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锡琛《老子》是中华民族最高智慧的代表作品之一， 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哲人高道、帝王将相、文人雅士乃至平民百姓， 而且对于现代物理学、哲学、养生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富有启迪。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在他的自传结尾处表达了对老子的景仰与认同， 他称道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见多识广的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确的” 。荣格的这段话道出了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心声。
在中国历史上， 《老子》曾被众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疏解、诠释和发挥， 成为中国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汉唐宋明等朝代的一些明智之君亦将其中的政治治理原则运用于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之中， 收到了恢复经济、凝聚人心、协调关系、安定社会等显著绩效。 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并认识到“夷长技以制夷” 的迫切性之后， 一些致力于学习西方， 改革图强的思想家又在前人的基础上， 更深刻地阐发《老子》的经世致用之学， 并将其中的一些主张与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相融会， 用以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革除社会弊病的武器。故这一时期老子之学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救世革弊的时代特点。魏源、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老庄之书的阐释， 均反映出这一思想倾向， 而撰著《老子本义》以图阐发老学之真意的魏源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
生当内外交困、弊端丛生的清朝后期， 魏源将目光投向了《老子》这部饱含经世治民智慧的经典。他认为， 自韩非子以下解《老》者虽然不下千百家， 但“皆执其一言而阂诸五千言……泥其一而诬其全”。他不满意前人对《老子》各执一端的种种注释， 亦无心从养生延命的角度来研究老学， 而是将焦点集中于经世致用方面， 视之为“救世之书” ， 希望从中找到救世革弊的药方。围绕这一目的， 魏源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矫末世之弊” 的价值目标
魏源认为， 《老子》一书中包含着明道、修身、治国之理的极高智慧： “老子之书， 上之可以明道， 中之可以治身， 推之可以治人， 其言常通于是三者。” 他强调， 《老子》一书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作。在开篇的《论老子》一文中， 魏源充分肯定了《老子》对于最高统治者的诸多启示意义： “老氏书赅古今， 通上下。上焉者羲皇关尹治之以明道， 中焉者（张） 良（曹） 参文景治之以济世， 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 而心减， 宋太祖闻‘佳兵不详’ 之戒而动色。” 在他看来， 能从《老子》中获益最大的是能够体悟大道、掌握治身治世根本原则的统治者； 其次是能够运用其中的社会治理思想以经世济民的统治者；如若达不到以上境界， 至少也能促使统治者从《老子》的某些话语得到启示， 纠偏改过。
可见， 《老子》决非如某些浅见者所言， 只是玄远虚妄之论， 而是一部具有经世致用重要价值的作品， 故他立志对《老子》全篇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求其“本义”， 以“矫末世之弊”。
他针对历来歧义颇多的老子论礼这一问题进行辨析， 认为老子其实是“深知礼意” 之人。而《老子》一文中之所以斥礼义， 是由于“深疾末世用礼之失， 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 怀德抱道， 白首而后著书， 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 。正由于老子深知古人制礼之精意， 然而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实践中， 礼却演变为一套虚矫繁琐之程序， 失去了古人制礼以协调社会秩序的初衷， 引起了诸多弊端。老子在“深疾末世用礼之失” 的忧患意识中， 怀着“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而不止” 的社会抱负， 斥责礼制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试图重振淳朴之世风， 以求纠偏救弊， 这正反映出《老子》作为“救世之书” 的特点。
从纠偏救世的目的出发， 魏源对《老子》的内容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 前代学者对于《老子》中的“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的主张曾有不同的看法或批评， 而魏源认为， 此话的宗旨是“以太古之治， 矫末世之弊”。
他分析道， 天下之所以不治的原因在于“有为”， 而“有为” 乃由于“有欲”， “有欲” 则由于“有知”。“夫民心之不虚者， 以其有可尚、可贵、可欲之事也。” 可贵的是， 魏源没有停留在《老子》以“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 等方法“使民不争”、“使民心不乱”、“使民不为盗”， 而是更深一层地探寻如何才能做到“不尚贤”、“不见可欲”、“不贵难得之货”， 从而从更为根本的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
