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是目录学家和史学家。他的一生著述有《四部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和《目录学发微》。这些都是十年、几十年寒窗坐冷板凳之作。一个学者一生能有这样的著作传世已经不错了。
研究目录学，不可不识余嘉锡
余嘉锡一生离不开书。他的职业，一是著书，二是教书。
旧学者多少都有国学根柢，但像余嘉锡自幼就熟读四部，运用自如，那还是不多的。余嘉锡自称，“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他几乎是读遍了自《尚书》、《诗经》至元明小说杂剧的所有书籍，我们从他以史家视角所研究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也可窥见作者治学面宽、知识深邃。
1901年，余嘉锡十八岁就考中了举人，科举废除后，就在家乡湖南常德师范学堂教书。后来到北京，在赵尔巽家教读子弟，同时审阅赵总纂的《清史稿》。1928年，余嘉锡和子余逊到北平，余逊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寓居前门外常德会馆，无依无靠，浪迹于街市，但因出类拔萃，木秀于林，很快被发现，推荐到北京大学讲授目录学。
余嘉锡从此在北京各大学授课。见于学识渊博，讲解真可谓是左右逢源，厚积薄发。每当他上课，课堂就会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有一年他讲《世说新语》研究课，甚至连历史系、教育系的师生都赶来参加旁听。而他有一个习惯，上课只携带一本书，书里写有提示和纲目，其余就凭自己口述旁证博引，从来不发讲义。他讲授的目录学课，举例生动、鲜明，每段都有很高的含金量，没有废话、空话。学生反映，若在课堂上不用心听，不认真记笔记，课后再到图书馆翻上几天书，也找不全他课堂上所引用的图书，得不到一堂课所获的知识。
在课堂上，余嘉锡循循善诱，乐于回答学生问题。有次有学生在课堂上请教如何从《全唐诗》中查索唐李贺的诗。他很快地回答，《全唐诗》是官修的书，要查李贺的诗，不如去查阅《艺文类聚》等书；还对该学生初学诗即学李贺诗认为不宜。他说，要学诗，还是先宜从杜工部人手。他的记忆力也极好，有时学生提问，就能立刻指出可看哪部书，甚至还能告明在第几卷第几期。
余嘉锡上课面无笑容，目不斜视，从不对学生假以声色。凡考试，给学生分数从没有不及格的，同学间成绩上下都差不多，但要取得拔尖分那就很难了，由是学生送了他一个“黄河清”的绰号。源自俗话“圣人出，黄河清”。据说他在几十年教书生涯里，只发过一次脾气。有年在辅仁大学讲目录学时，最后一排有两个学生在窃窃私语，影响了课堂安谧的秩序。他说：“我讲这种目录学，不但你不配说我不好，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
目录学是治学的根本，因为余嘉锡的目录学讲得好，北平地区几所大学都争着请他去做教授。他始终与学生讲授目录学、《世说新语》研究和《楚辞》等课程。30年代在北平的大学课堂里，他常借讲课宣扬爱国，如称赞以杨老令公（杨业）为首的“杨家将”御敌。有次某学生提出要选修日文，以迎时好。他不发一语，只在课堂黑板上用那擅长的楷书，写了14个字，这是唐诗人司空图的诗句：汉儿竞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儿。
半个世纪始完成的《辨证》
余嘉锡藏书五千部。他是从目录学的高度来挑选藏书的。所以他女儿说：“他是目录学家，善于辨别版本的好坏，所以他的藏书虽然普遍，却都是精选的刻本。”
早年余嘉锡书斋，由罗振玉以篆书题写“读已见书斋”。后自题写。他说：“书尚未见，何以读之？”意思是区别于以读未见书为高的藏书家们。在日本侵占北平后，因愤懑于日寇残暴、无耻，遂借己为湖南常德旧籍，常德即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武陵也。即改题书斋名为“不知魏晋堂。”就在这书斋里，余嘉锡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传世论文和名山大作，而最有重量级的一部，就是《四部提要辨证》。余嘉锡是1900年接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
这年，他读了张之洞《书目答问》，百读不厌；遇有疑难，就那家中藏书分别进行考证，将所得文字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页上方，在一年后完成第一册后，此后四十多年，即写完“辨证”80余万字，490册。
它被称为“是一部微观高度研究我国古籍的巨著”。
清纪晓岚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部古书总目录。余嘉锡说：“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但见于此目录乃钦定，是集体特制的官修，它受到时代文化制约，也许在那时堪算是天衣无缝，但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洗刷，已经毕露出大大小小的误区，因而要“辨证”。所谓“辨证”，是要充分利用版本学、目录学，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等多方面予以全方位的考证、纠误、补正。
