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憎恨的是什么？”
“匆忙！”
——艾柯《玫瑰之名》
我宁愿独自坐在一只南瓜上，
而不愿拥挤地坐在天鹅绒的座垫上。
——梭罗《瓦尔登湖》
1.乡村“拉斯维加斯”
回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还在乡下读书，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村子里总有一些热闹的事情可以追忆。比如舞龙灯、舞狮子、跑旱船或者看露天电影和地方戏等等。如今这些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或者田间文艺也渐渐销声匿迹、土崩瓦解。
没有土崩瓦解的是各类被称为“赌博”的游戏。作为资深的赌博观察员，我至今未忘年少时在小堡村及附近村落所看到的那些人声鼎沸的场面。尤其是在冬天，那时候的农民围在一起主要玩“牌九”、“天九”、“九大”或者“押宝”。种种玩法中最受青睐的当属牌九和押宝了。前者是用32张扑克牌比大小点，通常只需四人便可以 “地杠”、“天杠”地将桌子拍得山响；最热闹时，在一张普通的八仙桌边，加上围观的、押吊角的、当军师的，一副牌最多可以聚拢二三十人，算是阅尽人世间所有喜怒哀乐。许多人勇敢地站到了后排凳子上，将赌桌围成一只刚刚烧开的水壶，远远你就能望见它冒着热气。至于后者押宝，同样可以聚得“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而那张粗陋地画在桌上的“押宝图”，活像一个大裤衩，以至于今天每当我路过央视的新大楼时总会怀想起它。
看到村民们如此迷恋赌博的游戏，你难免心生感慨：在中国大陆这星罗棋布的无数村落中，至今未能发展出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赌城，着实辜负了这世世代代的熏陶与栽培。遥想那美利坚的拉斯维加斯，其发展为城市只需百年时间，成为赌城亦不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事，而中国大大小小的“赌村”、“赌寨”，培养出无数“赌博士”，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
赌博从娃娃抓起，大人们的态度不外乎禁止和引诱。一方面，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这种赌博；另一方面，又把它当作孩子与社会交往、增进邻里关系的一种工具。
至于我幼年时参与了怎样的益智游戏，更可谓“野蛮生长”。除了下棋，剩下的就是参与各种赌博。在当地，六七岁的小孩差不多都学会了赌博。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由于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领到一些零花钱，此时父母图喜庆也极尽宽容，这段花好月圆的吉利日子便成了他们切磋赌技的黄金季节。至于平时，无钱可赌，孩子们多躲在一起赌书本纸或者烟盒，或在放学的路上，或在放牛的地方，真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一来二去，许多读书郎的书包越赌越轻，此所谓“赌书破万卷”。
而今，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很少有小孩会去赌纸，或像过去那样三分钱能坐一庄。现在的小孩一次输赢也可能有几百元。也难怪乡下人感慨钱不顶钱了。几十年来中国之通货膨胀，从小孩子们的赌注之注水即可略见一斑。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工，乡下的赌风已不如从前炽烈。过去的乡村生活，过得可谓“有声有色”。许多人热情无以寄托，赌博自是花样迭出，到今日只剩下几桌慢条斯理的麻将，在当地继续稀里哗啦、源远流长。而那些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似乎已经戒去“赌瘾”，多半只是作壁上观。
和职业赌徒不同的是，村民忙于小赌，多半是为了消磨时日。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消弭了其他欲望的安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平静如水的绝望，一种例行私事。但许多公共事务也因此被抛在了一边。尽管村旁道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顽石锐立，一年到头村民们宁可花掉绝大部分闲散时间在牌桌上码并不存在的长城，也不愿意多花哪怕半个小时去修村里村外的道路。如一位外国传教士在百年前所说，小堡村的农民乐于将修路的任务交给大自然，更不忘将现有的道路还给大自然。
赌博与革命
有朋友和我谈起湖南汨罗乡村流行六合彩的故事。有位妇女沉迷其中，有天正在屋里洗澡，得知自己中了彩，一时兴奋难抑，竟然光着身子冲进了户外的人群，“我中了！我中了！”当她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时，为时已晚。丈夫知道此事后，更是将她骂得狗血淋头。自觉羞愧难当，这位妇女后来自杀了。
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到赌博，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同样会发现，略通这门技艺也未必全是坏事，关键是你什么时候赌，什么时候赌到家徒四壁，输得“卵子打凳响”。关于这一点，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里已有很好的诠释。记得2004年我生日的那一天，我孤身一人，站在巴黎的Gilbert & Joseph书店里，为刚刚出版的法文版《活着》做义工，向来来往往的法国读者说：“买一本吧，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
