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战场是人们变度发挥能动性的物形，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临敌应变全靠指挥员，审时度势，固势利军。
（原文）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损。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从组织民众编成军队，聚集军需，到开赴前线驻地扎营同敌人对阵，这中间最困难的莫过于两军争利，夺取制胜条件的了。两军争利中最困难的地方，又在于把迂回曲折的弯路变为直路，化患害为有利。所以要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所要争夺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方法了。
所以两军相争是为了有利于自己，若率领大军而争，也会失利而有危险。全军带着所有装备辎重去争利，就会因行动迟缓而赶不上，放下装备辎重去争利，辎重就会损失。因此，卷甲急进，日夜不停，以加倍的行程连续行军，走上百里路程去与敌争利，三军将领都可能被俘，身体健壮的士兵先到了，体弱疲倦的士兵掉了队。采用这种作法，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到。走50里路程去与敌争利，先头部队将领就可能受挫折，用这种方法部队只有半数兵力赶到。走上三十里路程去争利，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赶到。
所以军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运输不继就不能生存。所以，不了解列国诸侯的战略计谋，不能与其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不能得到地利。
因此，用兵打仗要依靠诡诈多变为根本，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按照分散和集中来变化兵力的使用。所以军队行动快速时，像疾风；行动缓慢时像严整的森林；攻击时，像迅猛的烈火；驻守像山岳，屹立不动；荫蔽时，像阴云天蔽；冲锋时像万钧雷霆。掳掠乡邑，要分兵掠取；扩张疆士，要分兵扼守。权衡形势利害与得失，然后决定行动。事先懂得以迂为直，以直为迂的方法的就能制胜，这就是两军相争的原则。
《军政》上说：“因为用语言指挥听不到，所以设置鼓铎；用动作指挥看不到，所以设置旌旗。”金鼓、旌旗都是用来统一军队作战行动的，军队行动既然一致，那么勇敢的将士就不能单独前进，怯懦的也不能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多用火光和鼓声，白天作战多用旌旗。之所以变换这些信号，是为了适应士兵视听能力。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挫伤它的锐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军队初战时，士气旺盛，锐不可挡，过一段时间，士气就逐渐怠惰，到了最后就疲乏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士气衰竭，松懈疲惫，人心思归时，再去打击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以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急躁，这是掌握部队军心的方法。以自己部队的靠近战场来对付敌人的远道而来，以自己的安逸休整对付敌人的奔走疲劳，以自己部队的粮足食饱对付敌人的粮尽人饥，这是掌握军队战斗力的方法。不要去迎击旗帜整齐，部署周密的敌人，不去攻击阵容严整、实力强大的敌人，这就是掌握因敌变化的方法。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敌人占领高地，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不要从正面进攻；敌军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对敌军精锐的部队不要去攻击；对敌军的以利引诱，不去理睬；对正在撤退回去的敌军，不要去正面拦阻；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对濒临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害它。这些都是用兵应当掌握的法则。
（兵法精粹）
军争之难。
战争的法则是，将帅奉国君之命，编成军队，组织民众，投入战场，其中最难的事，莫过于和敌人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而争夺制胜条件最难的是，如何化迂回弯路为直线近路（以迂为直），如何化不利为有利（以患为利）。故意迂回绕道，并以小利引诱敌人，结果我军出发得迟，却到达得早，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
