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萧红、萧军冉冉上升为两颗闪耀的文坛新星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共同体却出现了可怕的裂痕。对于萧军，萧红爱他、感激他，但也有着明显的不满。萧军一直以强大者和保护者自居，对萧红缺少尊重，时不时的还会有家庭暴力发生，这是脆弱的萧红所不能忍受的。萧军的婚外恋，无疑又加剧了萧红内心的创痛，为此，她一度远走东京疗伤。这时期她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1937年回国后，萧红第三次居住在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所加于萧红的痛楚，虽然一时为抗日的热情所遮蔽，而伤口仍然因某种契机而暴露出来。1938年春，在西安，萧红终于与萧军在平静中艰难地分手了。继而相恋同居的，是东北作家端木蕻良。
然而，有阳光的日子毕竟短暂。命运再一次戏弄了萧红。虽然已经和萧军分手，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之后，她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她由武汉至重庆，直至产下一个男婴，端木蕻良都不曾陪伴在她的旁侧。萧红再一次被男人伤透，她孤独，失望，无助，出院时对白朗说：“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他们一面维持生计，一面开始写作，在贫穷与病魇交迫中萧红出版了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在骆宾基根据萧红生前所述写成的《萧红小传》中，写到端木蕻良对萧红的两次“遗弃”：一次在武汉，他拿到一张船票以后，抢先撤退至重庆，留下萧红一个人耽在原地，不但行动不便，在经济上也得靠朋友接济。还有一次，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萧红病重住院，他不告而别，一共长达十八天，把照顾病人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一个认识未久的朋友骆宾基身上。据萧红的朋友孙陵提供的材料，萧红最后曾用铅笔在纸条上写下“我恨端木”几个字。在香港，萧红曾经计划摆脱端木蕻良，却迁延着没有实行。其中，一是如她所说，为女性惯于做“牺牲”的惰性所致；再就是身体过于虚弱，一切潜在的病症都暴露出来了。她一时拿不出力量拯救自己。当时，她还抱有一个幻想，就是端木蕻良曾经许诺让她到北平的三哥家里去养病。在长期的漂泊生涯中，她一直渴望健康和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然而，未及等到最后，美梦就幻灭了。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一个月后的1月22日，萧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作家病逝了。直至离开人间的那一刻，她一生爱过的两个男人都没有陪伴在她身边，这位被人们尊称为现代中国的一位伟大平民女作家就这样孤单单地走了。
萧红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她的代表作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始终体现了对穷人和妇女这些弱势者群体灵魂的皈依。她的善、她的爱、她的悲悯与同情是广大的，而且，这与她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性，以及社会不公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显示着一种人性的深度。
石评梅：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
石评梅，她是一位诗人，她短暂的一生，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一首充满了飘鸿绝望与哀啼的佳章。我们看见了她的笑颜、煦悦与仁慈，却猜不透那浮面下所深隐的幽恨；我们遥见孤鸿的缥缈、高越与卓绝，却聆不见她声音外的声音。
她诚如一朵暗香的梅花——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
曲水飘落花，悠悠地去了！
从诗人的脑海里，
能涌出一滴滴的温泉，
灌溉滋润那人类的枯槁——干燥。
曲水飘落花，悠悠地去了！
从诗人的心田里，
发出一朵朵绯红的花，
去安慰凄凉惨淡的人生。
这是石评梅所写的诗歌《一瞥中的流水和落花》，文字里，破灭和忧戚的杀机扑面而来。
说起石评梅，人们总会想起高君宇、陶然亭，乃至石评梅的“墓畔哀歌”：“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的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哀愁深埋在我心头。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呵！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青焰。我爱，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这个爱慕梅花的高洁、把名字由汝璧改成评梅的女子，个性特质更像水仙，她有着梅花的清寒，但更多的是水仙般顾影自怜的哀怨。
高君宇，****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石评梅，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诗人。前者“壮志未成身先死”，29岁病殁；后者“零落成泥碾作尘”，26岁殇逝。他们是一对情侣，生前并未牵手，死后却终同眠。古有梁祝化蝶的爱情神话，如今，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却有着高君宇、石评梅死后同穴的真实爱情故事。他们象牙戒指的洁白爱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
石评梅是“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张爱玲、萧红、石评梅）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人。乳名心珠，学名汝壁，自号评梅。早年毕业于山西太原第一女师。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毕业后任北师大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体育及国文教师，是“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的北京著名女作家。曾编辑出版《晨报》副刊、《妇女周刊》、《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作品具有反抗封建伦理道德，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有《涛语》、《祷告》和《偶然草》数书行世。
在一次北京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为一青年的反帝反封建演讲所震撼。他叫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今娄烦县）人，笔名天辛，北大助教。高君宇15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大他两岁的李寒心结婚。他抗婚无果，离家出走，于1916年考入北大。他是“五四运动”的骨干，1920年参加了李大钊在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一大”代表、“二大”中委。当高君宇得知石评梅是老师石铭的女儿时，陡生亲切感。她崇拜他，他想了解她。于是便有书信来往，先多为问候与祝福，后来高君宇对石评梅渐渐地生出爱慕之情。
