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一个可爱的男孩在银幕上活化了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为中国电影史平添了一个典型人物。他是谁？他有着怎样的一部人生传奇？近日在上海，这个人从半个多世纪的幕后生活中走出来，走近记者，向观众亮相。
电影《三毛流浪记》的结尾是这样的——三毛和全上海的人民一起唱着跳着欢庆解放。那么，三毛后来如何呢？作为同龄人，他扮演者或许有着与他相近的人生？
6月30日早晨，上海依旧是连绵的梅雨。我有些担心，怕他不会来。9时，门铃一响，进来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他歉意地笑了笑，摘下雨帽。我看到一头茂盛的黑发，联想起电影里光头顶上那孤独的三根毛，我也笑了。
中等身材，茂盛的头发，宽阔的额头，挺直鼻子，方正的脸——三毛的外形荡然无存，只有三毛的个性依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山东人，喜欢直来直去。我们直来直去地谈吧。”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
小三毛的祖籍是哪里不得而知，但从电影里看他也确实有山东人倔强正直善良的性格特征。“当年导演选中我演三毛，就是看中了我这山东人的倔强。那时候，我把我家附近的小朋友都组织起来，叫‘儿童队’，我当队长，专门和那些欺负我们的大孩子打架，打输了再打，一直到打赢。”这是他讲的第二句话。
他，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大半生的故事，都是由这种倔强个性生发出来的。
画家张乐平在1947年初的一个晚上，冒着大雪走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弄堂里，忽然发现三个10岁左右的流浪儿，披着破麻袋，赤着脚，紧紧地围着一个烤山芋的炉子，两个在雪地上不停地跺脚，一个趴在雪地上鼓着冻红的肋帮子去吹快要熄灭的火。贫穷的艺术家无力帮助这些孩子，叹了一口气，去兄弟家借宿了。第二天早上，他又路过那条弄堂，却看到有两个孩子已冻死在那个炉子前，小手伸在熄火的炉膛里……张乐平在风雪中痛哭流涕，不朽的三毛形象就在那一刻孕育诞生了。
其时，另一位艺术家王云阶已来到上海一年了，除了在上海美专音乐系做教授外，为维持生活，业余时间还给著名演员白杨当钢琴老师。1947年，他开始为电影作曲。他七岁的儿子王龙基在影业公司门前的家里，一面淘气，一面兴致勃勃地阅读张乐平的漫画《三毛》。他在三毛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起和爷爷妈妈在一起从四川漂泊到老家山东，从山东到上海的困苦生涯。想起其中种种的艰辛苦难，有时他禁不住轻轻叹息：“三毛就是我呀！”
差不多就是在王龙基叹息的同时，昆仑影业公司的严恭也在叹息，不过用的是另一种语气：“三毛是谁呢？”著名剧作家阳翰笙已将漫画《三毛》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昆仑影业公司正大积极筹拍。大导演陈鲤庭、史东山将寻找三毛演员的任务交给了助手严恭。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严恭一连找了数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一些贪图虚名的富豪纷纷向他推荐自己的肥胖少爷，并许诺，只要选上他们的少爷就献上重金。严恭不为所动，依旧苦苦寻找。
一天，严恭刚走出影业公司的大门，就看见三个孩子在玩弹子球。个子小的赢了两个大孩子。两个大孩子欺负他小，输了不认帐，而且抢先动了手。个子小的不畏“强暴”，迎上前去，居然打败了两个大孩子，抢回了属于自己的弹子。严恭的眼睛一亮，细细地看那个小男孩：大脑门、大眼睛，细细的脖子，一脸的倔强，看到这里，他紧紧拉住这个孩子的手说：“你就是三毛哩，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王龙基。
王龙基随严恭来到影业公司。史东山一看王龙基，认识。“嗬，老演员啦！”他笑道。原来王龙基曾在他导演的《新闺怨》里给白杨配戏，又在曹禺编导的《艳阳天》以及《关不住的春光》、《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
王龙基化妆试镜头。由阳翰笙、郑君里、陈鲁庭、史东山、蔡楚生、沈浮组成的艺术委员会三次讨论，三次都是一致通过。
除了受艺术家的熏陶，除了有一点表演经验外，王龙基塑造三毛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是他自己贫困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赐予他的和三毛一样的倔强性格。他的爸爸王云阶尽管二十几岁就做教授，但由于参加革命活动，经常资助地下党，生活一直过得很拮据，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王龙基的一个小弟弟就因为得病没有钱医治夭折在爸爸的怀里。有一段时间，爸爸有病住院，妈妈把家里惟一的一床被子拿给爸爸去盖，王龙基和妈妈只能和衣蜷缩在一堆稻草里。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王龙基总是呕吐不止，胆汁都吐出来。妈妈背他去看医生，路过一家包子铺，他说什么也不肯走了。他对妈妈说：“娘 ，我没病，我只要吃两上包子就好了。”妈妈给他买了两个包子，一边流泪一边看他吃。包子吃完了，他病也好了，但妈妈的泪却还在流。贫困的生活没有压倒王龙基，反而使他磨炼出了三毛一样的倔强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像一匹小野马。”这是爸爸王云阶对他的评价。