争夺有利的制胜条件，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危险，若携带全部装备辎重去行军作战，必定来不及到达目标；若留下辎重行动，则必然损失许多物资。假使轻装急行，日夜不停，以加倍速度行军，赶上一百里路去争夺有利目标，结果强健的士兵先到，体弱的士兵落队，真正抵达目的地的只有十分之一，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如果行军五十里，去争夺有利目标，可能只有一半兵力能到达目的地，导致先锋部队受挫；如果行军三十里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可到达目的地。更何况军队没有辎重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存就会败亡。
倘若不了解诸侯列国的企图，就不能展开外交；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等地理因素，便不能行军；不利用向导带路，便无法获知地处所在。
用兵必须诡诈欺敌才能成功，必须对我军有利才采取行动，必须依情况的变化决定兵力的集中或分散。军队行动时，须快速如风；静止时肃静如林木；进攻时，如火一般猛烈；防守时，如山一般稳固；隐蔽时，如乌云蔽天；行动时，如雷霆万钧。军队须把从占领区掠夺而来的资财，分配给士兵；把攻占的土地，分封给将士。能因应状况，相机而动，事先懂得“以迂为直”计谋的将帅，才能得胜，这是争取制胜条件的原则。
四治之要诀。
录活用孙子兵法171—172古代兵书……掌握的原则。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兵家使用范例）
北非龙虎斗。
在战争中，必须对双方的有关情况做全面而综合的分析，看哪些因素对我有利，哪些因素对我有害，并根据具体情况而设谋用兵，趋利而避危，以求克敌制胜。
兵法要求，“先胜而后战”。其意是说，要先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其中，要准确地找出致胜之利和致败之危，这是不被敌人战胜的前提条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等于设计的谋略均成为无矢之的。
全面而综合地分析“军争为利”和“军争为危”，被历代兵家所强调。战场上两军对峙，互为制约。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成为分析和认识“利”与“危”的基本依据。对我有利的必然对敌有害，对我有害的必然对敌有利。所以，对于“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应作三个方面的理解：
首先，要看到作战的有利因素，也要看到潜在的危害。其次，既要看到对我有利因素和存在的危害，也要看到对敌的有利因素和存在危害，即做到“知彼知己”。最后，要把握“利”与“危”的转化，利用各种战术充分发挥我的有利因素，减少或避开危害；同时，遏制敌人的有利因素，同时扩大对敌人的危害，由此使对我的危害向有利转化，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第8集团军和德国元帅隆美尔指挥的德意“非洲军团”，在北非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龙虎斗。这两位对垒的将军，都是本国能征善战的骁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素有“沙漠之狐”美称的隆美尔在阿莱曼战役中首战失利，被迫转入防御。但其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在沙漠战场上前所未有，它不仅有宽而广的地雷场，而且没有公开暴露的侧翼。
为了进一步取得胜利，蒙哥马利没有立即发动进攻，而是精心策划了代号为“轻盈”的反攻计划，意在彻底打垮隆美尔。为了迷惑敌军，蒙哥马利专门组建了一支用来惑敌的A部队。这支队伍中有商业银行家、药剂师、音乐厅的魔术师、电视剧作者、艺术家、情报人员和几名大学教师，是个纯粹的杂牌军。也正是这支杂牌军，凭着高超的伪装欺骗手段，有效地把将在北线上担任主攻任务的1000辆坦克、1000门火炮、81个步兵营、几千辆军车和数万吨物资伪装了起来，使之看上去就像是运送物资的大卡车，使德军误认为这些车辆只不过是英军前线步兵的军需补经车。在南线的佯攻方向上，A部队更做了大量文章。他们用音响、烟幕等模拟大部队的集结，并铺设了假输油管和假铁路，在沿途设下无数供水站，致使德军对英军将在南线发动主攻深信不疑。经过一系列的示假隐真后，英军开始从南北两线进攻。
由于英军的进攻出其不意，再加上隆美尔正抱病回国休养，致使德军前线指挥官施图姆搞不清英军的战略意图，不知所措。最后，施图姆综合战前的侦察情报和战时从前线发回的战况描述，更加确信英军的主攻方向在南线，遂把一个最精锐的师调出主战场。英军在主攻方向上的压力减轻后，进展相当顺利，将德军切割成独立的几段，使德军伤亡惨重。隆美尔匆忙返回战场，但已无回天之力，“非洲军团”处于劣势，最后只得败逃突尼斯。
汉中争夺战。
两军交战，孙子强调一个“争”字，即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如果自身的优势多于敌人，那么取胜的把握就大了。这场争夺战就体现了这一点。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了荆州、益州，曹操占据黄河流域，孙权占据江南，三方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公元215年，曹操消灭了西北马超、韩遂势力后，便亲率大军进攻汉中的张鲁，以占据汉中。张鲁是东汉时期“五斗米道”道教的传人，被东汉统治者封为镇民中郎将后，领汉宁太守，成为封建统治者。张鲁得知曹操进攻汉中，想投降曹操，但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张卫在曹军到达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时，率领一万多人拒关坚守，阳平关最终还是被曹操攻破，张鲁投降了曹操。曹操基本上控制了巴中地区。
