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人原经】
七缪（缪，同“谬”）：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才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夫采访之要，不在多少。然征质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虽无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误。爱憎兼之，其情万原；不畅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故州闾之士，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交游之人，誉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实厚之士，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毁。故偏上失下，则其终有毁；偏下失上，则其进不杰。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异之材，则非众所见。而耳所听采，以多为信，是缪于察誉者也。
夫爱善疾恶，人情所常；苟不明贤，或疏善善非。何以论之？夫善非者，虽非犹有所是，以其所是，顺己所长，则不自觉情通意亲，忽忘其恶。善人虽善，犹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长；以其所长，轻己所短；则不自知志乖气违，忽忘其善，是惑于爱恶者也。
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壮其志大，是误于小大者也。
夫人才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有少无智而终无所成者，有少有令材遂为隽器者。四者之理，不可不察。夫幼智之人，才智精达，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早智者浅惠而见速，晚成者奇识而舒迟，终暗者并困于不足，遂务者周达而有余。而众人之察，不虑其变，是疑于早晚者也。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损害。名利之路，在于是得；损害之源，在于非失。故人无贤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能明己是，莫过同体。是以偏材之人，交游进趋之类，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序异杂而不尚也。推而论之，无他故焉。夫誉同体、毁对反，所以证彼非而着己是也。至于异杂之人，于彼无益，于己无害，则序而不尚。是故同体之人，常患于过誉；及其名敌，则鲜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奋，好人行直于人，而不能受人之讦；尽者情露，好人行尽于人，而不能纳人之径。务名者乐人之进趋过人，而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也。故或助直而毁直，或与明而毁明。而众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于体同也。
夫人所处异势，势有申压。富贵遂达，势之申也；贫贱穷匮，势之压也。上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是故达有劳谦之称，穷有着明之节。中才之人，则随世损益，是故藉富贵则货财克于内，施惠周于外。见赡者，求可称而誉之，见援者，阐小美而大之。虽无异才，犹行成而名立。处贫贱，则欲施而无财，欲援而无势，亲戚不能恤，朋友不见济。分义不复立，恩爱浸以离。怨望者并至，归非者日多。虽无罪尤，犹无故而废也。故世有侈俭，名由进退。天下皆富，则清贫者虽苦，必无委顿之忧。且有辞施之高，以获荣名之利。皆贫，则求假无所告，而有穷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讼。是故钧才而进有与之者，则体益而茂遂；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则微降而稍退。而众人之观，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是疑于申压者也。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质，察之寡失。失缪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与物异列。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测其玄机，明异希。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直露为虚华，或以巧饬为真实。是以早拔多误，不如顺次。夫顺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实，亦焉往而不失。