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所里搭造的地震棚中度过了炎热的夏季和并不凉爽的秋天。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变冷，人们的热情也不那么沸腾了。许多非专业的地震研究小组停止了他们的研究，人们逐渐搬回到原来的楼中。再往后，说唐山没有死那么多的人，唐山又站起来了。也就没有人再提“地震云”了。再往后，热闹一阵的特异功能研究也自消自灭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强大武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那场全民测震潮，我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
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唐山大地震那年，我14岁,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家乡是京西百花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均是巍峨的青山，俯瞰之下，村子小得像一粒豆荚。25户人家——25颗豆子，紧凑地排列在这粒豆荚之中，享受着一种封闭下的安静。
1976年7月28日那天夜里，窗台上的油灯凭空就跌在地上，碎了。全家人被破碎的声音惊醒了，在黑暗中，母亲说：“该死的老鼠。”
我们也附和着说：“该死的老鼠。”
都以为是老鼠偷吃灯油时弄出的闪失，感叹了几声之后，就又睡熟了。
几天之后，从山外传来一个骇人的信息，说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地震了，山崩地裂，死了很多人。
问怎么个多法，传信的人说：“海了去了，用卡车拉尸体，一车接一车的。”
这个说法把人镇住了，好半天，人们都不说话。我的眼前，出现了卡车拉尸体的幻景，一辆接一辆的，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吓得我手心里的汗直往地上淌。
母亲似有所悟，说：“怪不得咱家的灯台早不打晚不打就那天打了，原来是地震震的。”
接下来，学校就放假了，是无限期地放假。校长说，到底啥时候开学，他也是不知道的。
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了，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那所中学在村外的垭口，有近十里的路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走路，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硌得生疼，已经有些腻烦了。
地震给了孩子们一个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睡大觉了。
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第二天村支书就在场院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他说，公社领导说，地震还没有震完，到底啥时候震完，领导们也不知道。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有人都不能在屋里睡觉了，都要搬到开阔地带，啥是开阔地带？就是咱脚下这爿场院。
最初的日子，还没有搭防震棚，人们就在露天地里过夜。场院里有一堆堆上年的谷草，把谷草平铺了，人就睡上去。我从小就喜欢裸睡，身上要一丝不挂。这样和衣卧在场院上，身上像爬满了虱子，痒痒的，横竖是睡不着。我恼躁得不成，对父亲说：“我是不怕死的，我要睡到屋里去。”
“你敢！”父亲说：“你要是敢到屋里去睡，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后来我发现，全村人几乎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都不习惯这个睡法。一些老人竟不顾村干部的阻拦，死活是睡到屋里去了。他们说，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咋死都是死，横竖不受那个洋罪哩。
爷爷奶奶可不管父亲是不是村干部，也执拗地睡在屋里。这就更助长了老人们的脾气。
父亲急了，把两个老人从屋里扛了出来。
爷爷气得直骂娘，一声高过一声地，惹得周遭一片笑声。奶奶悄悄地拽他的衣角，“别再骂了，你就给咱留点面子吧。”
爷爷终于纳过闷来，摇摇头说道：“真是气糊涂了，原来骂了半天你。”
老人家从此蜷曲在地上一动不动。日到中杆了，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像死去了。
父亲踅过来，轻轻地叫道：“爹，爹……”
横竖也叫不应之后，父亲就去搬动老人的身子。老人倏地就吼出一嗓子，“我还没死哪！”
这让我心中一震：平日里爷爷是很端庄的一个人，咋突然就变得无赖起来？
父亲的表率作用到底是起了作用，那些回到屋里去的老人们，均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场院上。所谓回，也是被他们的儿女们像我父亲那样，撵出来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要求进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不济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只要是组织上有要求，只要是领导上有垂范，他们是羞于落在别人后边的。