刘备对于曹操势力进入汉中，而且深入巴中地区十分担忧。他派部将黄忠出兵击败了曹军在巴中地区的势力，控制了这一地区。这时曹操的军队驻扎在汉中，丞相司马懿曾向他建议，要他抓住良机进攻益州。曹操认为西蜀守备不易攻破，且自己后方还不稳定，因而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不久，他把守在长安的大将夏侯渊调来驻守汉中，自己领兵回到了中原。
汉中是四川东北的门户，曹操占据汉中，可以使益州北方无险可守，这对占据四川不久的刘备无疑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汉中如果被刘备占据，那么刘备进可以攻关中，退可以守益州。因此，刘备决心将汉中夺回自己的手中。公元217年，刘备亲率主力进攻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负责军需供应。刘备大军屯驻阳平关，想攻下这一战略要点。刘备选精兵万余轮番攻阳平关，却攻不下，双方在阳平关相峙一年有余。
公元219年正月，刘备经充分的准备，决定采取行动以打破这种长期相持的局面。刘备率军避开防守严密地势险要的阳平关，渡汉水，沿南岸山地东进，一举抢占了军事要地定军山。夏侯渊被迫将防守阳平关的兵力东移，与刘备争夺定军山。为了防止刘备进军和北上，曹军在汉水南岸和定军山东侧建营垒，修围寨，设鹿角（一种栅栏式的防御工事）。刘备军夜攻曹营，火烧南围鹿角。夏侯渊命张郃守东围，自率轻骑往救南围。刘备军又急攻东围，并派黄忠率精兵埋伏在东、南围之间的险要地段。张郃不支，夏侯渊又急忙率军回援东围。黄忠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突然攻击行进中的夏侯渊。夏侯渊毫无防备，战败溃逃，被黄忠斩杀，张郃率军退守阳平关。
夏侯渊死后，曹军由张郃统领。曹操得知汉中战场失利，亲率主力从长安出斜谷，迅速赶赴阳平关前线救援汉中。这时，蜀军士气旺盛。刘备通过定军山争夺战改变了以前的被动局面，他对随从的部将说：“曹操即使再来，也将是无能为力了，汉中必然归我所有。”待曹军到达汉中后，刘备利用有利地形，拒守险要之处而不与曹操决战。与此同时，刘备遣游兵扰袭曹军后方，劫其粮草，断其交通。曹军攻险不胜，求战不得，粮食缺乏，军心恐慌，军无斗志，士卒逃亡者不少。一个多月后，曹操无奈，放弃汉中，全军撤回了关中。刘备如愿占据了汉中，不久，他派刘封、孟达等攻取了汉中郡东部子房陵上庸等地，势力得到了扩大与巩固。汉中争夺战以刘备的胜利而告终。
（商战使用范例）
企业效率低下的通病。
事物是对立统一的，利与弊总是贯穿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商战方面同样如此，只有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协调发展才能使企业效益达到最大化。这当然需要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当管理机构设置不当时，就会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有一家制造厂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后来一位新任厂长经过多方面调查发现了其中的原因。原来，制药厂组织机构臃肿，仅厂里设置的管理部门就多达30个，而一些可有可无的闲杂人员竟占了全体员工总数的15%。如此庞大的组织，导致制药厂内部职责不明、管理混乱、效率低下。新厂长为改变现状，首先精简机构，将管理部门从原有的30个一下子减少到3个。而将一些闲杂人员等从前的一百多个减到二十多个。经过了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制药厂各部门职权明确，员工也都分工明确效率因此大为提高，而制药厂的效益也一步步地攀升。
职权不分，管理机构混乱，这是企业效率低下的通病，例子中的这家制药厂正好犯了“举军而争利，则不及”的错误而导致了自身长期亏损。幸好新厂长摒除了这一弊病，才使药厂转亏为盈利。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道理也适用于市场竞争。一个企业能否及时准确地把握竞争之“利”的“危”，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发挥其“利”、避免其“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的关键所在。为此，许多大企业不惜重金聘请专家学者组成智囊团，提供市场竞争中的“利”与“危”的信息，研究本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本企业所处地位，以调整经营结构，变有利因素为经济利益，变危害为有利或减小危害，使企业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