他指出， 在政治清明的“治世”， 社会运行处于有序的状态， “人尚纯朴”， 行所当行，为所当为， 故不需要刻意褒扬“贤知”， 不屑于玩弄心计， “无事乎以贤知胜人”； 而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 “物取养人， 无贵乎难得而无用”。在这样的情形下， “贤与不贤同用， 难得与易得等视， 民不至见之以乱其心， 而争盗之源绝矣”。显然，魏源在这里强调的是， 必须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 必须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才能最终实现民心不乱， 绝“争盗之源”。这是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 亦是他立志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
他认识到， 由于老子的“自然”、“无为” 等概念较为抽象， 容易引起误解， 故针对人们的一些错误理解而诠释说， 老子所说的“自然”， 是“欲静不欲躁， 欲重不欲轻， 欲啬不欲丰”， 是“迫而后动， 不先事而为”， “岂滉荡为自然乎”？ 老子的“无为治天下” 也绝不是“治之而不治”， 而是追求“不治以治之” 的理想目标。在用兵方面， 是“不得已用之”，而“未尝不用兵”， 故决非毫无原则地放弃武力。同样， 老子也决非“并常事去之”， 不问世事， 而是强调“去甚， 去奢， 去泰”， 反对过分和走极端的行为。
他特别推崇《老子》“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等话语的警戒作用， 认为“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见当世勇于用刑， 故戒之曰： ‘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 他论述严刑酷法的弊端说： “法网愈密， 挂网愈众， 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 何则？ 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听命， 而代天者专权， 敢与不敢， 或利或害， 可不慎乎？ 明太祖读‘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 之语， 恻然有感， 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 这种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来凸显《老子》之救世价值的治学方式， 鲜明地体现出魏源老学的经世致用特征以及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不盈、务内” 的管理之道
魏源专注于对老子救世之道的探求，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之下， “救世” 的重任往往多由最高统治集团来承担， 故魏源特别重视对于《老子》之社会管理思想的阐述。
这些管理思想既包括统治者对于社会的治理， 亦包括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管理。魏源认识到，统治者只有首先约束管理好自身， 才可能达到政治上的清明， 也才能够树立标范， 教化人心， 化成天下。因此， 魏源对《老子》中的“行不言之教”、“俭啬寡欲” 等管理者道德要求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他深刻地指出， 民众之所以铤而走险， 轻弃其生， 是由于统治者过分的奉养自身：
“我自厚其生， 则人亦各欲厚其生， 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 夫安得不轻死乎？ 则是民之轻弃其生， 由于生生之厚； 而民之厚生， 由于上之自厚其生， 有以诱之而又夺之也。” 上文中所说的“我” 指的是最高统治者， 这段话语的中心意思是告诫统治者“自厚其生” 将导致的严重后果。统治者的行为往往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 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厚养自己， 养尊处优， 广大民众必然会从而趋之。而封建社会那种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有限的经济条件必然不可能同时满足众人对丰饶的物质生活的追求， 上之奉养愈厚， 则下之生活愈贫， 民众的物质欲求被激发而又被强行压抑和扼杀， 安居乐业既不可得， 自然就会轻弃其生了。魏源深刻地看到， 物质欲望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不能妥善地节制欲望， 很容易产生彼此的攀比和效法： “夫民有生则有欲， 则无不以相尚为高， 此最难克之心， 而有无穷之弊， 岂不甚可畏哉！” 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魏源推崇老子“无以生为者， 其贤于贵生” 的结语说： 此言乃“因言俗弊而遂及之， 而其意则深远矣。” 告诫统治者不能毫无顾忌地厚养己身， 而应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影响， 为民众树立道德标范。
为了促使统治者自身的道德约束， 魏源提出“专务于内” 的主张， 他通过对比谦虚谨慎的好道者与矜夸自大的小人的不同行为和结果， 深刻阐述了老子“不盈”、“守虚”、“专务于内” 等思想在立身处事特别是在国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道以不盈为大， 不盈者专务于内， 有若无， 实若虚也。今施且夸焉（施， 意为矜夸自大）， 则专务于外，无而为有， 虚而为盈， 无有穷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