非常不情愿地睡在露天的干草上，由于没有睡意，就干脆陷入冥想。
起初总是想那一车一车的尸体，想那尸体里一定有身材袅袅，眉儿弯弯的漂亮女孩子。于是心头一皱，可惜哩！
为啥可惜？家乡这个小山村，只有薄地，只有粗粮，穷得许多汉子都说不上媳妇，如果能从唐山城拉一车活的回来，成家生子，岂不两全其美？
可是……
我开始感到，老天爷真是很厉害的一尊神，它作弄起人来，是很任性的。
到了后来，我像中了魔怔一样，总是想跟死亡有关的事——唐山那里的尸体毕竟缥缈，而身边的死人却真实得有名有姓。便开始按记忆的顺序，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事件——
第一个，就是曾祖母之死。
曾祖母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太太，都87岁的高龄了，还能很利索地走路。她的两只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但登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却准确而稳健。好像她的脚底上长着一双眼睛。看这个架势，她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
但是，冬至那天，她突然对爷爷说：“你把我的装老衣裳搁在我身边吧，我该要上路了。”
所谓上路，是农村对死亡的一种说法。于是，爷爷大吃一惊：“你可别吓唬人，身板这么硬朗，哪会说走就走呢？”
曾祖母说：“我自己有感觉。我爹跟我说过，老而不死便为贼，我想，再不走，就要烦腻人了。”
爷爷不想忤逆老人的意志，便把装老的衣服给她搁在了身边。
那是一身崭新的青布衫裤和一双麻底子合脸的青布鞋。
第二天一早，爷爷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打开老人的屋门的。
只见老人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抄着衣袖端坐在土炕之上，双眼轻合，面色安详，似在梦境之中。
爷爷叫了几声娘，见没有回应，便去摸她褪在衣袖中的手腕。
不仅没有脉搏，还冰凉得跟冰一样。
老人家真的上路了。
由于老人家走得如此从容和安详，以至于爷爷都感不到悲伤了，他把老太太的死讯很平静地通知了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怀着对死人的畏惧，战战兢兢地尾随着母亲进了老太太的屋门。
但看到她那副安静的模样，我满怀的恐惧竟悄然消失了——原来死亡竟可以这么美丽！
在那一刻，我对老人家产生了肃然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去，重重地给她磕了几个头。那一年我才五岁。
想到曾祖母之死，我好像对村里老人们的举动有了一些理解——之所以即便是余震不断，他们也要睡在自家的房屋里去，看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真的是不怕死了。
第二个，是堂大伯之死。
堂大伯小名叫柱儿，人长得且高且白，站在那里清清爽爽。俨然就是一棵拔地而起的立柱。所以，他如果不叫柱儿，恐怕没人可以叫柱儿了。
他是村里第一个到山外去当工人的人。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技术员。
他在那里娶了一房媳妇，就地安了家。所以，见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年关，他回老家过年省亲。
大年三十的酒肉都预备妥帖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咱爷俩窝在热炕上好好喝两盅吧。”
他却说：“你老先喝着，我出去散散心。”
他踅到村西的水井边，欠着屁股坐在井台上，从怀里摸出一管笛子，呜呜地吹了起来。
在寒冷的风中吹笛子，他显得很孤独。
我玩耍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个情景，感到他有一种怪异之美，更感到他虽然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却不属于这里。我那时才仅仅四岁，竟有了这样的想法。
第二次见到他，也是在年关，他带回来一房新妇。
新媳妇也是清爽而白，笑容嫣然，能把人的魂勾了去。
管这样的美人儿叫大妈，我叫不出口，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傻傻地笑。
看得出堂大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炒花生。
奇怪地，村里很少有人去他那里讨喜酒喝，一提到他及他的新妇，许多人都摇头，甚至露出恨恨的样子。
过了六七年的样子，才见到他第三面。他和他的媳妇还是那么年轻，身后却拖着一群儿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像花儿一样精美。
他的生活如此之美丽，迥异于山里的世界，让我生出纳罕，虽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我却很思念他——每到年关，如果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会下意识地说道：“堂大伯咋不回家过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