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4 000多年来，古人建造的金字塔始终雄视着尼罗河谷。金字塔是埃及神权君主的永恒纪念物，也是他们遗体的永久保存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掩藏着难以揭开的秘密。古埃及人未发明轮子，怎样建造这种宏伟如山的工程？他们为什么要造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只是国王好大喜功呢，还是另有其他秘密埋藏在沙漠下面？
不错，在时间的长河中，迷雾丛生的金字塔一直让今人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在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的全力探究下，一些谜底已经揭开，但更多的谜团仍然困扰着芸芸众生。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将视点落在尼罗河谷。
神话传说、遗迹和废墟常引导我们去回顾过去的事情，尽管有这些遗物存在，但有关它们的起因和演变过程的记载却荡然无存。我们虽然对自己的祖先有所了解，但在解释过去的传统习俗、传说故事以及古代遗物时，仍会发现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无法说明。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们就像健忘症患者那样，竭力捕捉无意中出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试图以此为暗示，回忆起那些被忘却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总是令人难以捉摸。人类学家的每一项发现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迷惑不解的问题。如果我们手头只掌握着一些有限的数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凭主观意识去评论这些古迹，这就很可能使人对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产生误解。因此，人类学家总是尽力用科学而系统的情报来解释自己的发现，以避免作出主观片面的结论。人类学家必须掌握一个原则，即不能没有根据地任意推论。按这种要求去研究探讨，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否则就会留下无法说明的历史空白点。
人类的想象力，很容易为古代那些伟绩以及创造这些伟绩的动机注入新的含义。人们的想象可以从一个意念跃进到另一个意念，看到失去的文明，而联想起下沉的大陆；看到超级文明，便想到古代的宇航员；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神秘知识，就联想到一种特异功能。这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普遍意识。完全是对奇妙事物的一种自发的意识。
我们的祖先可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加聪明、更加复杂、更加富有创造力。对于他们创造的业绩，我们甚至要进行深入的科学调查才能解释清楚。我们应以更开放和谨慎的态度去开发我们的意识行为，使它更有科学性，能发现更多的真理。
1798年7月，当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在吉萨的金字塔附近作战时，曾为激励士兵们而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4 000年的历史正从金字塔的塔顶看着你们！”
有位画家维万·德农，也以学术调查团的身份，随同这次远征。当他返回后，曾将他对金字塔的印象，作了下述的说明：
“其魅力乃在于形状的伟大和单纯之中，也在于人类的姿态和借由人类之手，所产生的作品之巨大对照和比率之中。我们想努力了解是何种力量竟能移动、搬运、堆积如此多的大石头，人类究竟为何而工作，究竟需费多少时间，使用何种工具，而这些事愈无法无明，我们愈会感叹它竟是如此困难……所有一切全部神秘无比。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和构造，也全部神秘无比……”
自古以来，埃及的金字塔因其巨大和神秘性，而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首。数千年来，有许多人都向隐藏于金字塔中的秘密挑战，更有数之不尽的盗墓者、旅行家、军人、考古学家、科学家等进入金字塔。结果，虽然我们获得了许多有关这座巨大建筑物的知识，但有关金字塔的神秘和谜团，则从拿破仑时代起，历经200多年到现在，也丝毫未减。不，应该说是了解愈多，谜就愈深，也更增加其神秘性。
■捡拾文明的碎片
自从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后，几十年间对于古埃及的研究有了不少突出的成就，它们和下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即意大利搜集家贝尔佐尼、德国目录学家莱普修斯、法国古物收藏家马里埃特，以及英国测量、解释古物的专家佩特里。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1778—1823年）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正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人。
