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后大约十多天，我带领主要技术骨干开车去到了唐山市区。一路上，我们在车中只要闻到阵阵恶臭刺鼻的腐尸味道，就能从车窗内看到路旁和倒塌的建筑物瓦砾中摆放着的一排排遇难者尸体。行车穿行唐山市区，几乎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震中就在唐山市区的脚下。我们个个心情沉重，回来后好多天后，只要闻到饭桌上的咸菜就会联想到尸体的臭味，恶心不止。
我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在紧张繁重的工作面前，现场人员的饮食起居无规律可言。20多天后我患上严重的痢疾，仍坚持到在8月下旬，我奉命调返回市局，此时地震现场工作也进入尾声。
从发生地震那一刻起，我没有同自己的家人联系过，局人事处同志专程看望了我在大港油田的家人。地震一个月后，我回到大港油田的家中，仅仅休息两天就返回工作岗位，因为当时监测预报任务依然繁重。11月15日我第二个女儿出生后第六天，发生了宁河6.9级强烈地震，它也属于唐山老震区余震序列。
在当时地震部门始终把主要工作职责重点放在震情监测和预报上。我从现场回到局内很长时间后，仍然坚持每天签发一期《震情简报》，分为两类：一是发到各区县局的，一是专门呈报市委主要领导的。大约是在9月份以后，才改为每周一报。回眸历史奋力前行
在亲历唐山大地震中，历史让我站到了天津地震应急指挥和现场工作组织者的位置，直接经历了那场灾难的洗礼。多少年过去了，当时的震感和震灾现场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一种割不断的记忆。
当时朝夕相处、风雨同舟，共同经历了灾难考验的许多地震工作者和老同志，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心中。
当时交通工具紧缺，没有移动通信工具、也没有设录像设备，连BP机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更没有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现状，我们甚至都不能够及时为政府提供大地震的准确地点。“7.28”凌晨在市委紧急会议上，市政府领导期待和无奈的目光使我永远难忘，一生无法释怀。
时间过了20年，国务院主管领导要求国家地震局必须在震后第一时间向中央提供地震灾区的震情、灾情和社情信息。1996年在上级支持下，我主持研制“地震现场动态图像传输系统”，应用国际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卫星通信装备，科学集成，自主开发程序，研制开发成功装备地震现场应急队伍的便携、移动、全天候和抗恶劣环境野外“轻骑兵”。开创性解决了地震应急灾害现场图像压缩、存储与信息实时传输等难题。1999～2000年两年间，中国地震局将该系统装备到全国15个地震重点监视区的省、市地震部门，在地震应急快速响应和现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在首都圈防震减灾系统工程中进一步完善升级，应用到北京、河北和天津。2004年我编著出版了《地震现场应急通信技术系统及装备》。
唐山大地震时我在天津市地震应急响应和地震现场的组织指挥等经历，是我后来专注于防震减灾信息处理技术研究的动力。我把这些年来的勤奋工作，艰苦攻关作为自己一生对那段历史的纪念和对在震灾中24万死难同胞的深深悼念和缅怀。第三部分震波蔓延的日子
2004年年底的印度洋海啸，据路透社报道，截至2005年6月26日，政府和卫生官员提供的数据表明，此次灾难中的遇难、失踪人数为232010人，而1976年发生在唐山这座百万人口城市的大地震，遇难人数为242769人。
1976年，是中国史书上难忘而又多舛的一章。这一年，有太多惊天动地的重大新闻，比起第一夫人江青等高层人物的政治失势，属于天灾的大地震，至今回忆起来依然令人后怕和压抑……可怕的瞬间
7月28日，正值北方炎热的暑伏天，那时别说空调，就连电扇也没有进入中国普通家庭。饱受闷热煎熬的老百姓刚刚入睡不久，凌晨3点42分，一场毁灭性的天灾便突然降临了。
我清楚地记得,床铺剧烈起伏如同在风浪中行船，伴随着窗外刺目的蓝、白色的光闪烁。更骇人的是，还夹杂着沉闷的轰鸣声。虽然通常大暴雨降临，也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但这次“电闪雷鸣”超乎寻常，我感到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
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非常险峻，在身边第三世界朋友不多的情况下，同时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交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息。在意识到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前，我首先以为是“美帝”或“苏修”扔来了原子弹。
