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以后，葱岭以外诸国以朝贡为名、通商为实，络绎不绝于途。汉亦屡遣使臣前往中亚各国。自然，有关罗马帝国的信息也为汉廷和正在经营西域的班超所知。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甘英西抵条支前的一段路线虽史无明文，但大部分应在帕提亚王国境内，循伊朗北道西行，抵美索不达米亚。条支，《史记》记载“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而安息役属之”《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张星烺认为是阿拉伯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页。，多数人认为是叙利亚安条克之省译，若按后说，甘英所临的大海就成了地中海。实际上，当时安息西界不可能到地中海，因为安息王国一直与罗马为敌，基本态势是夹幼发拉底河对峙。幼河西边的叙利亚自公元前65年庞培经略东方以来，一直是罗马的行省；而阿拉伯北部的几个小王国，在公元1世纪时均是罗马的“被保护国”，罗马将之作为对付帕提亚人的缓冲地，后来干脆将它们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因此，甘英抵达的条支，不可能是叙利亚或阿拉伯；甘英所临之大海也不可能是地中海。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条支即美索不达米亚，而不是叙利亚；西海即波斯湾甘英所临之大海，据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146—156云是波斯湾，考证精审，学者多信之。，而不是地中海。按当时罗马与帕提亚对峙的形势及西亚的地理状况来分析，此说较为合理。既然甘英已达波斯湾，而且目的地并非条支而是大秦，为什么不继续西行呢？安息西界船人的一番话虽故弄玄虚，但终与安息帝国凭地理上之优势，借居间之地位，企图独占陆路丝绸贸易的厚利有关。当时，安息帝国的战略是东和西战，即以操纵丝路西段的丝绸贸易为宗旨。在东方，它极力与汉廷搞好关系，无论是遣使贡方物，还是盛情接待汉使，都是为了以“朝贡贸易”的方式大量进口中国的丝绸；在西部，它与罗马交战，目的是阻止罗马直接经陆路与中国通商，迫使罗马承认自己的中介地位或与之交市于海上。其实中国人也看穿了这一点，《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条云：“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得过。……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另在《文献通考》卷三三九的四夷考大秦条，《通典》卷一九三大秦条等皆有类似记载。安息以丝谋利的传统，后来也为萨珊波斯王国(公元226—651年)所继承。因此，当年甘英“临西海以望大秦”而终未抵大秦之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安息西界船人危言耸听的一席劝告，而畏惧波斯湾的风浪；也不是因为其孤陋寡闻不了解世界，安息人存心不让他知道有一条陆路，而把他带到海的起点；而是安息人为谋求永久垄断过往丝绢贸易之利，极力阻挡的结果。班超之所以选甘英出使，必知他与己志趣相投，富于探险精神；从甘英行程意向来看，出发前必定经过一番调查，知道在安息与罗马对峙于幼发拉底河、亚美尼亚地区的情况下，欲求罗马则必须绕过阿拉伯半岛，他本想从波斯湾南下印度洋，然后经亚喀巴湾到叙利亚，与罗马建立直接联系。这样便可避开罗马与安息的主要战区。这种打算从他归国后的报告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这一计划没有安息人的支持(如提供船只和派遣翻译向导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正是安息人最不乐意干的。甘英虽未完成抵大秦之使命，但几乎遍历安息帝国全境，远至波斯湾口，这是中国使臣当时到达的最远地区。
四、公元前后丝路西段的走向及贸易
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由于以张骞、李广利、班超、甘英等为代表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探索和开拓，丝绸之路东段与西段终于全线贯通，为使者来往、贸易直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纪元前后，罗马人也注意到了东方“赛里斯国”（丝国）的存在；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了“秦”和“赛里斯国”，绝非偶然。