1817年10月，贝尔佐尼在底比斯附近的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有塞提一世的陵墓。塞提一世在拉美西斯之前征服过利比亚、叙利亚和赫梯人的国家赫梯。空石棺现存伦敦索恩博物馆。这座陵墓实际上早在3 000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空坟，贝尔佐尼并未探清木乃伊被运往何处。塞提一世墓的发掘为这座帝王谷后来的许多重要发现开辟了道路。多年来这个地区到处进行发掘工作，及至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
半年以后，1818年3月2日，贝尔佐尼打开了吉萨的第二座金字塔即哈夫拉墓，直接来到安放国王遗体的墓室。金字塔是最伟大的古代建筑。贝尔佐尼的初步调查带动了后来人们对金字塔的研究。埃及上古史本来是一片混沌，那巨大的几何形体的内部蕴蓄着人类早期的痕迹。
贝尔佐尼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帝王谷的人，在金字塔里进行探测也并非自贝尔佐尼开始。然而，尽管贝佐尔尼的目标主要是获取黄金而不求知识，但他至少是第一个在两处墓室和金字塔里揭示了一些问题的人，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以前才得到解决。
贝尔佐尼于1820年回到伦敦后，在皮卡迪利大街上8年前建起的埃及厅里举办了展览会，主要展品是西索斯的雪花石膏棺和他的墓室模型。几年后，贝尔佐尼在前往廷巴克图探险途中逝世。他在底比斯拉美西斯博物馆的拉美西斯的宝座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今天可以谅解他的这种做法，糟糕的是他开了破坏古物的先例。以后，多年来有不少人群起效尤，如古董商布朗、施密特和勒勃朗兄弟等。考古学家对于这种人感到十分头痛。
不仅如此，在贝尔佐尼掀起的古物搜集热潮，其手段的野蛮令人惨不忍睹，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榔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用蛮力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像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不能忘记有些重要的发现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人们又从这些发现开始，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至今还在继续进行。
按照旅行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建议，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拔出大批款项资助远征埃及，并选中31岁的理查德·莱普修斯担任领队。莱普修斯1810年出生于德国瑙姆堡，研究过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32岁时在柏林大学任讲师，1年以后启程赴埃及。
埃及之行计划用3年时间，即从1843—1845年，时间、条件是其他远征队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尽快搞到一批东西，而是对古物进行编目和更多的了解。由于时间充裕，他们可以在一切有希望的地方进行发掘。这样他们单在孟菲斯一地就停留了半年，在底比斯停留了7个月。
莱普修斯的第一批收获是旧王国时期的几处遗迹。旧王国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的早期，是修建金字塔的时期，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至前2270年。他发现了以前无人得知的30座金字塔的痕迹和残余，从而把金字塔的总数增加到67座。他还调查了130处平顶墓，这是在他以前的考古学家忽视了的古迹。平顶墓是一种斜边的长方形建筑，里面有祭室，并有竖井通向下面岩石里凿出的墓室。这些平顶墓建于旧王国时期，死者都是当时有地位的人。莱普修斯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批资料，可以初步说明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生平。他是第一个量出帝王谷各处古迹尺寸的人。他指导人们把寺庙墙上的浮雕和无数铭文翻制了模型，并录下了载有帝王姓名的许多装饰图案。莱普修斯探索的范围直到公元前4000年。他把见到的一切按时间先后理出顺序，把埃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把一切古迹理解为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
柏林埃及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是莱普修斯这次埃及考察之旅的收获。他在这次远征期间对古埃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12册巨著《埃及和努比亚考古发掘记》以及许多专著，内容均是有关各种古迹的题材。
莱普修斯于1884年逝世，终年74岁。他的传记作者乔治·埃伯尔斯是一位著名的埃及学者，写过许多法老时期的传奇故事，深受20世纪初期感情奔放的少女们的欢迎。莱普修斯被他奉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这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伟大的分类专家，他的两部著作是可以永世流传的，一本是1849年出版的《埃及编年史》，一本是1850年出版的《埃及历代国王》。
