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私心杂欲——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原文]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第7章》）
[今译]
正是由于领导不自私，所以能成就他自己
[按语]
河上公：圣人为人所爱，神明所佑，非以其公正无私所致乎？人以为私者，欲以厚己也；圣人无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弼：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薛惠说：“夫圣人之无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
姜子牙回答周文王“领导如何展开工作”这个问题时说：“要安详稳重而心气平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怀私心。”
领导应做到公、正、明、大。领导能公，他的心自然没有私欲；领导能正，他的心自然不存偏见；领导能明，他的心自然没有隐情；领导能大，他的心自然深涵广博。领导自己的心不同于常人的心，让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行，这样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心之所以无法和天地一般大，就在于存在私欲。抛弃私欲，心中就只有一个公字了。
伤害领导者形象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心处事。平常人可以有私心，他的私心只局限在一人一身而已；领导者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失去了公心。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己心来审理，平静己心来论事，公正己心来待人，宽大己心来应物，镇定己心来处变，这是领导人物的无上心术。
在大道理上谈论大公无私容易，在实际中做到大公无私困难。生活中，真正能舍己为人，舍己成就别人的领导有多少呢？公正就会无私，无私就会宏大。私心为己的人，常以人为私，常以物为私，但最后往往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大道之行，以天下为公。”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说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按照这三条去做，是三无私。”舍己为人，别人就信服；舍己为国，国家就信服；舍己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主，清官廉吏，无不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人类。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索取为目的。为朋友服务，就会得到朋友；为社会服务，就会得到社会；为国家服务，就会得到国家；为人类服务，就会得到人类。这是永恒的道理。
范仲淹当宰相时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件事：他挑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结果有不少官员的名字被圈起来了。他的手下知道范仲淹要把画圈的人都免去官职，就劝他说：“您勾掉一个的人名字是件容易的事，可您知道，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原来，那时官风败坏，一人当官，他的子孙跟着当，而且当官的只知道敲诈勒索百姓，不管百姓死活，范仲淹就是不让这样的人再当官，他们一家人当然要哭了。但在他们管理下千家万户的百姓都要哭了。范仲淹的公正得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者首先忧虑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天下的大事；等到天下人都快乐了，领导自己也就快乐了。将自己的快乐和众人一起分享，众人将快乐着他的快乐；将众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众人将忧愁着他的忧愁。乐以天下之乐为乐，忧以天下之忧为忧，能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不能成为领导的，很少有不能领导别人的。
以人才为中心——道大，天大，地人，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原文]
道大，天大，地人，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
[今译]
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就是其中之一啊。
[按语]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
《说文·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劳健：盖古常称天地人为三大，老子引用古语，又加道为四大也。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领导再神通广大，也有“玩不转”的地方；要想让事业发达，买卖兴隆，没有得力的人才相助，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但要有横刀跃马、驰骋沙场的将才，也要有知人善任、统率三军的帅才。以人才为中心，集众人之所长，依靠众人的智慧、力量，才能成就大业。
现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有机体，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生活信条，丰盈驳杂。身为领导者，把如此形形色色的人们团结起来，尤其是有才华学识者，使他们拧成一股绳，着实不容易。那么，怎样才能团结好下属，当然因人而异。古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智慧和经验。
西汉末年，当光武帝展开地图，观看他率领将士浴血奋战，平定的全国混乱局面，总结平乱的战绩时，他不禁茫然，便对邓禹道：“天下如此辽阔，如今我才平定了一些小郡，要到那年那月，才能使全国安定下来呀？我真是没有把握呀！”
邓禹回答说：“的确，现今天下群雄兴起，战乱不息，前景不测。但是万众都盼望着明君的出现。自古以来，兴亡都在于仁德的厚薄，而不在于土地的多少。只要您不灰心丧气，一心一意积王者之德，最终天下一定会归于统一的。”
刘秀信其言。半月余，他率领将士击败了称作“铜马”的农民军。对那些愿意归降的将士，非但不治罪，反而维持原职让他们参加刘军，继续作战。对其统领们还一一封侯，并下了一道命令，投降军队不予整编，维护原纺制，各叛军将领仍复原位，带领原部下参战，本部不作干涉。刘秀这样对叛军恩宠有加，以致使他们都不敢相信，心中不免充满疑惑及不安。但刘秀为了观察实际反应，经常一个人单骑巡视各营地，若有人此时想行刺的话，那可是件唾手可得的事情。然而，众叛军将士见刘秀如此诚恳，便产生了景卿之心，都异口同声地说：“刘秀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诚恳待人，不怀疑我们，真乃是一位度量宏大的宽仁长者。以前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怀疑他居心叵测，回想起来实感惭愧。为报君主的知遇之恩，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在所不辞！”从此以后，这些降将跟随刘秀南征北战，披荆斩棘，赴汤蹈火，为最终平定天下混乱，建立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他诚恳待人，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以温和且实用的态度，感化部下，笼络人心，壮大自己，表现了一位贤明豁达的领导者风范。
只要领导者能从尊重人格，尊重个性的角度多下功夫，以人才为中心，就能和下属搞好团结。
不在意小缺点——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原文]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老子·第27章》）
[今译]
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从而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善于拯救物，从而没有被遗弃的物。这就叫做因顺常道。
[按语]
河上公：圣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使贵贱各得其所也。
王弼：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不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故曰无弃人也。不尚贤能，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常使民心无欲无惑，则无弃人矣。
“救人不弃人”，这是老子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好的领导者用人，善于发掘对方的长处优点，这样世上就没有废人。
事实是，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庸才。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只不过是二流角色，才能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就越显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是突出的。
