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山东大旱，洪武帝亲派曹铭赴山东赈灾。途中他目睹了灾区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凄凉景象，感叹不已。曹铭巡视至德州时，发现狱中有40多名在押待决的囚犯。人命关天，曹以“钦差”身份调卷重阅。经过提犯亲审和实地考察，他发现此案纯属冤狱。原来40余人皆因灾荒饥饿难忍，为觅生路，铤而走险，结伙抢夺了当地富户孟某囤积的粮食。这些人均无为非作歹的前科，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倘若不妥善处理，将激起饥民的反抗情绪。曹铭据实急奏朝廷，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批达三法司“据实会审发放”。这一冤狱的平反，安抚了灾区的百姓，城乡民众无不感恩戴德。曹铭离开德州时，人们自动集结，夹道涕泣相送。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沅陵知县张杰，因严于治理，得罪地方豪强，遭诬陷，判为死刑待秋后处决。张杰子女置生死于不顾，闯入都察院击鼓鸣冤。左右都御史詹薇、袁泰欲令锦衣卫逮捕惩治。时曹铭坐左都御史詹薇房，深感此案疑点颇多，据理力争，张杰子女得以幸免。旋传张杰妻亲自询问实情后，曹铭甘冒获罪之险，轻车简从远赴沅陵调查取证，并以实情上奏朱元璋。太祖命曹铭会同三法司重审此案。核实确属诬告后，报奏朝廷，张杰得见天日，官复原职。公元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曹铭升迁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吴斌报奏真州18名官吏谋反案，以为其子女皆当连坐斩首。曹铭以为不可，奏疏日：“父母妻子并不知情，人人连坐，毋乃太过。”问题就出在这“太过”二字。显然曹铭是以儒家的“仁道”来绳墨此案的。朱元璋在开国伊始就大开杀戒，据史载，仅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就有十多万，流放者更加不计其数。其中更多的是开国元老、军界英武和文坛巨擘。可知朱元璋的治国思想是与“王道”背道而驰的。曹铭“太过”之语，恰恰刺中了朱元璋的痛处，很易使他将曹铭视作政敌。尤其不宜的是，当朱元璋同意吴斌的奏章驳回曹铭的奏疏后，曹铭仍当面向朱直言抗争，终以“语属犯悖”罪，于同年九月血洒午门。时年35岁。曹铭遭此冤狱，是因直言犯上？还是由于与朱元璋政见不合？史书语焉不详。其著述也已湮没，无从考证。
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位缺乏文化素养的皇帝。这位从淮北寺院深处走出来的、曾以乞讨为生的造反和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是无缘的。他的所谓“诗”颇能说明问题，什么“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还有“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又腥”。听一下这些血肉横飞的莲花落，其文化修养、治国方略不言而喻。所以明王朝自开国始就向文化人挥去了屠刀。直至明末东厂之祸，东林、复社的优秀学人被诛戮殆尽，也就不足为奇了。像曹铭这样与海瑞同类型的、毅然为民请命的清官，势必以悲剧告终。遗憾的是曹铭刚脱颖而出，正当有为的而立之年（35岁）就遭此不测之祸，其聪明才智和修齐治平之道初露光华即被扼杀，怎不令后人痛惜不已。
造天车兴水利的房贵
房贵，生卒年不详。曾任明代靖虏卫首任守备。
