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的态度一明朗，高宗和武则天大受鼓舞。说句实在话，在七位宰相中，他最在乎的是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长孙无忌，一个是李勣。长孙无忌既是百官之长，又是自己的舅，并且把自己一手送上太子的宝座，登上皇位后，再尽心辅佐，可谓扶上马又送一程，于公于私，他都有大恩于自己。而李勣是三朝元老，战功卓著，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徐圆朗、辅公柘等许多重大战役，他都居功至伟；打突厥，攻薛延陀，征高丽，他都亲自挂帅，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太宗皇帝在世时，不止一次说“李勣就是我的长城，有了他，朕就不用再修长城了”。且更重要的是，李勣这个人很忠义，那是天下出了名的，他在朝中不参与任何党派的纷争。
李勣是军方人物，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表态等于说：我们军方不掺和宫廷斗争。这等于给高宗吃了定心丸，陛下你放心去干吧！高宗心里有底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手里没有军队，是很难成大事的。
高宗和武则天不怕了，没有军方的支持，你长孙无忌等人掀不起什么大浪，只要军队中立，就排除了政变可能，你这一帮文官又能拿我怎么样，何况我手里还有禁卫军。
中间派之所以保持中立，这跟他们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比如李勣，他是隋末瓦岗寨出身，和当年的李渊一样，都是重要的反隋力量。他是山东豪杰，通过隋末农民起义，凭军功一步步跻身高位，与关陇贵族出身的长孙无忌等人显然不是同一战壕的人。其次，李勣是手握重兵的人物。军方人物是最不宜卷人朝党之争的，因为无论成败，他们的地位都很尴尬。成功了，容易受到猜忌，招致杀身之祸。失败了，自然会被加上“谋反”的罪名诛连九族。因此，太宗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时曾经找到他，希望他帮忙。他说“这是殿下兄弟之间的事，我不参与”。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觉得他这个人可靠，器重他、赏识他，才决定把这个人留给李治用。实际上，唐太宗托孤时，是把他作为武将中的顾命大臣使用的。只不过唐太宗耍了个心眼，故意把他贬到偏远的叠州去做刺史，然后由高宗继位后把他召回朝中，委以重任，让他对李治感恩戴德，忠于李治。在高宗朝，长孙无忌是官居太尉一品，李勣则官居司空一品。在大多数情况下，李勣对朝政都不做任何评价，你可以说他这是韬光养晦，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政治智慧。作为军方人物，他必须保持中立，当年“玄武门之变”那么大的事，他都两边不帮，现在不过是废立皇后的事，他又为什么要掺和呢？无论谁胜谁败，都不会损害他的利益，毕竟打仗是需要人的，在军界里没有人能取代他的地位。
李勣的表态，等于又一个派别形成了，那就是中间派。其实，中间派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是来做官干事的，不是来参与宫廷内部斗争的，谁做皇后，谁不做皇后，与我无关。这事轮不到我说话，我也不想对此事发表意见。
这样的局面使拥武派大受鼓舞，尤其是那个老当益壮的许敬宗，马上把中间派的态度做了个淋漓尽致的发挥，公然在朝堂上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意思是，一个老农民多收了十斗麦子，尚且想换个老婆，天子富有四海，何况只是想立个皇后，关我们这些人什么事啊！大家有必要在这里瞎起哄吗？”这话乍一听太粗了，哪像一个曾经名列秦王府“十八学士”的人说的话。不过粗归粗，那意思却很在理，听得唐高宗和武则天都乐了，对他说：“你这话不能只是在朝堂上讲，到外面去说一说，让朝野上下都知道，咱们这个皇上当得多么不容易，处处都受制于那帮顾命大臣。”
许敬宗奉旨行事，大肆宣传。很多人都说是呀，这皇帝家的事，我们管得着吗？于是，持中立态度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虽然中立，没有表态，但客观上是站在高宗和武则天一边。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官还是皇帝给的，帮不上皇帝，至少也不要扯皇帝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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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存在着三派势力：敌方、我方、中间派。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是不愿凭白无故地卷入纷争的，之所以卷入，是因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只要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大多数人是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的人在通常情况下要占绝大多数。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谁能争取到中间派的好感，得到他们暗中的支持，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正如某位伟人所说：孤立少数，团结大多数。
9.后宫之主，舍我其谁
随着力量的分化，局势渐渐地明朗了，高宗和武则天可以放心大胆地下手了，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支持拥武派，团结中间派，打击反对派。反对派越来越孤立，虽然他们一个个大权在握，但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所有的大权也拗不过君权。武则天和唐高宗已经胜券在握，他们开始正式摊牌了。
