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者行列中，哲学家艾思奇是被公认为博学广识的学者，他那短暂的五十六个春秋，给一部中国哲学史写上新的篇章，也为后来的人们增添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察其原因，其中颇多来自图书馆汲取。
课余闲暇就是跑图书馆
艾思奇原来叫李生萱。艾思奇是他30年代初在上海时，看了一部《爱斯基摩人》电影后，为表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而取的名字。后来，因为艾思奇从事马克思理论研究蔚为大家，也有人解说，“艾思奇就是他崇敬与爱慕马克思与伊里奇（列宁）的意思。”但30年代初，“马克思”译名尚未有统一界定，一般都译为“马克斯”。
艾思奇的儿童时代是在家乡云南腾越度过的。腾越，现名为腾冲。
艾思奇从小爱读书，在小学时就喜欢写作，学校小图书室的仅有一些书刊都为他翻得滚瓜烂熟，其中的一份《少年杂志》更是他爱读的。1922年的李生萱，竟在《少年杂志》发表《禳解疯病》，这篇旨在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的短文大大提高了他的阅读兴味，这样他往图书室阅读更加起劲了。
1925年，艾思奇考进了位于昆明的云南省二中。二中图书馆是一个设备较好的中学图书馆，少年艾思奇课余闲暇就跑图书馆。因为常在图书馆看书，竟与图书馆工作人员李国柱结为忘年之交。李国柱见他好学深思，爱读哲学书籍，就主动向他时时推荐《新青年》、案《向导》等杂志。不久，艾思奇又被选为校刊《滇潮》编委，他跑图书馆更起劲了。
中学毕业后，艾思奇赴日本留学，很快就掌握了日语初级课程。为了深化日语，更上层楼，他又不愿放弃自己心爱的哲学研究，于是买了一部日文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他说，学哲学，又借此进修日语，这真是一举两得。青年时期的艾思奇已精通日语，又熟悉各种哲学流派了。他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扎的根。
接着艾思奇又找到马克思《资本论》、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纲》等书，经典著作的思维严谨和高隽分析，增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他钻研了逻辑学，知识更有了系统性、完整性。在日本的短暂一年，他的学问更多了。
1930年，艾思奇第二次赴日本留学，读的是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专业。这时他的日语水平提高了，竟发现日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有若干失实处，以致与人理解极易产生误区。于是他决心学习德语，从图书馆找来德语辞典、课本诵读。
他很快掌握了德语。
没有《大众哲学》的图书馆是不多的
在旧中国，图书馆没有《大众哲学》是罕有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从日本回到了昆明。三年后，他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好学不倦的艾思奇在做好日常业务工作后，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他经常跑东方图书馆。这时的东方图书馆虽经日本飞机炸毁，但在张元济等努力下，终于集敛了古今国内罕见书本，这对山城出来的艾思奇感到分外新鲜，他在那里读了不少过去从未看到的书。
艾思奇也常常逛逛山阴路上的内山书店和四马路文化街。他是个穷职员，没有余钱买书，在看到其它图书馆未见有收藏自己喜读的书时，如获至宝，只好采用在店角站着抄书与做笔记了。
1934年春天，申报流通图书馆为了加强与读者联系，设立了读书指导部，并在《申报》开辟“读书问答”专栏。艾思奇和柳浞、夏征农都被聘请为专栏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分析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归纳分类，予以解答，其中艾思奇承担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诸类问题。“读书问答”每天要收到几百封来信，艾思奇也成天奔忙于替读者排忧解难。同时自己也不断地汲取知识，丰富知识层面。这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名声开始响了。他的博学，竟给他带来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百科全书”。
不久，读书指导部改为《读书生活》杂志，艾思奇也就留在杂志社做专职编辑；每期都载有他的哲学讲话通俗文章，这个专栏历时一年后，就由出版社结集推出《哲学讲话》；1936年，经他稍作修改，改名为《大众哲学》出版。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30年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群中非常走红的一本哲学通俗读本，据不完全统计，它印行达三十三版，数字积几百万册。抗战前后很多青年人就是读了它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的。在那时的图书馆，即使是经费短绌的学校图书馆、县民众教育馆图书室，也多备有这本书。在旧中国可以说没有《大众哲学》的图书馆是不多的。