房贵祖籍庐州府合肥（今安徽合肥），后入籍靖虏卫。初任汉中守备，后调任兰州卫指挥。公元1436年（明英宗正统元年），据陇右地区军事、政治、经济的需要，并为了抗击鞑靼阿鲁台的入侵，明朝廷决定增设靖虏卫，改任房贵为靖虏卫守备。会州城自南宋以来烽火不断，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衰败，房贵与靖虏卫指挥使常敬等，反复论证，调查勘得古会州城旧址，在此基础上，新筑靖虏卫城（今白银市靖远县）。并修建烽火台等，强化自卫设施。规划土地，建设政府衙门、学校、庙宇、仓库、驿站及一切与城市相关的建筑设施。于是作为陇右重要关隘和经济“金锁”的古会州，又在黄河之滨拔地而起。
为了恢复经济，使流离失所的人民重新定居故里，饱食暖衣，明正统三年，房贵亲率军民，修建三滩渠六公里，引黄河水灌溉三角城一带农田。更可贵的是，为了解决较高地段的灌溉问题，他特意从迢迢千里的故土请来能工巧匠，建立桔槔挑轮（即天车）自动提水灌溉，旋即在黄河两岸普遍推广使用。遂令士卒和居民共同屯垦。
房贵在任期间，使一座早已荒废的古代重镇百废俱兴，焕发新颜；经济振兴，人民安居乐业；丝路古道畅通无阻，驼铃悠然如前。特别是引进先进水利器械天车，首创这一地区水力自动提灌的先例。丰功伟绩，实不可没。其人处世练达、干练敏锐，陶冶、培养了不少勤于耕战、明于治理的边塞将吏。
安抚边疆的陈善
陈善，字敬庵，今靖远县人，累官固原守备，昭勇将军。生卒年不详。
元代以降，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明王朝建立后，中原地区的民族冲突有所缓和，但西北地区部族间的仇杀掠夺依然是此起彼伏。为此，明代伊始即设“靖虏卫”（治所在今白银市靖远县），以防不测。陈善，出身行伍，少时精敏，尤喜于兵事。公元1468年（明成化四年），以征满四（元将巴丹之孙，汉名李俊）有功，升副千户。公元1472年（明成化八年）因功获千户衔。公元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掌靖虏卫“镇抚”之事，政令肃然，上下称服，全城无争斗与窃盗者。公元1489年（明宏治三年）在野鹊沟、兰州大浪两战役中，功卓著，擢升靖虏卫指挥佥事，授以明威将军。次年，署理靖虏卫军政事，兼管卫所军民屯田诸事。十年间辖区政和民安，朝廷两次考核政绩，均获好评。公元1501年（明宏治十四年）鞑靼寇边，陈善奋然率众逐敌于境外，获重赏。公元1504年（明宏治十七年），由总制军务户部尚书推荐，并任署部指挥佥事，提调固原、靖虏卫、环、兰、宁夏、中卫诸处边备，边患暂息。继奉命守备固原等处。公元1506年（明正德元年），鞑靼部小王子再度犯境，陈善奉命任固、靖、兰诸处游击将军，率军反击，不久敌遁去。公元1509年（明正德四年）升昭勇将军，调任固原守备。到任后，精务守战之备，敌望而却步，边境宁静少事。
陈善重耕战，治军则宽待士卒，故屡战皆胜。善交游，与兵部尚书彭泽过从甚密，其墓志铭即彭泽所撰。
为政清廉戍边有方的路氏父子
路经，字文济，今靖远县人，生卒年不详。累官靖虏卫指挥使。少时精敏好学，尤喜诗书礼乐之典。明弘治年间，晋升靖虏卫指挥使。就任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靖虏卫上下异口称道。进而整肃纪律，彻底清除军政官吏结党为奸、贪污舞弊之风，无论亲旧，凡有罪者皆绳之以法。一时官廉民安，四野清平。
路经深受古代人文精神的陶冶，忠于职守，重于孝悌，外勤于案牍，内禀承于母命，家事无巨细皆决于母。其俸禄一钱一帛必交于母贮之，并用于全家之所需，决不视为体己。常言：“先人贻禄于吾，必与诸弟共享之。”兄弟感之，故虽多世同堂终无异词。有人将兴建靖虏卫仓库的余资敬献给他，路经拒之日：“吾享先萌足自给，何用此？”坚辞不受。
路瑛，累官征西将军，字天球，路经长子。生卒年不详。少年即有壮志，年二十由靖虏卫守备升任宁夏两路参将，旋右迁为副将署都督佥事。因忠于职守，公元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颁旨再次擢升，旨云：“制谕署都督佥事路瑛，今命尔挂征西将军印，充总兵官，与副总兵一同镇守宁夏地，修理城池，操练兵马，遇贼相抗战守，其副等官照旧协守，所统官军悉听节制，如制奉行。”