《活着》是一部关乎生命、生活与革命的小说，其中一个细节尤其耐人寻味。主人公福贵是一位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1946年，福贵因为嗜赌输光了自家的祖业，待革命的大清算来临时，他正好混了个“贫农”身份，终于无家可抄，无命可革，因此侥幸过关。而赢了他家贡田的龙二则被定为罪大恶极的地主，不仅挨了批斗，最后还被枪毙了。多么神奇的二十世纪，赌博让福贵家财散尽，同时又救了他一命。
这不只是小说。事实上，我也曾经听到过不少类似的真实故事。我的外祖父在解放前也曾有过殷实的家底，只是因为年轻时游手好闲、沾染了赌博等恶习，在土改前早已经将祖上的家产败了个精光，从此才有机会被人在“败家最彻底”与“革命最彻底”之间画上了甜蜜的等号。据我母亲说，外祖父在世时为此还十分洋洋自得。至于母亲后来嫁到的这个村庄，着实穷得可怜，全是自耕农，甚至连个雇农都找不着。
在一个混乱的年代，生活就是这样充满荒诞的气息。年轻时的堕落竟是外祖父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最关键的转折，成了让他逢凶化吉的神机妙算。
解放之前，各地“福贵”们仍有机会以赌博败家，间接救了自己一命；而到了解放以后，尤其在阶级斗争无所不在的岁月里，赌博则变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动游戏。所以，在我前文提到的《第一线》杂志中，你会找到这样的革命话语：“目前，赌博风还很嚣张，有的赌场上还有茶蛋、油条等食品出售。输赢几十元，几百元，金银首饰也出现了，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影响了社员生活……这些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一切都不难理解。在那个以军事共产主义治理社会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像是一座军营，那些被认为是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东西自然是不被允许的。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童话，一种是文学意义上的童话，另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童话。前者开头通常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而后者却是“不远了，不远了……”谁都知道，此国彼时卷入了一场建造人间天堂的巨大赌博之中。
赌博像山岳一样古老，不同只在于形式，只在于谁开设赌局以及谁支付成本。而真正的不幸更在于，在那激情盲目燃烧的岁月，国家可以制止国民赌博（即使有些只是一种民间娱乐），而国民却无力制止国家赌博——而且，所有赌资（包括人力、物力甚至生命）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滴积攒而成。
上述严厉的禁赌措施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到那时，农民小赌被抓仍有可能会被判刑。有一年冬天，镇派出所接到线人的举报，在子夜时分把小堡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将聚赌者抓个现行，不仅没收了全部赌具和赌资，而且逼迫所有参与赌博与围观的村民在那个冬夜长跪不起。见怪不怪的是，在那个时代，面对这样的羞辱，竟然没有任何反抗。
面包与马戏
今日民权觉醒，上述骇人听闻的跪罚事件在当地再也没有发生过。这同样得益于大环境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已经出台政策，规定亲朋与熟人间的“娱情小赌”不算赌博。而且，许多管理者也不约而同地看到了麻将等赌博有着安定民心的功效。仿佛昔日重来，当那些曾经被禁绝的赌博游戏在小堡村重新蔓延开来，村里几位精明的农民偶尔也会学着弄点苹果、茶蛋来，摆在赌桌边上。他们提供的服务，虽不如城里各类棋牌室那样上规格、有档次，还有霓虹招牌，但也算是为中国乡村的文娱事业做一回“服务型公民”，使这个闭塞偏远的小村庄有了一点“山寨拉斯维加斯”的风范。
谈到赌博方式的变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重新流行开来的麻将更是可圈可点。我曾在文章里谈到小堡村流行“麻将联播”，即是说打麻将像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准确说是“宣传联播”）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在当地总是会有人成群结队维持着这样一种“日不落”的仪式。而且，围观麻将对当地人而言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或消遣。这些旁观者通常都是诸葛亮转世，他们时而指点出牌、拦截放炮，时而东瞧西看，屏气凝神。至心满意足或无声无趣之时，便换上一桌继续观战，就好像看电视调台。
研究古罗马历史的学者很早就洞察了藏在“面包与马戏”里的古老统治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老百姓能不饿肚子又有好戏看，他们就会忘记自己及周身的不公，失去反抗或者改变不公的意志。但与此同时，马戏也是“双刃剑”，并非完全有利于维护长治久安。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马戏方面如果投入过多，势必会影响面包的数量。环视今日中国，过去有“乱世用重典”一说，而现在当可以说是“乱世用盛典”了。如果政府能够将大量投入在体育赛事上的财政用于民政，用于改善民生，这个时代恐怕又是另外一种精神面貌了。
对于农民而言，日复一日的“麻将联播”在消磨他们的愤懑与斗志、抚慰他们的艰辛与沧桑等方面，显然比任何宣传的鼓动与幸福的说教都更见成效。以我的观察，留守小堡村的农民日常最要紧做的莫过于两件事：一是种地，二是打麻将。当他们将面包问题交给种地，将马戏问题交给麻将时，日子过得虽清贫却也算是优哉游哉。