余嘉锡的“辨证”，就翻遍四库全书或全书前几乎所有的书籍，凡“提要”所说必作钩沉索引，征引考核，此中凡作者的姓名、行事、文化背景、内容，“凡有所疑，必审核该书，定其然否”。“言必有所本，无征不信，宁从阙疑，不妄言以炫其耀世。”著作者以重实证为根本，有时还查阅其他四库本以求信实。更值得可取的，是“提要”颇见时代精神。常见在考证疑难，补漏正误中抒发民族正气和匹夫忠贞。
《四库全书提要辨证》真不愧是名山巨作，足可以传诸后人的。
1937年7月，日军侵占北平。余嘉锡深恐此书遭到毁失，乃将已写完的子、史两部200余册，印刷数百部。抗战胜利后，当此书仍在继续撰写时，就为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为院士；院士是当时中国最高学位，同时入选的人文科学人士也仅张元济、胡适、傅斯年、王云五、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十余人而已。
1958年，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全书由科学出版社推出，可是著作者已在三年前，即1955年病逝。
“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1937年，余嘉锡在北平辅仁大学开设《世说新语》课。同时，为《世说新语》作笺疏。
他的这部《世说新语笺疏》，先后历时十六年。周祖谟教授说他是“用心之专，殆非常人所能及”，“十余年间，几乎有一半时日用在这部《笺注》上了”。余嘉锡也自称，“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
《世说新语笺疏》凝结了学者的心血和思维。余嘉锡通读《世说新语》多遍，而此时在北平沦陷区，读此书更能生情感世，正如他在题记中称，“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学者博览群书，对于子史杂著尤见娴熟。他充分运用校勘学，曾分别以五色笔以唐宋类书有关文字和唐人写本《世说》残卷校勘自用本（王先谦重雕纷欣阁本）；后又用日本影印采本与明清刻本详加考校。以后即大量采录自南梁刘孝标注以来有关著作作笺注，其采纳面之广，即近现代学人就有文廷式、李慈铭和张政娘、刘盼遂诸家，将它分别用朱墨等色笔以正楷写录于自用本天地行间，每条疏记，博采群书，探寻史源，长短不一，长则三五百字，短则几十字而已，于此以补纠刘孝标所注之不足。
《世说新语》是以魏晋时期为文化大背景的，而魏晋又是古中国大动荡、大改组的一个纷乱时期，由此多为当时学者认同。此后，陈寅恪教授也有为《世说新语》作眉批笺注，惜战乱中散失。学者为《世说新语》笺注，也是为民族正气，扶正去邪抒发情愫。盖此时见在《世说新语笺注》字里行间，如《德行》记的华歆、王朗，“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正、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又如胡威称己与父胡质比较“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远矣”。他说，这些乃是吹嘘，“岂非欲众口宣传，使人知其清乎？好名之徒，伤于矫激，乃日‘清畏人知’，吾不信也”。于笺疏中见思想，论古讽今，这在沦陷区就正士风、励志节自有其积极意义。所以我们从他的笺疏也可说明，好的笺注，是有时代精神色彩的；笺注是一门学问，但能传世的笺注，也决非是某些望文生义，急功近利者说得那么简单，容易，所谓抄抄写写拼拼凑凑即学问。
余嘉锡的那部《目录学发微》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扛鼎之作。
凡做学问，必须懂得目录学。有一种误识，以为读书，开卷有益，多多益善，不须循序，亦不须打基础，即不用目录学，这该是多年来宣扬“知识无用”或者是“急用先学”的社会文化悲剧。
余嘉锡的目录学在全面继承和总结了自汉刘向父子、唐郑樵和清章学诚、纪昀等目录学，开拓发扬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说，阐明了目录学的多元功能，进一步提出，“目录之书，实兼学之史，账薄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由此，我们可从目录窥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各个时期文化学术发展记录，联系今天，以展将来。因此研究文化和学术，必须读些目录和目录学。余嘉锡说：“目录者，学术之史也”，也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目录之学为人们读书的前导，提供文化和学术价值的文字史料，后来者自可用于考辨学术，“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张之洞：《书目答问》）。且由此构成他的目录学理论体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巽昌）
链接余嘉锡每读一史书，必小心玩其辞意，平情以察是非，搜集证据推敲事实，而后笔之于书。读书每有所读，复随时修改，密行细字，册之上下四周皆满，朱墨淋漓，不可辨别，则别易一稿。如此30年，积稿20余册。
余思民国时期，余嘉锡是以哪本目录学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