路瑛受母教睢谨，以忠孝为毕生不移之志。每战必身先士卒，斩将搴旗，迫顽敌望风披靡。关爱士卒，深得部伍的拥戴。
重视传统文化，任靖虏卫守备时，于大成殿后重建明伦堂，又建揆文、奋武两斋，以明教化，倍受学人推崇。关注民众疾苦，当祖厉河大涨、靖虏卫城墙将毁之际，路瑛适任职宁夏，闻讯后即火急捐资，专程赴靖率众治水，疏导洪流直泻黄河，解除了洪水之患。群众特为他立碑于谯楼之上，并于嘉靖年间建元戍甲第坊于城内西大街。墓冢在靖远城东北3．5公里处。
忠孝两全的吴瑛
吴瑛，累官三镇将军，字松山，靖远人，生卒年不详。吴瑛幼年慈父见背，赖母马氏辛勤抚养，伶仃孤苦，至于成年。明嘉靖年问，荣任靖虏卫指挥使。御史王绅宝知其贤，保荐为固原守备，次第升迁为总兵、都督等职。后又经杨博奏保，挂辽东、榆林、大同三镇将军印，旋升提督，授荣禄大夫。
吴瑛事母至孝，全部俸禄，悉归于母，从不私自动用，由母分于诸弟，备完婚、读书之需。家人、妇孺、一堂共食，同享天伦之乐。母有疾，医云，惟人肉可疗，吴瑛毅然割己肉授之于粥供母食用，乡里皆颂其德。靖远东大街曾有纪念吴瑛功德的“四代一品河西名将”牌坊一座。其墓地在靖远城东北15公里处。
宁死不屈的李光启
李光启（公元1511—1555年），字显之，先祖乐亭人，入籍靖远。卒后赠都督同知（二品）。李光启少聪敏，善骑射。于公元1531年（明嘉靖十年）袭靖虏卫指挥佥事。公元1539年（嘉靖十八年）由巡按卸史荐，升任河州守备。在任期间，鞑兵闻其名，不敢来犯。公元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调任固原东路游击将军。公元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鞑兵犯密云甚急，总督尚书与巡抚督御史轮番上奏，力荐李光启，于是李光启被命为神枢营游击将军。次年擢升五军营左参将。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出补宣府中路参将，到任月余，鞑寇忽大至，光启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执。李光启奋拳抵敌面骂道：“酋敢辱我哉。”遂遇难。时年仅44岁。明世宗嘉其忠烈，赠都督同知（二品），于死节处立祠祭奠。厚葬于靖远烟洞沟李氏祖茔。谪戍靖虏卫的宣大总督郭宗皋，与李光启交游甚笃，特为李光启撰写墓表，颂其忠烈。
重法兴农的吕恒
吕恒，生卒年待考。出身孝廉，自山东入籍靖虏卫。明安南同知。公元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奉命监督靖虏卫钱粮军饷，时卫中武勋子弟多不守纪，吕恒愤然绳之以法，市井为之肃然。他常怜卫内属地土壤贫瘠、收成微薄、民不聊生，乃亲自周览四境，足迹遍及川原。终于发现黄河北三角城一带，土地肥沃、平旷可耕，且留有汉代屯田遗迹。于是上报朝廷，亲自筹划，现场指挥。从三角城开始，蛇湾、寺儿湾、古城子……绵延百许里，次第展开。从公元1614年开工，不到两年，即开水田1749公顷，开旱田1835公顷，公元1616年至1617年，灾荒频仍，安定、会宁等地，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枕籍相望，独靖远居民幸免于难，安居乐业，尤能捐粟以赈灾民。至今靖地父老仍传颂其德。靖远士人曾为其树碑立传。
马革裹尸的赵率教
矢志抗清的赵率教（公元1569～1629年），字希光，号明善，白银靖远人。累官平辽将军、左都督、太子少傅，死后赠太子少师。赵率教与袁崇焕、满桂齐名，同为明末在抗清前线屡建战功的一代名将。