正是这些原因，有官员会公开声称：“麻将是催化剂、是催眠曲，是维护一方稳定的良方妙药。”有此一说，你似乎可以进一步推断，打麻将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种消磨激烈的禅宗，而对某些管理者而言，它又是一剂意识形态的替补品。
2009年春天，我回乡走访了一些地方，看到乡村的另一个大变化就是较以前多了不少广告，除了农资产品与下乡家电外，还有“麻雀机”（自动麻将机）。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电信的一则文字广告，它蓝盈盈地刷满了整整一堵墙——“进入电信宽带网，快乐胜过麻将场”。
这世界何等光怪陆离，网络商人也开始从麻将场上抢夺农民了。看来只要商人有利可图，只要自己有消费与生活的自主权，农民还是有机会变得十分抢手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节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有着怎样的素质，以及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抢手——不只是在经济生活中，更是在政治生活中——我会着重叙述“麻将与宪政”的关系。在我看来，打麻将不仅与生活有关，它同时又是一门与政治有关的技艺、与宪政有关的操练。
对于那些心存偏见的人，还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年幼时我一度尽受赌博之教化，尽管几年前我曾经涉足过摩纳哥的著名赌场，并且在那里慷慨地输掉十个欧元，事实上我只相信功不唐捐，相信创造，对任何赌博与“零和游戏”都提不起兴趣。简单说，对于各种赌博，我观察，但并不辩护。
2. 麻将与宪政
梁实秋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相较小堡村村民的沉醉其中，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麻将的态度则稍显暧昧。
赞同者对麻将欣赏有加。傅斯年撰文说136张牌中蕴涵人生哲学；梁启超更不忘炫耀他打牌时“思潮汩汩”，“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而潘光旦则将麻将上升到政治学的高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各自为战性”，它不像西洋人的游戏一样讲究团结协作。推理开来，今日中国足球顶个球用或不顶个球用，就在于诸位球员在运动场上各打各的麻将了。
麻将下西洋
反对麻将者则将麻将视为祸害。同时代的胡适曾专门写了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指出麻将是从前革新家说的中国“三害”（鸦片、八股和小脚）之外的第四害。前三害差不多化为历史陈迹。唯有这第四害却“日益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对比日本人忙着读书，胡适做了个估算，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摆了100万张麻将桌。按每桌8圈每圈半小时计算，可消耗400万个小时，相当于损失16.7万天的光阴，而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还在其次。由此胡适痛心地问：“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和顾炎武、吴伟业一样，胡适甚至同意明朝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士大夫当年没日没夜打“马吊”这“麻将的祖宗”。话虽夸张，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想当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所以大功告成，和朱德设计让诸位敌团长死守桌上的长城不也是有些关系的么？
顺着明朝“赌掉天下”的逻辑，胡适开玩笑说，麻将一度风靡外国时谁也没有梦想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可惜没过多久这些麻将军便成了人家“架上的古玩”，很少有人问津。西洋人知道自省，不肯久做麻将军的奴隶，所以中国人靠麻将军征服世界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
尽管反对，胡适一生中并没少打麻将，因为打得实在不好，还大呼“麻将里有鬼”，常常为同辈人取笑。
人生有多少身不由己！胡适对待麻将的态度或许就像对待政治一样，虽然时时不忘拒绝，却又做了一辈子“票友”。不过到了晚年胡适也并不认为麻将有那么糟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胡老夫子和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时，大陆正批斗他是“战犯”，自然不会给他津贴，而国民党送来的钱他又坚决不收，几乎断了外援。危难之际，幸好有胡太太在麻将桌上呼风唤雨，每打必赢，能够时常贴补家用。
幼儿园宪政
如前所述，作为生长在“乡村拉斯维加斯”的有志少年，我是很早就学会打麻将的。然而，我打得并不多，对于小堡村的“麻将联播”，更多只是把它当作可心的娱乐来观察。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全然是在浪费光阴。无论是偶尔与村民打几圈牌，还是站在一边观察牌局，这些近距离接触或许还能让我有机会为许多城里人打开心中的一系列问号呢！比如，中国农民有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否真的因为素质低下而拖了国家实施宪政的后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