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与史学家钱穆的学术生命连在一起。他从乡村图书馆走出来，一生离不开图书馆，他的声名与图书馆长伴共存。
二十四岁的泰伯市图书馆馆长
钱穆，字宾四。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三十四世孙。江苏无锡人。1912年春，中学未毕业，即在离家七八里的秦家水渠私立小学做童蒙师。此后至1922年秋，相继在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等，辗转十年半时间，担任村镇小学教师。
荡口是苏南大镇，鸿模学校为晚清举人华鸿模所创的华氏义学，1909年，钱穆即于此小学毕业。华氏乃荡口望族，家富藏书。1917年，校董兼校长华绎之捐巨资，兴建一幢五间二层的新楼，命名为“鸿模藏书楼”，尽庋家藏图书供师生阅读。据钱穆回忆，当他任教鸿模时，藏书楼楼门不轻开，但华绎之是他常州中学时的同学，对他信任有加，破例给了一把楼门钥匙，任凭自由进楼读书。钱穆因此得以在书海驰骋。诸如遍读颜元、李□的书；江阴南菁书院刻本的叶适《习学记言》，这些著述对他日后形成的新儒学思想甚有影响。
1919年秋，二十四岁的钱穆由荡口转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不久又兼任泰伯市图书馆馆长。泰伯市图书馆于1920年由市扇东（市长）邹茂如等创建，木楼两层，占地三丈见方，傍第一初级小学而起，是20世纪20年代无锡四大图书馆之一，为后来的无锡县民众教育馆前身。馆藏图书达一万余种，其中有康熙时编、雍正四年（1726）印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全书目录就有四十卷。此书全国仅印64套，作为一个乡镇图书馆就设置一套。阅览室还订置《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杂志。
钱穆在此期间，日以继夜埋头于图书馆。他自称：蛰居穷乡，却未尝敢一日废学。晨昏读古人陈编，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授课之暇则读报章杂志。乡郊小学十年，他在图书馆读了很多经史子集古籍，和全部严译西学名著，还读了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样的新学以及《东方杂志》。1918年，他将由鸿模藏书楼得来的知识，著作《论语文解》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述。在任职泰伯市图书馆期间，连续在李石岑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青年论坛》发表文章。在赴杭州采购图书时，曾获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因泰伯市图书馆须庋藏木刻大字本，此石印本乃归他私有。钱穆后来回忆说，这是为他日后撰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每日晨起，必往云南图书馆读半天书
1922年秋，因史学家施之勉推荐，钱穆南下厦门集美学校教书，接着又在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做中学教师。它们都是当时江苏省的名校，都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这给他治学更上层楼。他的名著《先秦诸子系年》，在执教苏州中学时即已初具规模。
1930年秋，钱穆因顾颉刚的推荐，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先后任教八年。京华旧地，常有前清士绅人家的稿本、善本流落坊间，以致如琉璃厂旧书市场旺盛。钱穆每到此处，流连忘返，他因常购藏书籍，各书肆老板几无不相识。他将历年工薪所得，购书五万册，蔚成一个自己的“图书馆”，但仍不满足，还时常跑北平图书馆等。又与当时北平图书馆向达、王庸、刘盼遂等相稔熟。
《诸子系年》是考据之作，诸子互证，子史对勘，除《史记》、《战国策》外，最重要的史籍是《竹书纪年》。但传世今本为后人搜辑，多削舛误乱缺。钱穆经历年出没图书馆查阅，即于明代以下各家所校刊的《纪年》，可谓搜罗殆尽。如其中雷学淇著《竹书纪年义证》，在北平坊肆遍寻无着，后始在北平图书馆珍藏书中得其家传稿本。
抗日军兴，钱穆匆离北平南下，5万册书全丢在北平，随身只带了为讲授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册札纪。流亡途中，他之治学，更是尤赖图书馆。当时他任教的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南岳山腰圣经学院旧址。他每周六下山赴衡山图书馆，专借所藏商务印书馆新印《四库珍本初集》中宋明各家集，归室披阅笔记，凡有关王安石新政诸条，择要笔录，后录入《国史大纲》。又读明儒王龙溪、罗念庵两集，自称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是他此后治理学的一意归向程朱的开始。不久，临大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本部迁昆明，钱穆随校文学院则在蒙自、宜良，讲授中国通史，课余撰写《国史大纲》，所需“二十五史”、“十通”，则全借自蒙自县立中学图书馆。
