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强烈的烟土味呛醒，感觉自己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呼吸非常困难，神智恍惚，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一点声音。我想像不出这样呆着能坚持多久，顿时一种绝望的念头袭上心头，难道就要死了吗？一个30岁的生命就要完结吗？爱人在哪里？她跑出去了吗？她还活着吗？我的许多愿望和理想还没有实现，还有许多该办的事没有办，这样告别人世太没价值、太匆忙啊！转念又想，震魔无情翻脸，造物主要收回它的“造物” ，又有什么办法？唉，死就死吧！这样一想，反倒觉得轻松与超然了。恍惚中，我仿佛在悠远静穆的月光下徜徉，30年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情境，像电影蒙太奇的画面飞闪而来，家乡的土地，上学工作的地方，尤其是父母的面容，兄弟姐妹、恋人朋友的身影，像是在画上一样，一种年代久远的黑白画，他们表情平静恬然，甚至还有一丝淡淡的、神秘的微笑。我看着他们，他们不说话，没有悲怆，没有哀号，始终是那种淡淡的微笑，难道这就是死亡大门的景象吗？多年之后，我常回想起这令人难解的一幕，并与相关的研究作比较，有研究者说，人的最后阶段是“进入黑暗隧道的感觉” ，犹如胎儿从产道娩出；大作家雨果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看见漆黑的光”； 一位心理学家将人类“濒死体验”分为五个阶段：安详轻松、意识逸出、通过黑洞、亲朋欢聚、与宇宙合一。这与我的感觉大体相同，略有差异者，“黑洞”于我来说是月光下的感觉，他描绘的亲朋景象是“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宛若天使”，我的亲朋则朴素一些。这当然是后话了，还是说当时。
且说又过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豆粒般的微小光点射进我的眼角，定睛一看，是天上的星光！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的希望，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没有被深埋，臀部以下被砖石、土块紧紧裹住，腰背以上被一块巨大的煤焦板压着，身子像虾一样弯成90多度，我试着想动一下身子，没有成功，只有平伸的右手似可动一动，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忽然，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你—在—哪—里？救—救—我！”是妻子的声音！“你在哪里？”我大声喊道，“我在这儿！”原来妻子就在我旁边！她也被一块大焦子板压着，我的右手正好搭在上面，我用力把这块焦子板向上一托，她就说轻松一点，叫我赶快搬开。但我此时被压得匍匐着，平伸的手使不上劲，我必须先拱开压在自己身上的那块焦子板，直起腰来，才能救她，而这又需要以压在她身上的那块焦子板作支撑才行，我说：“你忍一下，我先站起来”，于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挺胸直腰，背上的那块焦子板被我拱得斜立起来了，但终因体力不支，又重重的把我压趴在地，如此反复几次，筋疲力尽，也没能拱开那块巨大的焦子板，只觉背上阵阵钻心的疼痛。不能这样等死，我说：“喊人吧！”于是我和爱人便一起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竟然有人回话：“你们在哪儿？”“在这里，快来！”“你们坚持住，我马上就来！”黑暗中一个人很快过来了，他搬开压在我身上的焦子板，又刨开挤着我两腿的砖石，这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动了，他把我从砖石缝隙中拽出抱起来，放到废墟上，接着又把我爱人也救了出来，她也不能动了，我俩并排着躺在一起。我们当时只穿着裤衩背心，来人又从附近找来一条被子，盖在我们身上，安慰我们说：“你们先休息吧，我去看看别人，不用担心，我随时来看你们。”这时天还黑沉沉的，不到早晨5点钟。