首先倒霉的是倒武先锋褚遂良，他被贬为潭州都督。潭州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那时的长沙不像今天的长沙那么繁荣，属于蛮荒之地。
褚遂良这个急先锋被贬逐，倒武派集体沉默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势，领教了武昭仪的厉害。人性中懦弱的一面占了上风，为了保全自己的位置，他们选择了沉默。诚如鲁迅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要在沉默中毁灭。他们已经成了武则天的敌人，武则天不会善罢甘休，沉默只是慢性死亡而已。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二日，唐高宗下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
王皇后此时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当初她接武则天回宫，只是为了引入竞争机制，让武则天和萧淑妃去竞争，自己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人算不如天算啦！而且还背上了“谋行鸩毒”的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和自己争风吃醋的萧淑妃，如今却成了与自己同病相怜的难姐难妹。
皇后废了，中宫不可一日无主。六天之后，十月十八日，许敬宗联络百官上表，请求重立中宫。当天，高宗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个诏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武氏出身于名门，是国家勋臣之后，属天下女性中的佼佼者，当年以才华和德行著称而被先帝选人后宫，她举止得宜，做事有分寸，深得后宫众人赞誉。朕当太子时，先皇病重，朕侍奉先皇于病榻前，朝夕不曾离开，大事小事，事必躬亲，尊重父皇的妃嫔，从不顶撞她们，这一切先皇都看在眼里，常常叹息朕周到用心，于是就把武则天赏赐给朕。武氏的事跟汉朝王政君的事如出一辙，完全可以立为皇后。
有人说，这篇文章是许敬宗写的，但我更相信这是武则天自己写的，也许徐敬宗只是写了个初稿而已。这不是诏书，而是一篇战斗檄文，句句针对倒武派：你们不是说我出身低吗？我也是名门出身，你看皇帝在诏书中都说“武氏门著勋庸”；你们不是说我是先帝的小老婆吗？不错，但告诉你，我与当今皇上没有偷情，是太宗皇帝把我赏给了当今皇上。这事不算什么，历史上这样的事多的是，我不过是跟汉朝的王政君一样而已。王政君何许人也？她是汉宣帝的宫女，当时，太子心爱的良娣死了，有些闷闷不乐，宣帝就把王政君赏赐给太子，以示安慰。王政君到了太子府，得到了宠幸，肚子也很争气，很快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宣帝死去，太子即位，他就是汉元帝，由于太子妃没有儿子，王政君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母以子贵，王政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后。
几经偷梁换柱，庶族成了高门，才人成了宫女，偷情成了先帝赐婚。王皇后之所以被废，一则是她“谋行鸠毒”，二则怪她自己生不出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武则天生了孩子，帮当今皇帝扫却不孝的骂名，我这个皇后做得顺理成章：合理、合情、合法。
十一月一日，司空李勣送玺缓给武则天，武则天正式被册立为皇后。
从贞观十一年进宫，一路走来历经坎坷，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十八年的痛苦挣扎，武则天终于修成正果，成了大唐帝国的皇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十八年也许意味着青春的全部，的确，武则天不再年轻了，她已经三十二岁，但她终于可以感到欣慰了。现在她终于可以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了，只不过天子已不是当年的天子，是那个天子的儿子。
武则天的确与众不同，她没有中国标准式皇后的内敛。被册立为皇后的当天，她就在肃义门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酋长的朝拜，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她开创了这个先河。因为在以往，皇后只能接受朝廷命妇的朝拜，即那些有职衔的官僚之妻的朝拜。然而，武则天不满足于此，她认为自己和其他皇后不一样，她不是用一顶轿子抬进宫里被轻松册封为后的，她是经过了艰难的斗争，历经血雨腥风的洗礼后才登上皇后宝座的。她是这次斗争的决策者、掌舵者、胜利者，因此，她不仅要受朝廷命妇的朝拜，还要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酋长的朝拜。
很显然，此时的武则天不只是一个皇后。面对文武百官，她认为自己是征服者，谁说女子不如男，男人们能干的事，我武则天也能干。她尝到了权力斗争的甜头，所以，她不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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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皇后位置来之不易。她的对手是一座座难以德动的山，只要一招不慎，她就会失去翻盘的机会。她借助于弱势的力量，不断分化瓦解对手，扭转不利局面，在一番彼消此长之后，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她这一方。她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打掉了倒武集团中最猛烈的褚遂良，然后又利用对手人性中懦弱的一面，趁势发起进攻，促使高宗废掉王皇后、萧淑妃，从容登上了皇后的宝座，成为六宫之主。正所谓，六宫之内，舍我其谁？其实，她的视野早已超出了六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