率教幼年即喜诗书，娴韬略。公元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中武进士，官甘州都司，因功晋升碾伯游击将军、靖虏卫参将。适逢大馑，出家中储粟，赈救饥民，为乡里称道。后经督抚推荐，历任马关、延绥诸镇参将，援延绥、驰宁夏、防洮河，屡建战功。一度被劾罢官，归田闲居。不久因清军、蒙军频繁寇边，朝廷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赵率教毅然变卖家产“毁家募士”，从叔祖赵梦麟东征，屡挫清军锐气，深得经略袁应泰的厚爱，晋级副总兵，典中军。
公元1622年（明天启二年）因王化员弃广宁，关外诸城皆空，蒙军乘虚而入。赵率教自告奋勇，率家丁敢死者38人，深践蒙人戎马之地。时枢辅孙承宗所部游击鲁之甲的军马亦至此，两军会于前屯，率教招难民为兵，修建了必要的军事设施，初步建立了抗蒙的前哨阵地。赵后由于孙承宗的大力支援，阵地愈加巩固。赵率教继续招收流离失所的难民壮者从军，余者给耕牛籽种，大兴屯田，并亲自督课，手足老茧累累。适逢枢辅孙承宗出关巡视，对赵率教倍加赞誉。后因与招抚佥事万有孚不和，万有孚为总督王相乾亲信，王相乾借故告赵率教于兵部，兵部尚书陈汉儒有杀赵率教之心，孙承宗多方营救，赵率教幸免于难。孙承宗分兵1．5万与赵率教，令其继续驻防前屯，扼制蒙军。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孙承宗报率教之功于朝，率教晋升为都督佥事，加总兵衔。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蒙军为配合其在宁远方面的攻势，乘间犯平川、三山堡，赵率教予以迎头痛击，重创蒙军，斩首百余，俘战马200匹。帝大喜，擢升率教为都督同知，实授总兵官，令其镇守战略要地山海关。不久晋升右都督。满桂因与袁崇焕不和，奉召回京。赵率教奉命移镇宁远，代满桂，并尽统其军。
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清兵南侵朝鲜，赵率教奉命挥师三岔河一线，牵制清军。同年三月，袁崇焕议修筑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以图恢复。朝廷擢升赵率教为左都督，移镇锦州护工。同年五月，清军劲旅兵临锦州城下，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及朱梅等顽强固守，发大炮，清军死伤如积。相持24日，清军锐气丧尽，被迫遁去。时满桂在宁远也击溃了来犯之敌，史称“宁、锦大捷”。魏忠贤等蒙重赏。赵率教加太子少傅，荫锦衣千户，世袭。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赵率教移镇永平，兼辖蓟县八路，挂平辽将军印。
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清军由大南口南下，赵率教亲督精锐，披星戴月，日夜兼程，三昼夜后至三屯营，总兵朱国彦却闭门不纳。赵率教无奈，只好策马西向，以疲惫之师，当新缰之马，十一月初，与清军主力战于遵化，为流矢所中，阵亡，享年六十。一军尽殁。帝哀痛不已，赠太子少师，立祠奉祀。著有《复辽私议》、《平辽奏稿》、《挥尘兵谭》、《投戈随笔》等书。
赵率教为将廉勇，礼贤下士，宽爱部卒。尽管戎马一生，却能挥毫著书，在明末诸将中，实为难得的文武全才。他与袁崇焕、满桂同为一代抗清良将。然而，上有权奸当道，皇室腐败；内有饥民之乱，东厂之祸；外有满蒙合流，强兵压境；加之诸将不和，分崩离析，区区一介武士，岂有回天之力。待赵率教马革裹尸，袁崇焕屈死京都，国丧千城，失土难复，明朝灭亡的颓势也就不可挽回了。
力挽狂澜的岳钟琪家族
景泰县岳氏家族为宋代岳飞的后裔，其在景泰的始祖为岳飞第十九世孙岳镇邦。岳镇邦随祖父仲武宦游陇上，后将家室由河南汤阴迁往兰州。清顺治年间移居临洮府永泰县（今景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