下面根据中国史籍和希腊拉丁古典作家的著作，把丝路西段的走向作一归纳。
由于在中国西域境内丝绸之路已分为三道，且三道皆与帕米尔以西各线相衔接，故丝路西段也是多道并行的：
第一段，由葱岭至木鹿（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市）。
有三种走法：第一种走法，由西域北道越天山别迭里山口到伊犁河畔乌孙之都赤谷城。由赤谷城西行，出伊塞克湖西，经今托克马克、江布尔、希姆肯特，南下塔什干，过锡尔河，经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布哈拉，渡过阿姆河到达木鹿；第二种走法，越葱岭或天山至大宛，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到木鹿，或出葱岭北阿赖峡谷至石塔（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国家直辖区内），顺瓦赫什河南下至大夏都城巴克特拉（今巴尔赫），趋西达木鹿；第三种走法，过葱岭瓦罕谷地后，直西经巴达克山绿洲，顺阿姆河南岸行抵巴克特拉，西达木鹿。
第二段，由木鹿至两河流域中部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城（后汉谓斯宾国）。
可分为“伊朗北道”（沿伊朗高原北缘的路线）和“伊朗南道”（沿伊朗高原南缘的路线）。“伊朗北道”为主干道，由木鹿登伊朗高原东北，经赫卡通皮洛斯（今达姆甘），穿今德黑兰南之“里海峡门”，抵安息夏都埃克巴坦那（后汉谓阿蛮国，今哈马丹），西南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抵安息新都塞琉西亚—泰西封。也可由埃克巴坦那直西经小亚细亚，过黑海海峡，抵拜占庭。
第三段，由塞琉西亚至安条克（后汉谓安谷城，今安塔基亚）。
由塞琉西亚出发，可分两道去罗马：一道沿古波斯“御道”西北行，穿过上美索不达米亚，在宙格马（今叙利亚的迈斯凯奈附近）渡过幼发拉底河，西行抵地中海边的安条克城；一道沿两河流域南下，经希拉城（后汉谓于罗国），抵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至亚丁，由此进入红海，北上至埃及、叙利亚等罗马属地。
丝绸之路全线贯通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虽也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各段具体走向亦时有变化，但绝大部分时代是畅通的，大致走向基本上是相同的。
公元2世纪初，有一批希腊商人曾自西徂东亲践丝绸之路全程。他们是马其顿籍希腊商人马埃斯·梯蒂亚努斯的商队代理人。这批人返回后，向主人马埃斯汇报了商队是如何把遥远的“赛里斯国”所产的丝绸贩运至西方的，介绍了途中所经行的大道和主要地点。马埃斯曾将所得情报写成商业报告，以供以后派往东方的商队参考。当时住在提尔(推罗)的地理学家马利努斯曾见过这份报告，并写进他的地理著作。住在埃及亚历山大利亚城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大作《地理志》中曾大量引用过马利努斯的材料。今天，我们方能从托勒密的书中知道希腊商队的大概行程。据托勒密讲：马利努斯“确实是说过，有一位马埃斯又名梯蒂亚努斯原籍马其顿的人，此人和他父亲一样以经商为业，他曾记载下这一距离，尽管他本人从未到达过赛里斯国，只不过派遣自己手下的一批人到那里去过罢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条路是不间断的和一直走完的”。［古希腊］托勒密著：《地理志》，I，11，6；I，12，4。［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19—25页。下同。
第一段路，从罗马边境城市宙格马启程，穿过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埃克巴坦那。托勒密说：“从幼发拉底河河道到赫拉波利斯的道路，首先要经过美索不达米亚而到达底格里斯河”，“中间穿过亚述的加拉梅和米提亚”，“然后到达埃克巴坦那”(托勒密《地理志》Ⅰ，12，5)。
第二段路，由埃克巴坦那至里海东南的赫卡通皮洛斯和赫卡尼亚。首先要穿过里海之门，才能到帕提亚的赫卡通皮洛斯，“据马利努斯认为，这条路是沿着罗德岛的纬线而前进的，他实际上是指这条路线沿途要经过上述各地”(《地理志》I，12，5)。“然而，从赫卡通皮洛斯前往赫卡尼亚首都的道路必须向北绕行”(《地理志》I，12，6)，即要翻过厄尔布尔士山脉。