■偶然之中的意外发现
1850年，30岁的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登上开罗古堡。那时他初到埃及，急不可待地要亲眼看看这个闻名已久的国家。他一面缓慢移动，一面凝神观察四面的景物，这时他的脑海中已经构成一幅古帝国的图画。他从近代的清真寺的尖塔，看到远方沙漠以西的巨大的金字塔的轮廓。过去在向他招手。虽然他在埃及停留的时间不长，但这次在开罗城上的观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马里埃特1821年生于布伦。他从很年轻时就研究埃及学，1848年在卢浮宫做职员，被派往埃及购买纸草。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不久以后就感到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而对于同古董商们讨价还价倒不甚感兴趣了。可是他能做些什么呢？那些考古学家、旅游者、发掘文物的人以及一切来到埃及的人都只顾“搜集文物”，实际上是到处掠夺古物，然后把它们带走完事；而埃及人自己，也在协助这种盗窃活动。考古学家雇用的工人常常把小件文物藏在衣袋里，然后卖给那些肯出钱购买的外国“傻瓜”。这样的任意掠夺使许多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坏。人们重视的是谁搞到的东西多，而不是科学上的成就。尽管莱普修斯树立了标准的样板，但贝尔佐尼式的掠夺手段还是俯拾即是。马里埃特本来也着眼于发掘，但他认识到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埃及文物的前途是岌岌可危的。几年以后他果断制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并且建起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埃及文物博物馆。马里埃特在19世纪4位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中位居第三，和他以前的两个人一样，他的研究开始于对古迹的发掘。
他到埃及以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埃及官僚们豪华的私人花园，还是亚历山大、开罗或吉萨的一些较新的寺庙前的狮身人面像，雕刻的风格都显然是一样的。马里埃特率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狮身人面像是从哪里来的？
任何重大发现都具有偶然性。马里埃特在开罗附近的萨卡拉城里的古代遗迹间漫步时，偶然看到一座埋在沙里只露出头部的狮身人面像，它的位置靠近一座阶梯式大金字塔，这金字塔已经证实为古埃及王左塞尔所建。这座像绝不是马里埃特第一个看到的，然而他却首先看到像上的一段铭文，那是有关孟菲斯的神牛阿辟斯的记载。这一下就使他以往读过的或耳闻目睹的一切有关材料都得到证实了。他设想过可能有一支湮没了的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现在他就想，这个行列的位置也许就在萨卡拉也未可知。他立刻雇佣了一批阿拉伯工人，每人发给一把铁锹，教他们开始发掘，结果竟挖出了141座狮身人面像！马里埃特开辟的这片出土区现名西拉皮厄姆，此词来自西拉皮斯神的名字。
当年，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的两端有两座庙，马里埃特也把它们发掘出来了，同时还出土了一批神牛阿辟斯墓，这是当地早已为人所知的特有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为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的某些文化形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们说明古埃及宗教中有些偶像既怪诞而又凶恶，连古希腊人的游记中也把这些偶像引为奇谈。
在埃及历史上，神具备人形还是后期的事。古代的埃及的神都以符号、植物或动物的形象出现，如女神海梭尔是一头在榕树上栖身的母牛；奈菲尔特姆神住在荷花上；耐斯女神是一面盾牌，上面交叉钉着两支箭。但多数的神是以动物形象出现的，如赫农是公羊，奈芙蒂斯是隼，托斯是朱鹭，赛特是鳄鱼，布巴斯蒂斯的女神努特是猫，另一个女神布脱是蛇。
除各种动物神外，有些动物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孟菲斯的公牛阿辟斯就是最著名的神兽，它受到的崇拜礼仪也最为隆重，古埃及宗教认为阿辟斯是“创世主”塔赫神的仆人。
神牛就是活公牛，由牧师在庙里喂养，死后尸体以药剂保护，葬礼隆重，然后选同样花色的公牛接替。这些神兽的墓地的规模不下于神衹和帝王的陵墓。布巴斯蒂斯和班尼·哈桑有猫陵园；昂博斯有鳄鱼陵园；阿什穆耐因有朱鹭陵园；埃勒芳坦因有公羊陵园。有些拜物教的信仰遍及全国，在普及的过程中，崇拜的形式又会发生各种变化；有的则仅限于一定的地区，先是盛极一时，随后便销声匿迹，几百年不再出现了。
马里埃特站在神牛阿辟斯的陵墓之前。地下墓室的入口处有一座安葬之前放置遗体用的教堂，其规模较之埃及贵族的平顶墓前的教堂不相上下。一条很陡的甬道通向长形墓室，里面安放着从拉美西斯大帝起数百年来无数具神牛的尸体。马里埃特发现，这些尸体各占一间墓室，许多墓室沿着320英尺长的通道排成长列。加上后来出土的直至托勒密时代的墓葬，墓道总长达到1 120英尺。对神牛的崇拜以至于此！
那些埃及工人借着摇曳的火炬光亮，蹑着脚跟在马里埃特的后面，战战兢兢地不敢高声说话。马里埃特一个一个墓室看下去。神牛的尸体装在石棺里，石棺是整块的黑色和红色花岗石凿成磨光的，每个约高9.6英尺，宽6.4英尺，长12.8英尺，估计重72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