1943年春，钱穆已辗转在成都赖家园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他又受国立编译馆之命，编纂《清儒学案》。先是他请友人在西安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30种，网罗殆尽。至是，他仍精读勤思，并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书，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者，条贯叙述，撰入《清儒学案》。可惜《清儒学案》稿本，抗战后被国立编译馆在船运中遗失。
钱穆治学最后以“尊朱”为归宿。他后来居港台时曾书春联日：“晚学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并穷六年之功，精心结撰《朱子新学案》五卷百余万言，由此，被他的海外弟子推崇为“新时代的新朱子”。但他自称真懂得朱子，则是始于五十岁那年在成都华西坝细读四川省立图书馆藏《朱子语类》时。1943年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停办，因罗忠恕之诚邀，钱穆转任华西大学教授，住在华西教授楼。时蒙文通兼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移置一部分馆藏图书寄放于教授楼下，供居楼教授阅读。冬，钱穆胃病大作，遵医嘱静养休息。稍痊，即向楼下索书。他“病中半岁，尽屏人事，心气平和，聪明凝聚”①，日卧楼廊，静心读书。一字不遗地通读了《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卷，“自觉于宋明理学，薄有长进”②。此后，他开始研究朱熹学说，直至撰成《朱子新学案》。
治宋明理学，佛学不能不读。说起治佛学，与钱穆结书缘的，乃是寺院图书馆。1944年暑期，他移居灌县灵岩寺，即向方丈借得寺藏《指月录》；由是山居两月，通篇细玩，这是他治佛学之始。
钱穆每到一处，其治学总少不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抗战胜利，他受于乃仁敦聘，只身扶病赴滇，出任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云南大学教授，住在昆明翠湖公园。五华学院由于乃仁之弟乃义主持，他也是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馆亦即设在翠湖公园。钱穆每日晨起，必往图书馆读半天书。所读以宋、元、明诸禅师撰述，及金、元两代的新道教为主轴。以此补充了研究所所讲的中国思想史四十讲。1952年，他的《中国思想史》在台北出版。
经他规划的香港新亚学院图书馆占地最广，而院长室最小
钱穆与图书馆长期不解之缘，以至他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注切于图书馆的建设。
1949年10月，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诸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1956年1月，由钱穆规划的新亚书院在九龙农圃道筑造新舍，学校图书馆占地最广，教室其次，办公室又次，院长办公室最小。此时，他又规划逐年扩充图书的数字，手订的《新亚书院五年发展计划草案》就有一节“图书设备”，内称：“为求配合本书院教育计划，鼓励学生课外自学，并为师生研究专门学术之需要，图书设备最为急务”。他所制定的五年扩充图书规划，就第一年中文书庋藏二万册，外文书庋藏二千册，以后每年分别按庋藏二万册和二千册的等差级数递增。
钱穆还和新亚图书馆馆长沈燕谋等，设法为图书馆搜购图书。当时祖国大陆很多古籍流入香港，欧、美、新加坡等地的学校都派员到香港，出高价争购。新亚购书款有限，钱穆等就与卖方讲人情、拉公关，使他们顾念新亚书院提倡中华文化，把书卖给新亚。当时在香港，以保存古籍享名的，有学海书楼、冯平山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原孟氏图书馆），还有就是后来居上的新亚图书馆。
循钱穆的规划，新亚书院图书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亚书院后与崇基、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迁至新界沙田，图书馆亦随迁而起址新造，气象棱岸。1975年，钱穆八十岁，为纪念与表彰他对新亚书院的贡献，书院图书馆乃被命名为“钱穆图书馆”。
1990年8月30日，钱穆逝世。钱穆迁台后，原居住处名素书楼。钱穆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乃以借无锡老宅素书楼命名其台北新居，作为常年讲学处。1992年1月6日，台北当局为纪念他在学术界的贡献，并得钱夫人胡美琦女士捐赠钱穆藏书、作品、手稿及其代表性遗著，就在临溪路素书楼址规划建立一所学术研究图书馆，定名为“钱穆先生纪念馆”。
①②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罗义俊）
链接钱穆在北京大学时，名其书斋为“未学斋”；1941年，其母去世，改书斋名为“思亲强学室”；1967年更书斋名为“素书斋”，谓“晚年得新知汇百川而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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