第三段路，经赫拉特到木鹿。“从此城(即赫卡尼亚首府)前往马尔吉安那(即木鹿省)的安提俄克或安都(木鹿城)要经过阿里亚(即赫拉特)地区，首先要绕道南行，因为阿里亚与里海之门位于同一条纬度线上。这条路然后又向北挺进，安提俄克又与赫勒斯滂位于同一条纬度线上。”(《地理志》I，12，7)。
第四段路，由木鹿至巴克特拉。“这同一条路再从那里朝东向通往大夏都城巴克特拉。”(《地理志》Ⅰ，12，7)
第五段路，由巴克特拉到石塔。“由大夏首都折向北转一直抵达科麦德人的山区最高处，然后翻越重山折而向南直达向平原敞开的岬谷。”(《地理志》I，12，7)商队由大夏首都折向北，即溯瓦赫什河到达的科麦德人山区是今塔吉克斯坦的国家直辖区；它与阿赖峡谷交界处的达拉乌特库尔干，斯坦因认为就是石塔所在的地方（参见下章）。“马利努斯说，如果攀上了这一山谷，那就会到达石塔，在东部与伊麻奥斯山(帕米尔高原)相接壤的山脉即由石塔开始。”(《地理志》I，12，8)
第六段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并可能到达东汉都城洛阳。马利努斯认为“从石塔到赛里斯国的首都赛拉城之间的距离步行可达七月”(因中间要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塔克拉玛干南北缘和河西走廊)。托勒密认为，无论如何马埃斯的商队是从丝路西段达于丝路东段几乎一直走完丝绸之路全程的。
据古典作家普林尼(《博物志》Ⅵ，20)记载，罗马世界大多不是直接消费中国式样的丝织品的，而是将之运往今黎巴嫩等沿海各城市去加工，即把密纹纺织的中国丝料拆开来重新纺织和染色(如染成腓尼基紫)，制成半透明的丝罗纱，以适应罗马的市场。而擅长于这种加工业的城市有提尔(今苏尔港)、西顿(今赛达港)、贝里图斯(今贝鲁特)、加沙等。西方学者查尔莱斯沃恩著有《罗马帝国之商路及商业》一书，谈及提尔、贝鲁特为盛行丝业两大地，及丝商云集叙利亚之盛况，说：“织丝之地点则为提尔及贝鲁特，亦有在科斯者。……埃及王后克娄奥巴特拉披丝服而临盛席，而其服又成于提尔技巧女工之素手……”，“丝服之盛行于叙利亚镇中，尤其是在贝鲁特及提尔二地，殆有多年，各地之丝商亦必如过江之鲫，逐利而来者；叙利亚中安提阿地方有一人名希烈异多士者，在那不勒斯从事于此类事业，名传史册。而在加比地方，有一叙利亚种之希腊人名衣非利迭打者，在本镇中从事贸易，获利甚巨。跌拔之地，亦有商人甚多，以丝为业，且有一妇人在罗马城中业丝致富焉”参见朱杰勤编译《中外关系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0—11页译文。。由此可见，地中海东岸各城市对来自中国的丝织品进行再加工，然后通过当地商人贩至意大利各地。在利凡特地区，由于中国丝绸的进出，不仅带来当地加工丝业的兴盛，而且也活跃了其他商品的贸易。
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无疑是大宗的丝织品。“没有哪种从中国方面来的商品在需求的规模与持久上可以用来与丝绸相抗衡”［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69页。 ，中国丝绸首先占领的是中亚、印度和伊朗的市场，然后占领了罗马市场。公元前2世纪末期以后，汉朝派出的大规模使团，实际上是政治经济不分离，以吸引“朝贡”为原则的官商贸易队。他们携带的主要是币帛丝缯，沿丝路西段去访问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等，“厚赐”诸国，同时乘便购回西方物品。一方面为荣耀汉室；另一方面则进行奢侈品的贸易；并以发财机会激励愿往西方的各种人。自汉以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贾牛车动辄以千计，大大有益于外贸事业。同时又将诸国使者、胡商招徕中国。如《后汉书》所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有人认为蒙奇即马其顿(如张星烺)，兜勒即色雷斯(如莫任南)莫任南撰：《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7—33页。，所谓“归服”、“贡献”者无非即是前来做生意的马其顿、色雷斯商人。中国史籍所载与马利努斯、托勒密所说不谋而合。连巴尔干的商人尚且远道辗转逐利而来，西亚、印度、中亚商人则更是趋之若鹜。大宗丝绸是由帕提亚人引入西亚的。丝绸首先在安息宫廷及社会上流广泛使用，包括穿戴、装饰、陪葬及用于军事。据说在公元前53年卡雷战役时，帕提亚军队就打着用五颜六色的中国丝绸做的军旗向罗马军团进攻，在这场大战中克拉苏和他的儿子以及数万罗马士兵毙命。布尔努瓦说：“使罗马军团眼花缭乱的、锈金的、颜色斑斓的军旗，历史学家弗罗鲁斯认为就是罗马人前所未见的第一批丝绸织物。”［法］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说明在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还不知道丝产自何处，认为它是从树上采下的纤细绒毛或是从鲜花中提取出来的时候，帕提亚人已经熟悉中国赠送的这种礼品或由索格底亚那等地商人贩运的大宗丝货了。