故遗贤而贤有济，则恨在不早拔；拔奇而奇有败，则患在不素别；任意而独缪，则悔在不广问；广问而误己，则怨己不自信。是以骥子发足，众士乃误；韩信立功，淮阴乃震。夫岂恶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见，而奇逸美异也。是以张良体弱而精强，为众智之隽也；荆叔色平而神勇，为众勇之杰也。然则，隽杰者，众人之尤也；圣人者，众尤之尤也。其尤弥出者，其道弥远。故一国之隽，于州为辈，未得为第也；一州之第，于天下为椳；天下之椳，世有优劣。是故众人之所贵，各贵其出己之尤，而不贵尤之所尤。是故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由是论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
——刘劭《人物志》
【评析】
“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元代的马致远在《半夜雷轰福碑》杂剧中唱出对识人不明的至理名句。他在这里把毁灭人才、颠倒是非的封建社会的不平现象和贤能之士的不幸遭遇都唱出来了，说明了识人之误必然产生是非不分、贤佞不辨、黑白颠倒的恶果。
识人不易。刘劭在《人物志》中说出了识人最容易犯的七种错误：一是考察一个人的声誉时，会有失公平；二是待人接物，会受到个人爱恶之情的牵制；三是审度心志，有大小情况不分的误区；四是品评素质，会看不到早智与晚成的疑惑；五是辨识类型，会因其与自己属于同一种类型而影响自身的判断；六是品论才能，提拔人才时，会存在提拔与压制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七是观察人才，时常会忽略对尤妙与尤虚之人的注意。
即便识人如神的曾国藩，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势。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从古至今，任何领导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学会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因此，学会知人用人，是君王将帅能成其大事业的核心。因为一个人是否可以称之为有才能的人，不能依其一时、一地、一事的表现，不能仅凭其外在的表现来进行判断，而要掌握一套识别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科学的考察，对这个人的内在品质有清楚的判断。只有正确地识人，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的“善任”。
察誉有偏颇之缪
我们在识别人才时，常犯的错误之一是：考察一个人的名誉时，会有失公平。
尽管我们都知道“耳听为虚”，但通常我们想认识一个陌生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的结果，往往又会被人信以为真。然而，对于工于心计的人来说，别人评价他好，他不一定真好，可能是他善于交际、性格圆滑的结果；对于比较有个性的人而言，大家说他坏，他不一定真坏，可能此人特立独行，不近人情，只是人缘较差罢了。
战国时齐威王整顿吏治，廷议官员优劣。朝臣众口一词，纷纷赞扬阿城大夫政绩突出、精明强干；一致认为即墨大夫清高自傲、贪功图名。按惯例，阿城大夫的升迁与即墨大夫的遭贬当是自然。然而，为了使奖惩的依据准确无误，齐威王接受相国邹忌的建议，派使者到阿城、即墨明察暗访，了解真实情况，看实绩，听民言，发现实际的情况与众人的议论恰好相反。最后即墨大夫受到重赏，阿城大夫则被活煮。
耳听为虚，但眼见就一定为实吗？也不一定。凡事不可一概而论。这还需要你有一双善于识人的眼睛，能够做到去伪存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这样的判断才是可信的。
相传，孔子走到陈国和蔡国之间的时候，穷困不堪，连野菜汤也喝不上，七天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好在大白天里睡大觉。
他的弟子颜回找到一点儿米，把它放在甑里面煮。饭快熟了，孔子看见颜回抓甑里面的饭吃。
过了一会儿，饭熟了，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装着没有看见刚才那件事的样子，站起来说：“刚才我梦见祖先，我想用这些饭食来祭奠他们。”
颜回连忙说：“不行。刚才有灰尘掉进甄里，把饭弄脏了一些，我感到丢掉了不好，就用手把它抓起来吃了。”
孔子听了感慨地说：“我所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但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相信；我所依靠的是自己的脑子，但脑子有时也靠不住。你们要记住，了解一个人确实不容易呀！”
正是因为孔子知道识人不易，所以他才没有草率地以自己的所见来判断一个人。所以，不要轻易地用自己“亲眼所见”来为一个人下结论。
一个领导在鉴别人才的时候，对于众口一词的评价是不能相信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人好，那么就有党同伐异之嫌；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不好，真正的人才也许就被埋没了。刘劭认为，真正可信的评价是将对人的称赞分为上、中、下三个方面，然后对上等人引导、提拔，对下等人勉励、帮助、推荐。如果不能照顾周全，就一定会因过失而造成损害。
