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出自平凡。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事，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在街头收拾行将就木的穷人，从垃圾堆里抱起弃婴，跪在铺了绿色塑料布的地上清洗病人肮脏发臭的躯体，包扎照料麻疯病人、霍乱病人……一个具有一般护士常识的人就可以做了，问题是有几个人愿意做，有几个人像她那样全心全意地做，有几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她的生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伟人，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志，把自己全然地奉献，无私忘我地为他人献上全心全意的爱。
特蕾莎修女说过：“倘若你付出爱时有所保留和计较，你便不在爱里。”
离开修道院后，特蕾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蓝色的修女袍，换上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粗布棉纱丽。为了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她特意在纱丽的肩上绣了一个十字架，又用三条蓝色的布条缝在廉价的纱丽边上。特蕾莎设计的这种纱丽，后来成为修女们最喜欢也最常穿的制服。特蕾莎就穿着这样一身独具一格的修女服，在加尔各答声名最臭的贫民区开始了她的慈善生涯。
她为了帮助穷人，首先把自己变成穷人。从此以后，在当时被称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穷人的身影，人们就会看到穿着白色纱丽的特蕾莎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几十年后，她创建的组织有四亿多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的手下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
几十年中，她获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教会的80多项荣誉和奖励，她是世界上领取奖金最多的人之一。
她的所有奖金，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美分，而是全部捐赠给贫民。她说她要用这资金养活穷人，为无家可归的人和麻疯病人建造更多的住所。
1979年12月11日，她荣获世界最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她把19万美元的奖金连同卖掉奖章的钱，以及谢绝了这个委员会例行的发奖后举行的盛大宴会而得到的一笔款项（照她说，这一次宴会的费用，若在加尔各答足够1.5万人的饭费），全部用于为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上。
1964年，罗马教皇赠给她一辆白色林肯牌轿车，她将车作为抽彩义卖奖品，用所得款项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1992年，美国哥伦布骑士团将喜乐与希望奖牌授予她，获奖后她立即打听在哪里可以出售奖牌，以便将出售所得和奖金一起交给修女会，用于救助穷人的事业。
1997年9月5日，特蕾莎修女安逝于加尔各答会院中。人们看到修女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棉花衣服——一件待洗，一件穿在身上，一件要补洗。
已经很难用言语来描述她的品格的伟大。
“彻底地施予，直至我们舍不得为止。”这是特蕾莎修女经常告诫人们的话。
她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我渴”，对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所谓渴不仅是生理上的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最需要的是来自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关怀。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在十字架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的。
她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业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
她又说：“我们感到所做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
这些朴实无华的、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
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完全表明了特蕾莎对人的态度。尽管她在救助他们，但她并不只是出于强者的同情。
她认为人最大的贫穷不是物质上的缺乏，而是不被需要与没有人爱。在为英国电视台录制《为了神做件美事》节目时，她告诉英国记者说：“感觉自己没有人要，是人类所经验到最糟糕的一种疾病。”因为别的病有药可医，唯独“不被需要”，除了一双愿意服侍的手与一颗充满爱的心肠外，再没有一帖药可医治。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墙上的海报也写着：“天底下最可怕的疾病不是麻疯，也不是肺结核，而是不被需要、被拒绝、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特蕾莎更发现，富裕的国家竟和贫穷的国家同样都充满了“不被人需要”的心灵疾病，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她也来到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大城市的贫民窟开办仁爱修女会及相关服务机构，因为美国这种地方存在更大的贫穷，“更大的贫穷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冷酷、家庭关系的破裂中。”她告诉我们，在美国这样发达的现代国家照样存在着饥饿，这种饥饿不是一片“面包的饥饿，而是寂寞带来的大饥荒，而这种饥饿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家里”。特蕾莎也以她的言行向我们示范，什么叫做“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她说：“我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上帝，当我为麻疯病人清洗伤口时，我觉得是在照料上帝，这种经验何其美妙！”
她关怀生命垂危的穷人，不是为了救活他们（延续生命在那些人而言几乎是绝望），更不是为了要让那些人皈依自己的宗教，她的目的只是出于简简单单的爱，要让穷人也拥有爱与尊严。
对生命的敬畏，使她对穷人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怜悯与同情的心态，而是尊敬。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在特蕾莎修女生前，有不少人去探望她。人们原以为，特蕾莎修女的名气那么大，号召了全球几千名义工来印度工作，她应该是个非常擅长处理公关工作的人，在她忙碌的生活中，应该有人来帮她处理各种事务，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捐款、拜访、采访等等。但是人们去了以后才发现，没有，什么都没有，特蕾莎修女就只是她一个人，连赠予荣誉博士“这么重要的事”，都没有人来帮她处理。大部分等着见修女的人，只有在修女唯一有空的时候──早上六点望弥撒之后，排队和她见面几分钟。
特蕾莎修女名气这么大，每天都有许多的拜访和会面，她当然很忙。可是，她忙的原因，是因为她要去亲自照顾穷人，而不是接受采访或拜访，甚至也不是去管理她一手建立的慈善机构。
特蕾莎修女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澳洲籍的男士来到修道院，同时奉献了一笔款项，但是他说：“这只是一种表面性的奉献，从现在开始，我还要从事内在层面的奉献。”他定期地去探视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为他们整理仪容，陪他们聊天，给他们鼓励。他不但奉献了金钱，更可贵的是他奉献了他的心力和时间。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特蕾莎修女虽已全球知名，她仍然坚持服侍穷人的原因，这是她的荣幸。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特蕾莎修女其实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用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崇高声望，轻而易举地募得更庞大的来自全世界的人力与物力的资源，创办更多的慈善机构来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她从来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样的爱心，只是一种施舍。她固然乐意收到人家的捐款，但更高兴看到许多人来做义工。
只有亲身经验，才可能体会真正的爱心，然后变得更善良；只有为爱受伤的心灵，才能真正体会受伤之后的那种平安。
人们见不到特蕾莎修女，但是在她房间里，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的话却永留来访者心中：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会被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还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可能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
倘若你付出爱时有所保留和计较，你便不在爱里。
——特蕾莎
我听到一个声音，要求我放弃一切，跟随基督进入贫民窟，以便我能在最穷的穷人当中服侍他。我知道这是他的意思，我要照办。
——特蕾莎
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1955），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大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其在1936年出版的著作《人性的弱点》，70年来始终被西方世界视为社交技巧的圣经之一。他在1912年创立卡耐基训练，以教导人们人际沟通及处理压力的技巧。
1904年，一个家境不好的农民子弟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大学。这是个资质平庸的师范生，16岁时候的卡耐基，无论头脑与智慧，以及他就读的学校，看不出半点能使他成为一代宗师的迹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