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安徒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白天，他在皇家剧院里游荡，在他身边出没的都是丹麦黄金时期最著名的演员。晚上，他则回到自己肮脏、简陋的小屋子里。那段时间，安徒生依然常常忍饥挨饿，用自己少得可怜的钱买些书看。
在接下去的3年时间里，安徒生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演艺生涯”迈进。然而，不幸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17岁那年，开始变声的安徒生再也没有了“夜莺般”的嗓音，他笨拙的体形也不适合跳芭蕾。安徒生被告知：他在舞台上不会有任何前途。
既然无缘表演生涯，安徒生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其他才华上：他决心成为一位剧作家。安徒生的第二部剧本引起了皇家剧院财政主官乔纳森·柯林的注意，后者为他安排了一个由丹麦国王资助的奖学金。
安徒生被送到哥本哈根城外一所语法学校去上学。这所学校对安徒生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同学都比安徒生小六七岁，而在基础教育上安徒生却远远落后于他们。安徒生的校长是一个喜欢讽刺、羞辱和恐吓学生的人，对喜爱幻想的安徒生尤其看不惯。校长禁止安徒生进行任何创造性的活动，他要让安徒生明白，卑微的出身注定他的地位永远都是低下的。
1826年，21岁的安徒生写下了名为《垂死的孩子》的诗。尽管这首诗后来成为19世纪最著名的诗歌之一，但安徒生的校长当时却把这首诗称为“垃圾”，并开始对安徒生进行更加狠毒的虐待。最后，一位老师对安徒生所受的虐待实在看不下去，径直告诉了乔纳森·柯林，柯林将安徒生接出了学校，在私人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尽管柯林一家一直慷慨地帮助安徒生，但他们却提醒安徒生，他永远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在安徒生心中，即使自己已经闻名全世界，他依然是那个“鞋匠的儿子”，那个“来自欧登塞、接受皇家剧院施舍的男孩”，和那个“把鼻子贴在有钱人家玻璃窗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两年后，安徒生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长篇幻想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该著出版后，获得了业界的肯定。一向以严厉著称的评论家海堡认为作者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华”。同年，安徒生又创作了轻喜剧《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该剧写成后，同样获得了肯定——皇家剧院接受了该剧并进行了公演。当观众的喝彩声阵阵响起，静坐在剧场一角的安徒生忍不住泪流满面——曾几何时，正是在同一家剧院中，他曾受到无情的嘲笑和尖酸的讽刺，而今天，他成功了，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游记《阿尔格岛漫游记》的出版、剧本《在尼古拉耶夫塔上的爱情》的公演还只是一位文学青年的才华初试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创作，则全面显示了安徒生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素质。
接下来的几年内，安徒生出版了诗集《幻想与速写》（1831）、《一年的十二个月》（1832），游记《旅行剪影》（1831），剧本《亚格涅特的水神》（1834），评论集《丹麦诗人杂评》（1832）和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4）等一批作品。
其中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安徒生30岁那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这部作品出版后，先是在国外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继而在国内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安徒生在其自传中不无自豪地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获得了应有的承认……从德国传来了对我的作品的优点的第一次明确承认，或者更确切地说，也许是过高的评价……后来从瑞典也传播出对我的赞赏……在最近两年当中这部作品在英国受到同样热情的欢迎……在国外到处都响亮地称颂这部作品的优点……后来有一些英译本在北美出版了……接着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转译自瑞典文的俄译本，也译成波希米亚文本。这本书在荷兰也受到热烈的称颂……出版了莱布伦夫人的法译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更有英国评论者指出：“这本书在小说界的地位等于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德国作家沙米索则将其“排在《巴黎圣母院》《壁虎》等作品之上”。无疑，这是对安徒生小说艺术的充分肯定。小说创作为安徒生赢得了国际声誉。1843年出版的德文版《安徒生文集》，所收作品为小说、诗歌和剧本，并未将他的童话包括在内，这从一个方面也显示了安徒生小说创作等的水准和影响。