王龙基对贫民窟的流浪儿特别有感情。他在苏州河畔体验生活和流浪儿们朝夕相处，和他们一起推运粮车，一起抢饭店倒出来的剩饭。几个月下来，他与流浪儿成了亲密朋友，也就与三毛合二而一了。
王龙基的表演几乎得到了昆仑影业公司全体艺术家的赞赏。张乐平说：“这孩子简直就是三毛！”以至出现了中国电影史上惟一的一次“众星捧月”的盛况——赵丹、孙道临、魏鹤龄、奇梦石、叼光潭、朱琳、黄宗英、中叔皇、上官云珠、吴茵等当时上海滩的大明星都来给小小的王龙基跑龙套当配角，有的人只有一个镜头。王云阶也来了。他不但给电影作了曲，还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位钢琴师。
由于影片有鲜明的反蒋倾向，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收到恐吓信。为逃避国民党的封锁，艺术家们把拷贝藏了起来。1949年，上海解放。夏衍决定把拷贝拿出来补拍一个欢庆解放的场面，然后公映，仅仅一个月时间，王龙基就红遍了全国，被人称为昆仑影业公司发现的“天才童星”，1958年和1980年，又两次重新制作这部影片的拷贝发行。1981年《三毛流浪记》在巴黎的六家影院连映两个月，场场爆满。1997年底，该片获得了葡萄牙国际电影大奖。当年，在美国上映后，王龙基被评为当代国际四大童星之一。
“三毛”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波澜人生。他曾打出漂亮的“三拳”，为朋友、为爸爸、为恋人。
王龙基八岁的时候，为对付外国孩子的欺负，王云阶专门给他请了一位拳击教练。几近残酷的训练，使王龙基的意志越发坚强。
1951年，王龙基在赵丹执导的第一部影片《为孩子们祝福》中担任主角。有场戏要求他哭。一向倔强的王龙基怎么也哭不出来。赵丹给他说戏，他哭不出来。用激将法跟他吵，还是哭不出来。没办法，赵庆就哭着给他讲自己儿子在孤儿院的生活，末了叹道：“你的好朋友茅茅，吃了很多苦呀……”这下王龙基哭了出来。
电影放映后，在北京引起反响。一位传奇的军官为此成了王龙基的朋友；此后不久，爸爸为电影《不夜城》作曲；再以后，王龙基跟随爸爸进京定居，不久又回到上海，在行知中学结识了一个女友。这些引出了王龙基的“经典倔强”，使其广为人知。
1955年，王云阶回到上海组建上海电影乐团。王龙基也回到上海读书。演完三毛之后，王龙基变得更加要强，事事都要争个第一，学习成绩第一，文体活动也总是第一，念初一的时候在全班第一个入团，高中时担任了学生会文艺部部长。1960年，他考上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电影文学系。在达式常、朱曼芳等高年级同学的关心帮助下，他进步很快。1963年，某文工团的领导来到上海，找到市委书记说：“我文工团争需创作员，帮我找几个好样的。”市委书记就向他推荐了刚刚毕业的王龙基、黄海芹（黄佐临之女）、孙祥玉（孙罗逊之女）三人。到了文工团，王龙基干得很出色，先后与别人合作写了两个剧本，被授予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王龙基本来可以一路红下去，但是“文革”来了。
1952年，《为孩子们祝福》在北京上映后，引起了王震将军和秘书穆宗尧的注意。这位军官年轻时有一青梅竹马的女友牺牲了，他就发誓终身不娶，把全部的爱献给那些孤儿和贫困儿童，抚养他们教育他们。看了这部表现贫困学生生活的影片，他非要见见王龙基不可。结果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他常常带着王龙基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娱乐。王龙基也常向他汇报学习成绩。“文革”开始，已是某地宣传部长的穆宗尧被打倒。当地的公安部门给王龙基发来一封信函，希望他能站起来揭发穆宗尧毒害他的行为。王龙基很气愤，就写了一篇赞颂文章，写穆宗尧参加过多少次重大战役，得过多少枚勋章，如何关心帮助他，如何关心帮助那些贫困儿童等。上级很不满意，责令他重写。他拒绝了，因此被指责为“和走资派划不清界线。”
全国批判电影《不夜城》，文工团也不例外。有人指着鼻子对他说：“这部电影是你爸爸作的曲。你要说清楚，你要带头批判”。王龙基一点也不甘示弱。他针疑相对地回答：“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不夜城》的曲子是组织上指定我爸爸作的。”因此，有人骂他是“黑窝子里长大的，他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是黑帮。”
1955年，王龙基跟爸爸回到上海，起初是在沪西中学读书。刚转到这里，学校的学生下了课都跑来看“三毛”，把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班里有个女生对此很有看法，曾回家对父母说：“班上来了个新同学，大家都围着看，像什么话？”后来，为发展这个女生入团，王龙基成了她的好友，她叫王桢琴。
