多是“靠边分子”，都在麻木地等待着。在时间的流逝中，我却又有机会进入自己恬静的艺术世界，把在西藏采风时的一些感受画了一些草样，将其中的《采药图》画了正稿：一个藏族少女，背着一筐草药，走在山崖悬空的石板上。画完后，我感到得意，全然忘记了地震，也忘记了眼前的动乱。
住在临近的另一个地震棚里的是一位年长的花鸟画家。在简陋的地震棚中，他仍在练笔。不敢画花鸟——因为花鸟被定为“无阶级斗争”的反动画种。他想，画“葵花向红太阳”应该没问题，便一个劲地画向日葵。一天，一位“革命者”来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看到了他的画，遂目光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一语击中“问题”要害：“你画黄花，不画红太阳，你有阴暗心理！”老画家吓坏了，马上认罪：“我没有改造好，我有罪……”那位“革命者”的目光又盯住了我的两幅新作：“你画自己，你的表情是在仇恨革命群众，你要交代新的反动思想!”“你画的那个背筐的，明明是宣扬走资本主义独木桥，你反对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他煞有介事地分析道，语气专横而不容分辩。
唐山地震过去多日，天气渐渐转凉。人们陆续搬回自己的家，又回到有工宣队领导的阶级斗争中。一天，讲话口吃的工宣队长召集全体人员大会，宣布要揪出埋藏的反革命。他恐吓加讹诈，结结巴巴地命令“反革命分子”们站出来认罪，见无人站起，他火了，继续恐吓威胁，却仍无人站起，人们都面无表情地坐着不动，会场上的气氛非常紧张。这位队长讨了个没趣，只好自动找台阶下，宣布下次再揪斗“反革命”。
那段时间，被视为反动的人越来越多，“牛鬼蛇神”一大堆，都要进行劳动改造。我的改造项目是扫院子和摇煤球。携着凉意的秋风和萧萧飘落的树叶，我不免有些伤感，看看周围没人注意，我便拿起藏在身上的速写本，画我在院中落叶旁呆立的静态，又画了我在弓腰摇煤球的情形，谁知又被阶级斗争的弦时刻绷得很紧的“革命者”发现，于是我再次被抓了个“现行”，引来两张大字报的批判：“反革命用怠工抵制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用劳动来掩盖反动思想”。我不过是用画笔排遣心中的郁闷，他们竟也不放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地震中，一座旧楼成了危房，还是那位工宣队长下令“牛鬼蛇神”将危房的大梁抬到地上，于是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们又成为整治危房的苦劳力。
大地震伴随着大革命，我经历着双重灾难，感到双重危机，但我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并没有泯灭，准备在逆境中再熬上十年。可幸的是，唐山大地震发生两个多月后，四人帮就垮台了。我像千千万万在“文革”浩劫中遭受迫害的人一样，终于结束那噩梦般的生活。大地震和大革命都已成了历史，今天，换个角度去追想那段特殊岁月中的苦难，倒觉得那是极为宝贵的人生修炼。
注：汪钰林 男,1936年5月生,黑龙江宝清县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1961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壁画专业。1960年为毕业创作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壁画《西藏的新生》收集素材,赴西藏一年写生和深入生活。1963年参加《西藏写生画展》,参展作品选入《西藏写生画集》。1964年,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赴河南农村深入生活并进行创作活动。1985年,编写《人物素描》（知识出版社出版）,1987年赴广西考察侗 、苗、黎民族民间艺术,撰写《侗乡黎村行》,1988年起鲁西南开发鲁锦创作《龙船的传说》等二十余件鲁锦壁挂。其间创作壁画《黄金台》、《民族风情》等大型壁画。创作数十本文学作品插图、封面。1986年至1993年参与文化部主编的《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执笔编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史》,1995年至1996年赴法国,在巴黎国际艺术城进行艺术交流,举办画展,参加国际联展,其间赴欧洲各国参加考察。1998年10月,在烟台国际博览会上举办个人画展。
1976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难忘的，因为在那个天是红色的，地是灰色的岁月，留下太多太多难忘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的心情依然记得。
那年，我22岁，在保卫祖国的行列里已经“战斗”了四个年头。这个“战斗”我虽然打了引号，其实，我们实实在在地在“战斗”。我们的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据敌人盘踞的马祖岛不过50多公里。作为高炮部队，我们的任务是防守福州到厦门的咽喉——乌龙江大桥，使其不被敌人的飞机攻击。只要马祖岛上空有敌机活动，我们阵地上就会警报声响成一片，所有值班的人员就要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跑步到阵地上脱下炮衣，各就各位。一个阵地8门炮，再加上一个指挥仪，七八十人大呼小叫，此起彼伏的声音，煞是热闹。如果是头一次上阵地的人，还真可能被吓着。就这种“闹腾”一天最多有过七起。我想，真的打仗大概也就这样。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到了1976的夏天，觉得心情特别的灰。那年，1月刚露头，周总理就走了。4月，天安门广场聚众闹事，本是表达个民意，却成了反革命事件。进入7月，我们的朱总司令又走了。为了准备解放台湾，我们军区还组织了军事演习，可是老天不给面子，连阴雨下得飞机不敢起飞，登陆舰不敢出海，演习无法按期进行。军区司令皮定均急着搞完演习到北京参加朱老总的追悼会，着急上火赶着要到前线看看，结果直升机在云中穿行，撞在了山上，一飞机的司令、军长、参谋长等等闪烁的将星都化为灰烬。皮司令的骨灰要用专机送往北京安葬，起飞了四架歼－6战斗机为其护航。结果，带队的中队长送走了皮司令，一拐弯，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当时刚刚安装在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①。密码泄密，造成空军的飞机对空导弹不能使用，我机之间无法互相识别，飞机和地面的高炮无法配合作战，一时间，面对台湾海峡空中不设防！如今30多年过去了，再提这些事情好像是编的故事。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一件件都是天要塌下来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