仿佛持续了很长时间，床铺渐渐地平稳，日光灯不再摇摆，轰鸣声消失，蓝、白光退去，但整个院子却是人声鼎沸，哭喊一片……震后第一天
“地震了！”没有人再误判是核爆炸，全院人倾巢涌出，有些人披一条床单，但大部分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在院里颤抖。“大地震啊！”成年人用无助、惊恐的目光互望着，孩子们则被惊吓得哭叫不停。
就这样，挨到天亮。
我当时是住在位于宣武门一带的伯父家，单位在广渠门的安化楼附近。清晨，从宣武门通往广渠门的路上，虽然沿街没有看到倒塌的房屋，但街头到处滞留着不知所措的市民。
工厂失去了往日的热闹，每天7点半前两分钟，一直是职工进厂流量最大的时刻，争分夺秒地一路小跑，赶在上班铃鸣响的刹那迈进大门口。但今天职工们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并不害怕那曾经颇具威慑力的上班铃了。是啊，几小时前可能瞬间就没了命，现在迟到两分钟还算个什么呀？
没有人敢往楼道里走，包括党、团员，中层干部。大家都聚集在楼外较远的宽阔地带，交流着夜里遭遇天灾时的可怕心境，猜测着地震级别和震中在何处。一小时后，车间主任传达厂部精神，考虑到安全和休息两个问题，除每个班组留一个值班的，其余组员可以回家了。
我急忙乘上公共汽车，开始了一整天的全城“车览”。当时的月票3.50元，我这一天就早把月票钱赚回来了。无目的地几乎是见车就上，那年头根本没有巴士公司7字头或8字头的汽车，只要持有月票，可以任意上任何一辆公共汽车。
西直门外俄罗斯风格的北京展览馆，正中央塔尖上的红星被震落下来了；西四路口地质部礼堂的墙壁留下深深地裂痕；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一角没有了；地安门一带不少民居东倒西歪、七零八落……
中午，北京城被暴雨所笼罩，满街的人都是一脸茫然，有家不敢回的老百姓，就举起塑料雨伞惶恐地伫立在街头。上午关门的商店陆续开张，有些头脑稍冷静的，开始考虑生存问题了，用当时必须使用的副食本抢购能抢购到的一点食品或副食品。
持续一夜暴雨，对于已成惊弓之鸟的北京市民，真是雪上加霜！人们在黑暗中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今天夜里还有更强的地震！”、“震中好像就是北京！”一个赛一个让人恐怖，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简短的报道
29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才终于简短报道：河北省唐山至丰润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该市受到极大破坏，并波及京、津两市。简讯没有提到人员伤亡，但大家凭直觉都认为肯定会死不少人！
很快，位于城东部的马圈长途车站就成了蜂拥的热点地区——所有在唐山和天津有亲戚的北京人都急切地赶往。马圈长途车站每天各有一班通往天津、唐山的长途汽车，除火车以外，这是惟一通向灾区的渠道。
从市区通向马圈的路途并不顺畅，原本就非常狭窄的崇文区街道，一夜之间布满了简易的塑料帐篷，35路和23路两条通向马圈的公共汽车缓慢地向东爬行，担心赶不上班车的乘客就哭喊着请求司机开门，上不去车的便哭天抹泪地纷纷向数公里以外的马圈方向跑去。
然而，通向津唐两地的长途车站停运了。因为目的地方向的道路被震毁，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且有限的道路资源，必须优先让给救援部队使用。火车呢？通向同方向的车次同样停驶。在通讯设施极其落后的年代，交通瘫痪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最后，一些人就选择自行车，日夜兼程地赶往心中挂念的亲人居住地。
北京东郊火车站外，附近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和市民都聚拢在站台外的铁栅栏处，看着从灾区运来的伤员，重伤及时送往市内各医院，轻伤又转往其他城市，显然全北京的医院接待能力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唐山及周边地区的灾民开始大批地涌到北京，有关唐山地震的小道消息满天飞。从7月30日开始，北京市的交通、卫生等许多部门纷纷组织了大量的机关工作人员奔赴唐山去“抗震救灾。”露宿街头的生活
全北京的各个角落，如同雨后春笋，迅速冒出了成片的简易帐篷，渐渐地原材料不再是单一的塑料布，而是铁皮、木板、油毡、苫布，所有能够遮风挡雨的材料土法上马，全部派上用场。后来，这些建筑物中有不少顽强地遗留下来，长期成为北京人口稠密的旧城区一个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