后来我们才知道，救我们的这位大哥叫陈连喜，30多岁，是开滦煤矿工人，他一家三口住在我们楼旁的一座平房里，只受点轻伤，看到我们这幢楼全部倒塌，他迅速安排好家人，就赶来救人，在废墟上跑来跑去，双脚扎得鲜血淋漓，用两块棉布包着。地震中他救了不少人，住在我们旁边楼门的一对京剧演员夫妇，就是他背出来的。（如今，陈连喜夫妇已经退休，住在丰润区，逢年过节我去看他们，提及当年救命之恩，心中溢满感激之情。）
被救出后，我们仰面朝天、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废墟上。周围渐渐传来走动的声音，对老天的怒骂声、呼救声、搬动转石的吆喝声响成一片，独独不闻哭泣声，户户房到屋塌，家家痛失亲人，人们已被突然降临的伤痛击晕了，淹没了，瓦砾中的生命在呻吟、流血，他们没有时间悲痛，有的只是对生命的夺抢，与死亡的抗争！没有受伤或伤轻的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展开了悲壮而伟大的救助活动。人们大多只穿裤衩背心，袒胸露背，遍身泥污，沉郁悲戚的神情中透射出坚毅和冷静，像原始野人那样无畏而飞快穿行在残垣断壁之间，给绝望的人们送去希望。住对面的牛老师夫妇给我们送来了温情的话语和一把核桃仁；人们用扒出来的面粉在一个砸扁的脸盆里烙饼，烙好的第一张就给我们送来了；尤为难忘的是得到了张建国、张建华小哥俩的热情帮助，他们当时还不到20岁，跑来东风楼救父母、妹妹，父母不幸遇难，妹妹受重伤，他俩忍住悲痛，除照料妹妹外，还细心照看并不认识的我们，找来塑料布，在我们身上搭了个挡风的小帐篷，建华当时是下乡知青，在瓜园看瓜，弄来一些甜瓜、西瓜，分给大家，至今那饼、那瓜的香甜，仍存留于口齿之间。（震后，我调到唐山劳动日报副刊，任编辑、副科长，主持工作。1986年，报社需要添人，也是有缘，此时在钢厂上班的张建华发奋读书，以优异成绩从电大中文系毕业，我便推荐了他。到报社后，他当编辑、记者，干得非常出色，他曾与另一名记者合作，勇斗歹徒，救助被抢劫的少女，被评为“唐山市学雷锋十佳公民”，多次获省、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他的作品多次获省一、二等奖，现在是报社群工部主任。）
然而，震魔的淫威并未收敛，7月28日这天，似阴似晴，天空呈混沌怪异的乳白色，天气变幻不定，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是烈日当头，几乎每过几分钟就有一次小的余震。傍晚时分，发生了大地震之后最强的7.1级余震，只见那些还未完全趴架的楼房，几次猛烈地前俯后仰之后，轰然倒塌；大树歪下身子，像扫帚般扫着地面；地震像一面大铁筛子狂筛猛甩，原本支棱八叉尚有缝隙的废墟经此一筛，变得更沉实了，我们身下，埋在废墟深处的医生夫妇八口之家，声息全无，全部遇难。我们所在的东风楼，伤亡极为惨重，24户中震亡18户，仅存二层上的6户，这与它是最高层且房顶较轻有一定关系。此次地震，我的大姐、姐夫，我爱人的父亲、大姐，均遇难身亡。后来得知，我们的遭遇牵动着亲人的心，沧州家乡的老父亲，背着干粮和一把小板镐，要来唐山扒我们，被二姐劝住；在保定工作的舅舅，让孩子开着一部大吊车，连夜赶到唐山，但遍地山一般的废墟和拥堵的道路，使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即使找到也晚了。后来这部大吊车加入了抢救不相识伤者的队伍。“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个人不如组织”，在唐山大地震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地震后最要紧是抢扒埋在废墟中的人，伤者被救出后，人们便少有时间照顾了，因为到处都是被压埋的人，到处都是撕心裂肺的呼救声。