一个穷鞋匠的儿子，一跃成为了受人尊敬的作家，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自然引起了某些上层人物的不满和妒忌。权贵们千方百计诋毁、打击安徒生，认为他根本不配当作家。为了避开这些噪音，同时也为了开拓自己的视野，安徒生选择了到国外去旅行。从此，旅行成了他一生的喜好，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安徒生对旅行的热爱，在他的同时代文人中是十分少见的。据说他一生出国旅行达29次之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还曾南下土耳其，穿博斯普鲁斯海峡入黑海。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还到丹麦南部作过旅行。他这样描述自己旅行的感受：“旅行之于我正是使人身心舒畅的沐浴，浴后我似乎会变得年轻些，强壮些。”
旅行是愉快的。旅行的愉快，反过来又触发了安徒生的写作灵感。且不说上面提到的那些直接以旅行为素材的游记作品，就是童话作品有不少也与旅行密不可分。在1862年的一篇创作谈中，安徒生曾披露说：《小意达的花》是在拜访诗人蒂勒、与他的小女儿伊达谈植物园里的花的时候产生的灵感；《铜猪》《牧人讲的结拜故事》和《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写于1840~1841年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旅行之后；《雪女王》的第一章写于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马克森；《小土克》是在前往奥尔登堡的旅途中写就；《影子》构思于去意大利那不勒斯旅行的途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写于格罗斯滕堡，其时正前往南方的外国途中；《幸福的家庭》写于英国伦敦旅行途中；《差别》写于普雷斯特城附近的克里斯廷隆——“那里一道沟里长着一棵盛开的苹果树，这本身就是一幅春天的景象。那棵树一直在我的心中开得那么芬芳，我无法忘记它，就把它栽到一个童话里了。”显而易见，旅行对于安徒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安徒生一直备受各种恐惧症的困扰。因为怕火，每到一处他都会随身携带一条绳子，以便可以迅速逃出旅馆。而且，他还一直认为自己会陷入昏迷，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埋葬。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以至于他要求自己的朋友发誓，一定在确定他完全死亡之后才把他放进棺材里。当他在国外旅行时，每天晚上睡觉，他都会在身边放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没死，我只不过是看上去好像死了。”
33岁那年，贫困的阴霾才彻底从安徒生的生活消失。那一年，丹麦国王授予了他终生津贴。
安徒生的爱情之路也相当坎坷，他总是很轻易地就陷入爱河，而他所倾心的女子却总是倾心于他人。他曾爱上自己朋友的妹妹，但后来她却嫁给了别人。之后，安徒生又毫无希望地迷恋上了瑞典歌剧天后詹尼·琳德，据说安徒生的《夜莺鸟》就是为她创作的，因为琳德曾被誉为“瑞典的夜莺鸟”。丹麦文学教授安妮说：“他1.88米的高个子和他突出的大鼻子，也许注定了他在爱情上不会是一个幸运者”。
但是，安徒生最终超越了这些。从鞋匠和洗衣妇的儿子，到享誉世界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一生，把不可能变作了可能。父亲的鞋子在丹麦的奥登塞没有卖出去多少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却在全世界的印刷数量超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仅次于《圣经》。
安徒生，这来自丹麦王国最底层的人，在深渊中品尝到了黑暗芬芳，他像一切孤独无助的勇士一样，刹那间明白了“向死而生”的巨大秘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断篇中有这样的句子：“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
安徒生像一个一心朝圣的圣徒，把自己逼到了一条通往“各各地”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有头戴荆冠的人子耶稣，有手执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有卡夫卡笔下那自绝饮食、孤高幽闭的“饥饿艺术家”……
安徒生的童话写作中贯穿着这种“从不可能到可能”的线索，在现实中他也终生坚持着用幻想的方式来解决现实事物的习惯。他关注发现着事物的新奇之处，发现着现实生活的传奇色彩和童话品质。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童话。”安徒生，“从不可能到可能”，他用艰苦的劳动打破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他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充分享用了上帝赐与我们的自由与可能。
安徒生30岁那年，也就是183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童话集。此后，安徒生的一生便紧紧地与童话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在此之前，安徒生已是一位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游记和剧本的知名作家了。那时候他的小说在德国有着非常大的发行量。而且，在此之后，安徒生也并没有停止小说、游记和剧本等的创作。
安徒生多才多艺，文学创作之余、旅行途中，他经常以作画为乐。他创作过素描、漫画、布贴、纸贴、纸雕等作品，尤其钟爱剪纸艺术。
安徒生剪纸从不打草稿，拿起纸就信手剪了起来。一般来说，他先把纸对折，剪的都是左右对称的图形。但是他有时也有意地把纸错开叠，让他的作品有一种非对称感。有时他在中心部位留一小块位置，以便对作品做第二次加工。有时他连续叠纸两次，让剪纸围绕着一个圆形展开。