赵丹的儿子赵茅是王龙基的好朋友，因为他在行知中学读书，王龙基就跳着脚要去。终于在高一的时候，他转到了那里。这样，他就和王桢琴分了手。但两人却经常见面，因为王桢琴的功课好，经常被王龙基请到家里为弟弟妹妹补习。王龙基到文工团以后，两人频频通信，互相鼓励。1969年初，王桢琴突然给他写了封绝交信：“我家已被定为小业主。为了你的前途，请不要再与我来住。”王龙基感到问题严重。好朋友遇到了困难了，怎么办？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确定恋爱关系”。他给王桢琴发了电报，正式向她求爱。王桢琴没有回信。王龙基的倔劲来了，给领导找了报告要求回上海结婚。领导说要上海市公安局对女方搞个调查。很快，调查材料寄来了：“王桢琴不但出身小业主，而且还有海外关系……”领导的批示是：“不宜结婚。”王龙基请假回上海，找到王桢琴，问：“为什么不回信？”王桢琴说：“怕连累你。”王龙基说：“我不怕！”
1969年8月9日，两家人在一家餐厅花30元钱举行了婚宴。回到文工团，好心的同志告诉他，不要声张。他说：“我结婚是光明正大的事，怎么可以偷偷摸摸呢？”他一一地给大家送喜糖，向人们宣告他结婚了。“造反派”头头说：“你这不是和我叫板吗？我们不让你结婚，你偏结婚；结了婚，回来还四处张扬，你想干什么？”这样的“三拳”打出去，王龙基当然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果然，他的创作活动被停止，预备党员不予转正。于是，王龙基提出：“那我要求回上海。”
这一年，他回到上海。
倔强断送了他的“前程”，王龙基却并不后悔。他对我说：“倔强没有什么不好！我的父亲也是很倔强的。张乐平伯伯、赵丹叔叔也都是很倔强的。他们虽然不能被当时的乱世所容，甚至受尽磨难，但他们的人格高尚，艺术不朽。他们靠本事靠劳动吃饭。我敬佩他们追随他们。”
回到上海，王龙基本可以回到电影界。但一想到父亲和叔叔阿姨统统成了黑帮，他就伤心。最后，他咬咬牙去了上海一个只有400人的小厂。虽然他仅是这里的工人，但他却立志改变小厂的落后面貌。自幼对科学技术有浓厚兴趣的王龙基要学习电子，要搞技术革新。三年后，他和几个同伴搞成了多项技术革新，工厂实现了自动化。1981年，王龙基被派到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学习印刷电路板设计技术，回国后被任命为技术副厂长，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把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全部运用到工厂的技术改造上。很快，工厂发展成了上海百家大型企业之一，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第一，年创产值近亿元。王龙基因贡献突出，198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选为上海市徐汇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印刷电路行业协会秘书长，多次率团访问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与国外同行进行技术交流。作为企业家的他，也像当年做明星一样大大风光了一番。
然而，生活又和他的倔强发生了冲突。有人主张将如日中天的工厂卖出去，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不同意，争执的结果是，工厂卖掉了，深受工人们喜受的“三毛厂长”愤而辞职。
现在，王龙基创办了两个公司，主办了公开发行的电子专业的报纸和杂志。公司前景明朗，报纸深受欢迎。我问他：“如果你这次能屈从一下，你也许会像有些人那样借此机会发一笔财。你又何必呢？”一直笑盈盈的王龙基，听了这话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那不行！这是原则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我教他们做人的原则就是要正直诚实。那么好的一个企业，就那么便宜地卖给了外商，这是为什么？！”凭着三毛那种善良正直的品格，王龙基如今已成为中国印制电路行业的龙头老大，因此，他被选为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在上海，在全国，同行们一提起王龙基，几乎人人都要赞叹一番。每天，他坐在上海阳明国际花园豪华的老板办公室里，指挥调度他的属下。如果遇到他一定亲自出马的业务，他会亲自开着“桑塔纳”直接去见他的用户。他充满信心地讲：“印制电路的前景最为广阔，因为所有的电子产品的心版都要用我的产品，越发达越先进的产品，对我的印制电路要求就越高，因此，我的研究就越没有止境，我的企业要跟上电子产品的要求，就要不断发展。”。
今年61岁的王龙基戴一副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可是，遇到不平事，他的儒雅立刻就消失得干干净净。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欺负一白发老者。泼女人破口大骂，唾沫横飞，售票员也制止不住。王龙基实在忍不住，站着那泼女人大喝道：“不许欺负人！”泼女人转而对着他大骂。无奈，王龙基向她晃晃了拳头，泼女人的骂声戛然而止。
在王龙基所有的头衔中，他最喜欢的还是“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这个公司里，他义务帮助张乐平的家人做一些策划宣传工作，说到底，他还是喜欢三毛这个形象。“就是喜欢他的倔强正直善良。”他说。
采访到最后，我好奇地问：“三毛头上的那三根毛为什么一发火就立起来？”王龙基听后，笑道：“为了表现三毛的倔强。那三根毛是化妆师用三根铜丝做的。”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他那一头茂盛的黑发，似乎也并不柔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