南宋戴复古在《寄兴》诗中写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曾用多种比喻加以表达。如《吕氏春秋·举难》中指出：“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屈原在《卜居》中写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明代宋濂在《潜溪邃言》中也认为：“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一个人的功绩必有不全面的地方，能力必有不能胜任的地方，才能必有不足够的地方。既然人无完人，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
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人告诉林肯总统，说他新任命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嗜酒贪杯，难担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格兰特将军喜欢什么牌子的酒，我就会送若干桶给他和其他的将军们。”林肯是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诺州度过童年时代的，他当然知道贪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格兰特将军是当时北军所有将军中最有才能的，只有他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事实上，对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成了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次有成效的任命，证明了林肯的用人政策，是在于求其人之所长，而不是在于求其人为“完人”。但是，这个用人之道是林肯通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的。在任命格兰特之前，林肯曾经接连任命过三、四位将军，任命的标准是追求所用之人没有严重的弱点。而选用这些人的结果，尽管北军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占极大的优势，而从1861年至1864年这3年间，战争却没有任何进展。
不管任何人，如果他所使用的都是没有弱点的人，那么他所领导的机构，最多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所谓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二等角色。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越显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各方面都是突出的。用整个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才能来衡量，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完全不合格的。世界上没有“完人”这回事，只是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显得比别人“能干”一些罢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仅不能知人，而且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领导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皇上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成效的领导者从来都不问这样的问题：“他和我相处得怎样？”而时常会这样考虑：“他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也从来不这样问：“他不能做些什么？”而又常会这样考虑：“他在哪方面做得出奇地好？”他们用人的原则只是寻求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人，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在行或大致上过得去的人。知人用人，使他能在工作中发挥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完人”或者“成熟的个性”，其含义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忽视了人的最特殊的天赋——尽其所能于某一项活动、某一个领域、某一种工作中的能力——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即使他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遗传学（或心理学、医学等等）方面有同样杰出的成就。人的长处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顶多是在极少的几个方面达到“卓越”的境地。
如果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对付手下人的弱点，结果必然使工作的目的成为泡影。公司、组织、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用以发挥人的长处，并消除和减弱因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能力特别强的人，是不需要也不想受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的，因为他们认为靠自我管理会工作得更好。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光靠自己是搭不成一个让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平台的，单干也是不可能获得多大成就的。“你想雇佣一个人的‘手’，而他总是‘整个人’一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长处而没有弱点。弱点总是会随着人的长处一起来到领导的身边。
掌握大方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原文]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老子·第28章》）
[今译]
当自然本初的质朴解体，就变而为诸般器具；圣人利用它们，就建立起领导和管理。所以用大道制御天下无所伤害。
[按语]
河上公：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也。若道，散则为神明，流为日月，分为五地也。圣人开用，则为百官之元长也。
王弼：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使归于一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
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之用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领导可以不做具体的事情，但必须订定法令制度，而且“完美的制度是不割裂”的，一旦职责明确，就不要干涉臣下行施职权，那么，法令、制度自然而然就会传布四方。
管理工作是门大学问，如何当一个好的领导者，很有讲究，如何达到“治之至”很有门道。《吕氏春秋·李贤》提出两个方法：宓子贱和巫马期先后治理单父，宓子贱治理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没见他做什么，把单父就治理得相当不错。巫马期则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不错。两个人两种治法，一则事不躬亲，一则事必躬亲。
两种方法孰劣？事不躬亲是“古之能为君者”之法，它“系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后者是使用力气，伤力而治。前者是使用人才，当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气则不然，敝生事端，劳手足，烦教诏，必然辛苦。
前人的这套说法今天仍有意义，其道理仍没过时，凡有上级与下级、用人者与被用者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工作就是抓纲举目，抓紧大事：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是军事统帅的大事；企业的发展规模，产品的品质种类、发展远景是企业的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统帅蒙哥马利提出：身为高级指挥官的人，切不可参加细节问题的制定工作。他自己的作风是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踱方步”，消磨很长时间于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方面。他感到，在激战进行中的指挥官，一定要随时冷静思考怎样才能击败敌人。对于真正有关战局的要务视而不见，对于影响战局不大的末节琐事，反倒事必躬亲。这种本末倒置的作风，必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