据记载，安徒生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幅剪纸作品。这样的数量，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有些不可思议。
安徒生喜欢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剪纸，等到故事结束了，他的剪纸也剪好了。安徒生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的故事是从来不要人久等的。中国大花瓶上画的青龙，窗外飞过的麻雀，用旧的细软羊皮手套等等，都成了我的故事的主人公。有时候，我操起一把剪子，说时迟到时快，就把一张纸剪成了一个坐在布垫子上的老巫婆，她那鼻子尖上还坐着一个小人儿哩；或者剪成一个单腿独立而舞的姿势优美的芭蕾舞明星；或者剪成一只停在窝里的长腿鹳鸟。我小时候学会的这门手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用说，对每一张剪纸，我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
1834年，安徒生在维也纳一位朋友索南莱特讷家做客，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我教小女孩们叠纸，为她们剪了一个被绞死的人，最后我激动万分，乘车回家了。”1864年战争期间，安徒生为帮助丹麦在德国的战俘，特意创作了一幅大号的剪纸作品送到集市。他在剪纸上的赋诗中这样写道：“这一叶剪纸有点贵／它的价钱是半块银币／但这是一整段剪出的童话／你好心的人付得起。”
安徒生还喜欢把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通过图画传递给朋友。1841年5月29日安徒生在土耳其旅行途中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在字迹潦草的文字下面，安徒生随手画了两个舞者。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有名的钢笔画《两个狂舞的托钵僧》。
与安徒生文学创作一样，安徒生的画作亦是有感而发。在一幅名为《丘比特》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没有让丘比特弯弓搭箭，而是让他玩起了杂耍——玩弄一颗颗已被爱情之箭射中的心。在一幅名为《头和像蝴蝶的生灵》的素描作品中，安徒生旁注道：“如果仔细观察花朵，就会发现每朵花里都有一个颤动的精灵，而看他们的翅膀和衣裳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所居住的花。”在一幅名为《由衷而发》的剪纸作品中，安徒生将小丑、天鹅、小精灵和芭蕾舞员这些自己最喜爱的童话主角巧妙地组合到了一起，让人看后叫绝。
安徒生为人称道的画作不少，比如布贴画《文艺复兴剧服》，拼贴画《戴面具的女孩》，纸雕《摇骑》，装饰画《圣诞树饰物》，剪纸《东方城堡》《偷心者》《棕榈树下的天使》《太阳脑袋》等等。
初看上去安徒生其他方面的才华和实践同他的童话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仔细想想，又并非如此。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童话，安徒生不会成为划时代的大师；但是如果没有诗歌、小说、游记、剧本，如果没有旅行，如果没有剪纸，安徒生的童话绝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童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所以成为安徒生，是与他的童话，与他的诗歌、小说、游记、剧本，与他的旅行，与他的剪纸，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仅有童话的安徒生是不完整的安徒生。
生命里会有积雪的时刻，也有绿草如茵的时节；有欢笑的脸庞，也有哭泣的容颜；有幸运的项圈，也有残酷的魔掌……
——安徒生
我的人生一直都是一部美丽的童话——充满神奇的童话。我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一个道理，我将通过故事向世界讲述这个道理：总有一位仁慈的上帝会将一切朝最好的方向引领。
——安徒生
挪威民族戏剧之父易卜生
亨利奇·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他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认为是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创始人。他不仅为挪威戏剧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同时给整个欧洲戏剧艺术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可以被看作是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
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于挪威东南海岸斯基恩城的一个富裕木材商人家庭。他的父亲财运亨通，远近闻名，母亲的性格恬静温柔。幼年的易卜生生活在富豪的家庭中享受着家人的娇宠和别人的羡慕。可是不幸的是这样的光景并没长久，易卜生8岁那年，他的父亲破产了，全家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昔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不见了，以往见面一向脱帽致意，寒暄、奉承的亲朋和邻里，也都板起了面孔，冷冰冰地、视若无睹地擦肩而过。世态的炎凉深深刺痛了易卜生幼小的心灵，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阔老板到穷光蛋，这巨大的反差让易卜生全家难以忍受，他的父母索性偷偷地搬到一个偏僻的小农庄，过起了默默无闻的平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