王黼原名叫王甫，后来因为和一个宦官同名，皇帝就给他改为黼。他为人多智善佞，擅长沽名钓誉。他对上能顺应上意，对下能收买人心，一度在朝中混得顺风顺水。
据说，王黼风神俊美，两目炯炯有神，非常能言善辩。大臣何执中很赏识他，提升了他的官职。后来宰相张商英在宋徽宗那里失了宠，宋徽宗就派人到杭州，赏赐玉环给已被罢相的蔡京。王黼探知到这件事，就向朝中上疏，攻击张商英失职，列举出蔡京的政绩，提出让蔡京重新出山。很快，蔡京重新做了宰相，为了报答王黼，把他提拔为御史中丞。
为了扩大蔡京的权势，王黼就诬陷对他有恩的何执中。幸好皇帝没有相信他的话，这件事情才作罢。蔡京退休后，王黼假装顺应人心，一律反其道而行之，罢除方田法，拆毁辟雍和医学、算学，合并会要和六典各局，淘汰省府属官，减损远郡使和横班官俸禄的一半，废除茶盐钞法，对富户的科派一律免除，人们一致称赞他是贤相。
宋徽宗也十分器重他，把他住的阁楼题名为“得贤治定”，又九次为他题写亭、堂榜额。但王黼表面上一副公忠体国的样子，暗地里却搜罗天下宝物，蓄养妓女，整天声色犬马。他引诱了朝中官员邓之纲的小妾，还通过诬陷把邓贬到了海南。朝中大臣凡是和他作对的，一律被贬官发配。
王黼在得到宋徽宗宠爱有加的同时，还忘不了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大肆地谋取私利。宣和二年（1120年），北宋与金朝签订了《海上盟约》。为了解决联金攻辽的经费，王黼下令：在全国的每户居民中按人头出“免夫钱”，以解决联金攻辽的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结果，仅此一项就敛财达六千二百万缗之多，差不多相当于北宋宋徽宗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据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税收在历史上已经属于最高的一个朝代了，再加之扰攘不休的花石纲，当时再向广大贫苦的老百姓征收这么一大笔钱，老百姓已经是不能够承受了。而且，在征收“免夫钱”的同时，王黼假借以修黄河为名，在民间大搞征集摊派，此次共收到一千七百余万缗。经过王黼如此几次折腾，又正值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民不聊生，于是便有了“河北群盗因是大起”，宣和元年的“梁山起义”，宣和二年睦州青溪县的方腊举行了“帮源起义”，宣和五年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起义。“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白昼横行”，以至“巡尉不敢抗，县镇不能守”。在方腊起义时，王黼很害怕皇帝知道这件事会坏了自己的前程，所以他便隐而不报。谁料想，方腊的起义越来越浩大，继而又攻破了六座郡城，眼看再也不能瞒下去了，王黼这才上表报告。平定方腊后，王黼仍然作为功臣被提升为少傅，很快又当上了少师。
王黼这种靠政治投机所得到权力的小人，虽然其内心十分狡黠、奸诈无比、阴险毒辣，但由于有着俊逸洒脱的风仪和机智得体的谈吐，所以往往容易让人上当受骗。然而，“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王黼的为人和所作所为令文武百官愤恨，更令新皇帝钦宗十分厌恶。钦宗皇帝继位后，专门下旨不准王黼进入阁门以内。在金兵攻陷汴梁后，王黼不等朝命，便带着家小仓皇出逃，后被宋朝官兵追上处死。当地老百姓因痛恨王黼，就把王黼的首级割下献给朝廷。这个曾几时位高权重的政治投机小人，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
人的思维和情感都是极其复杂的，认识人需要一个过程。眼睛一时所见到的不能作为我们评判的标准，还应该经过大脑思维的过滤，才会在识人上不失偏颇。
接物有爱恶之惑
人皆有七情六欲。喜欢善良、美好的事物，厌恶恶毒、丑陋的事物，是人之常情；以自己的好恶判断人，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这种过于主观的判断方法注定是一个谬误，很多人因此而错过了大量的人才。
有些人容易被主观的好恶所迷惑。不论贤人或愚人，喜爱善良的人，讨厌邪恶的人，乃人情之正常观象；可是由于人性好恶的作崇，往往发生善待邪恶的人，疏远善良的人的反常现象，这就是所谓“接物有爱恶之惑”。
邪恶的人纵使有百恶，必有一善。只要这一善刚好与我们的长处相通，对了脾胃，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忘掉他的百恶，对恶人产生好感而情通意亲。
善良之人纵使有百善，必有一短。只要这一短处刚好与我们的长处相违，倒了味口，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忘掉他的百善，甚至拿其长处鄙视我们的短处，于是就对善人产生反感而疏远他。
人类的心理相当微妙，内心的理智与感情永远处在斗争的状态。虽然我们明知“理智”是对的，“感情”是错的，可是我们仍然纵容“感情”泛滥，故意让“感情”去犯错，造成了识人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