因此我和爱人在废墟上躺了整整两天，直到7月29日傍晚，单位得知我们的情况，派职工吕大顺等把我和爱人抬到了汽车公司，偌大的停车场，躺满了重伤伤员，白杨树的汽灯下，上海医疗队的医生护士汗流浃背、不眠不休地救治伤者，我爱人骨盆骨折，头被砸破，缝了18针；我腰部骨折，手脚膝盖多处受伤，进行了消毒处理。我们并排躺在帐篷的一角，周围常有断气的人被抬出去，我听到人们小声谈论我们：“这两口子能活吗？”“够呛”，闻之不禁黯然，心情一度非常颓丧。然而周围也弥漫着温情，公司党委书记张树海蹲在我们身边，鼓励开导我们，每天忙得飞一般的吕大顺，给我们端来一碗酱油粉丝汤，喂我们吃下；建国、建华也跑来看我们，送来一把蒲扇和两个白籽红瓤的黑色大甜瓜，当时我们都昏睡着，他们没忍心叫醒我们，在扇子上写了几个字：天热，蚊子多，扇子给你们用。震灾中，这些比金子还珍贵啊！
7月31日上午，我们被安排去大连治伤，我和爱人各躺一块门板，被运往飞机场，上飞机时人太多，混乱拥挤，解放军救援队的团长在前面抬着大喊：“同志们！让一让，这两口子都受了重伤，没人照顾，让他们上一架飞机吧！”一边喊一边抬着门板向前冲，汗湿的军装紧贴在他的背上，泛着大片白碱，这个形象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打听到这位团长姓高，但不知驻防何处）。这样，我和爱人终于同乘一架飞机，和其他伤员一起，转移到大连海港医院进一步治疗。
大连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一下飞机顿觉周身松爽，汗渍全消，伤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但最让人难忘的是大连人的热情，还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他们就守候在我们身边，拉着手问长问短，不停地嘱咐司机开稳点。当时的海港医院不大，突然安排震区的100多名伤员，床位十分紧张，为了给我们腾出病房，许多本地患者提前出了院，把最好的病房让给我们。伤员多是危重、骨折病人，治疗、护理工作十分繁重，医护人员昼夜忙碌，吃不好睡不好，两眼熬得布满血丝。就拿给骨折病人翻身来说，就是件麻烦事，需要三四个人站成一排，用手托着一齐使劲，慢慢翻过去，稍微用力不均，伤员就痛得钻心大叫，因此每给病人翻一次身，几乎等于一次“战役”，医护人员常常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为保证伤员吃好，医院专门到外地买来鸭子和新鲜蔬菜，千方百计改善伙食，为使饭菜合乎每个人的口味，他们逐个问我们喜欢吃什么，顿顿饭都是预先登记，保证每人能吃到可口的饭菜，记得有一次，我说想吃点豆腐脑，果然就端来了，是护士特意到街上排队买来的。我们躺着不能动弹，吃饭喝水是个难题，护士就端着饭碗一口一口地喂，从无半点厌烦，每逢开饭时间一到，病房里一个护士守一个病人，开始喂饭，常常是病人一边吃饭，一边眼角滚动着感激的泪水。20来岁的小宋，是从当时开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抽调来的，她高高的个子，白皙红润的面庞，活泼热情，照顾伤员十分周到，吃鱼的时候，她把鱼刺一根一根的择净，一边喂一边讲大连的风土人情，她还经常为大家代写家信，我和爱人写给父母的第一封信，就是她给代笔的，这封信我现在还保存着，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小宋那笑眯眯的面庞。二十五六岁的护士小刘，身材苗条，娴雅文静，但工作泼辣，善解人意，服侍伤员的“拉撒”，擦身洗脚，她尽心细致，不怕脏不怕累，没有半点嫌弃，多么可敬可爱的人啊！多少年之后，每当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中就涌起一股滚烫的热流……在大连的近两个月的日子里，我们充分感受到祖国处处有亲人的温暖，大连市委多次组织慰问伤员，文艺工作者到病房演出，街道的大妈把我们的衣物被褥拆洗一新，是年九月底痊愈的伤员出院之前，还给每人发了一套蓝色的新衣。当我们登上返回唐山的火车，恋恋不舍地紧紧握住大连兄弟姐妹的手，倾诉感激、惜别之情时，车厢内外哭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