不久之后，他们购买丝绸不仅供自己消费，而且还贩卖给更远的西方。帕提亚人成了地道的中间商，其国都成了名副其实的中转站。这样，大约在公元1世纪时，东西商队贸易就日益繁盛。中国丝绸经帕提亚商人之手，就已大批运到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最初，仅为罗马上层社会所珍重，故而价比黄金。如上文所述埃及艳后克娄奥巴特拉在赴宴时着丝袍，公元前48年恺撒在祝捷会上穿丝衣，都是史家们常常援引的事例。后来穿中国丝绸就风靡整个罗马帝国，包括行省的贵族男女，竞相效法，附庸风雅。在罗马的土斯古斯区有专卖中国丝绸的市场；在西班牙、高卢、不列颠的罗马上流社会存在着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安敦尼王朝时丝织品在伦敦也像在洛阳一样普遍。［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42、64页。当时，罗马输出的货物中除金银外无一能与中国丝绸相匹敌。所以随着丝绸的大量涌入，罗马金银也大量外流，成为罗马财政一大漏卮，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公元14年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上台伊始便依元老院提议，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丝绸。普林尼、塞涅迦等“道德家”纷纷出面抨击穿用丝服。塞涅迦说：“我看这种中国衣服，如果说是衣服的话，它就既不能保护妇女的体温，又不能掩盖妇女的羞耻。”(《论慈善》卷7第9节)［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65页注③。普林尼在其《自然史》(Ⅶ，84)中议论说：“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估计，吾国金银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退斯(罗马金币名)，此即吾国男女奢侈之酬价也。”［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71页。 不仅罗马史家如是说，中外考古学家在印度、阿富汗、东南亚以及中国都曾出土过罗马金币，这就是丝绸贸易的有力证据。公元2—3世纪巴尔米拉成了东西贸易的中转地之一，考古学家们从这个叙利亚沙漠的绿洲城市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属汉代的绫、锦之类丝织品，由此可见其向罗马帝国输出的商品中中国丝织品依然是大宗。
中国在对西方各国的贸易中也得到了实惠。大宛、乌孙的良马，中亚的苜蓿、葡萄、安石榴(原产于安国和石国)等西方珍奇动植物，皆传入中国。大凡来自西方的瓜果蔬菜等农作物移植中国者仍冠一胡字，如胡萝卜、胡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桃(核桃)、胡荽(即芫荽，香菜)、胡葱、葫(大蒜)等等。此外还输入了产于埃及的红蓝花(可制作胭脂、染料)，产于伊朗的安息香，产于印度的胡椒、生姜，产于大秦的苏合香等各种香料。来自西方的奇兽珍鸟种类繁多，有狮子、驼鸟、犀牛、大象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远方罗马的火浣布（石棉布）、地中海珊瑚和玻璃制品。吹制玻璃法是罗马人于公元1世纪发明的，此后玻璃制品也成为向东方输出的重要产品。
国外考古也证实了这一交流盛况。位于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北80公里处的贝格拉姆城址(唐代称迦毕试)，在贵霜帝国时代，地当连接中亚、印度和西亚的交通要冲，是丝路西段著名的商业重镇。一般认为该城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层属贵霜时期，发现的出土遗物有来自中亚、印度、罗马、埃及等地的青铜器、金质首饰；来自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浮雕；希腊、罗马的青铜、石膏雕像；与此同时，出土了大批极美观的罗马玻璃器皿和腓尼基玻璃容器。由此可见贵霜帝国在丝路西段的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输入中国的罗马玻璃制品大概即是由此城中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