《一封家信》，当地学校的学生教材
抗日战争爆发，艾思奇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风尘仆仆地不远千里来到陕北延安，被分配在马列学院当理论教员。延安文化事业虽然设备简陋，但位于杨家岭的图书馆却是他常去之地。他懂得图书馆的功能，1938年11月29日，在替家乡云南和顺乡图书馆纪念刊题字的《一封家信》，还特别作了说明。他说：“图书馆事业在发展文化的工作上是最重要的，家乡人能热心如此，我非常高兴。我在这里能贡献的意见是：第一，要大众化。书只供几个特等人看读，那时候已经过去，现在的书是要大家都来看读，要多多去找适合于大众阅读的书……。第二，要普通化。要设法使馆中的书什么人都能阅读，衙门式的图书馆，只图表面的堂皇美观，那是没有用的。第三，要多购备社会科学的新出版物。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在现社会的需要上是一切学术的骨干。”和顺乡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文化乡，“在中国乡村文化里堪称第一”（张天放题字），而艾思奇的这封信，因为文字朴实，感情真诚，竟然还为当地学校作为学生教材，成为人们爱诵的作品。
1939年12月，正在筹建的延安中山图书馆邀请各界人士讨论如何整顿与扩大图书馆，艾思奇被聘任为理事。翌年2月14日，又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和他一起任常务理事的，还有何思敬、周扬、王林和胡乔木。当时馆长是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兼任。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里，艾思奇数年如一日刻苦读书研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为了更深层次地研究哲学，又阅览了自然科学、医学等著作；还常翻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以及原来是为弄通诸子百家的先秦哲学。1940年，在中央文委工作的艾思奇收到了孤岛上海鲁迅纪念委员会赠送的《鲁迅全集》，真是如获至宝，在百忙中竟以最大毅力，全部读完。艾思奇也爱读文艺书，翻译了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对于欧洲大诗人海涅和雪莱、拜伦、歌德都有特别的爱好；对于中国现代诗人也很喜爱，曾向延安干部推荐贺敬之、郭小川、鲁藜的诗；那些带有抗日烽火的时代气息的作品，诸如前方归来作家写的反映战斗生活的作品，他尤为爱读。如胡丹沸《把眼光放远些》、海默、洛汀《粮食》等剧本、邵子南《李勇大摆地雷阵》、孙犁《白洋淀》、李季《老阴阳怒打蝗虫爷》、华山《碉堡线上》等散文小说；即使像整风后期出现的改革京剧《逼上梁山》、秧歌《惯匪周子山》、秧歌剧《夫妻识字》（丁毅）、《兄妹开荒》（王大化）等作品，他也是认真观看或阅读，并发表众多的评述和论著。
建国后，艾思奇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并兼任哲学教师。当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本家兄弟李希泌送给他两册不同版本的《大众哲学》，他说：“《大众哲学》当时曾起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但内容较浅，且已过时，有些提法也需要重新研究订正。”当时李希泌正在编《解放前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向他请教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的历史情况，他介绍了当年在上海编辑《读书生活》等情况。
在北京，艾思奇经常赴北京图书馆。有时还应邀与图书馆读者作辅导报告。他对图书馆藏书建设很有兴趣。有次在图书馆做完纪念斯大林的报告后，馆长冯仲云接待他参观北京图书馆馆藏善本书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他津津有味地聆听善本书管理人员的讲解。
据李希泌回忆，50年代的艾思奇很有兴趣于古中国哲学，有次谈及明朝学者李贽：“李贽在中国哲学史上别树一帜，李贽的哲学思想值得研究。”李希泌说：他希望我查一查北京图书馆藏有多少李贽的著作。我编了一份北京图书馆藏李贽著作目录寄给他。他接到目录后，复信给我，准备按目录借阅。①
①李希泌：《健行斋文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1941年，助教何善周见闻一多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甚感惊奇，说：“闻先生，你看这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却严肃地说：“入门书？在这方面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
余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一本通俗读物《大众哲学》竞风靡了中国几十年，它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