可惜，上帝总会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在石评梅早年进京上学的时候，她认识了同乡、时为北大学生的吴天放。吴天放风流倜傥，又殷勤体贴。隔三差五，他们总会在一起把盏品茗，谈诗论赋，纵论古今。当时吴天放正供职于一家刊物，任诗歌编辑。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吴天放或尺素传情，或电话问候，或鲜花礼献，或携手郊游。吴天放以他的心计，以他的风雅，掳走了石评梅的芳心。然而有一次，石评梅因为要听爱罗先珂的演讲《女子与其使命》，演讲与她和吴天放约会的时间撞车。于是，石评梅提前一天赶到吴天放的公寓去告知他。在公寓门口，一个小男孩正在玩雪，小孩问石评梅找谁，她说“吴天放”，那孩子说：“他是我爸爸！”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原来使君有妇！石评梅希望吴天放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可吴天放眷念妻小，既不愿意改变婚姻格局，又奢望与石评梅持续这种私情。石评梅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慧剑斩情丝，向他索要往日的情书，要一刀两断。吴天放怕失去石评梅，软硬兼施。一面声言：若不答应，他就把情书在报上公开；忽而又扑通跪在石评梅的脚边，深表忏悔，乞求饶恕。石评梅生性孤傲，但性格软弱。她愤怒于吴天放的“欺骗”，可面对他的“哀求”又生怜悯。她暗下决心，这辈子绝不再恋爱，绝不结婚，决意“独身”。她用泪水和着心血，凝成诗句《疲倦的青春》：“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他怎样找到怡静的地方？”
高君宇自同乡会与石评梅初识后，有很久没有见面。他太忙，先是与邓中夏、张国焘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参加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1月，又与张国焘、邓恩铭等作为****代表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为革命呕心沥血。以致石评梅在以后几次同乡会上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石评梅的苦闷需要倾诉，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在痛苦中写信给高君宇，信中诉说她有“说不出的悲哀”，并嘱高君宇“以后行踪随告，俾相研究”，探讨人生之路，以求“救济”之策。次日，高君宇复信问“为何而起了悲哀”，表示“视我责如能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我们常通信就是了。”自此，他们鱼雁传书，谈革命，也涉情感。中秋节高君宇手书刘禹锡《陋室铭》赠石评梅，石评梅将其贴在墙上。高君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石评梅。爱的情愫已透过了纸背，对高君宇来说，他早已陷入对石评梅的情网难以自拔。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寄给石评梅示爱。“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十月廿四日采自西山碧云寺。”石评梅收到后感愧交并，她抹不去与吴天放相爱的记忆，绝望于对爱情的憧憬，又铭感高君宇的赤诚、忠厚。她不愿欺骗他，在红叶的背面凄楚地写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评梅”红叶又被寄了回去。几天后，石评梅收到高君宇的回信：“退回的红叶收到了……所以我仅通信而不去看你，也害怕这种感情的流露。红叶题诗，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但是，朋友，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了解我，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高君宇尊重石评梅，不得不说出这番言不由衷的话。
高君宇养病期间，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并参加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即在此时，高君宇也没有停止对石评梅的追求。他或许想到自己那桩死亡婚姻还没结束，这对被追求者是不尊重的。1923年末，他致信石评梅，表示要与前妻离婚。石评梅反对，说自己的独身素志并未改变；隐约兼有对高君宇前妻的同情。而高君宇决心已定，他表示如果评梅不能接受他，他只有两途：“爱与死耳”。“吾心已为Venus之利剑穿贯，然我决不伏泣于此箭，将努力开辟一新生命。”石评梅处在极度痛苦、矛盾的煎熬之中，她的诗作《青衫红粉共飘零》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她写《宝剑赠与英雄》，鼓励君宇矢志革命，“取人间的血，濡染你刀上的花。”高君宇有点失望了，无可奈何地说：“为了不妨害你对过去的忠诚”，他“不再为君所不愿之要求了。”高君宇的绝望，使石评梅深深地自责：“我现在恨我自己，为什么去年不死，如今苦了自己，又陷溺了别人。”
1924年2月，高君宇遭北洋军阀通缉，被迫逃亡，临行前仍冒险到“梅窠”辞行。是年6月，他毅然与妻子李寒心办了离婚手续。当他将这个消息告诉石评梅时，石评梅仍不为所动，只回信说，“我们可以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这“最后的通牒”，令高君宇“万分凄怆”。他只得向石评梅作最后的表白：“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读后，在日记上写下“我终究对不住他！”
1924年4月，石评梅患猩红热，高君宇侍药送水，精心照顾。此举令石评梅感激涕零，但她仍不愿向他敞开心扉。10月，广州商团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助手指挥镇压叛乱，所乘汽车遭到枪击，汽车玻璃碎满一地，他的手被玻璃碴伤得血肉模糊。高君宇庆幸大难不死，想到石评梅生日快到了，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只自戴，一只寄给石评梅。他在附信中说：“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吧。我尊重你的意愿，只希望用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纪念我们的冰雪友情吧……”他俩双双将象牙戒指戴在手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各自带进棺木。石评梅的好友庐隐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了部哀艳的小说《象牙戒指》，流传至今。
1925年3月4日，高君宇得了急性盲肠炎，石评梅在看望高君宇时，恳求他理解自己独身的素志。高君宇紧握石评梅的手：“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是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盼赐，不是病和死换来的……我现在不希望得到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在高君宇的不懈追求下，石评梅这块坚冰似有融化，曾在病室安慰他：“你若果能静心养病，我们的问题，当在你病好时解决。”
当胜利的船桅已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石评梅突然接到吴天放的信：“一方面我是恭贺你们成功；一方面我很伤心，失掉了我的良友……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所可以安慰我的只有你，所以你一天不嫁，我一天就有安慰。”旧情难忘，石评梅无法在心的天平上将初恋抹去。她“痛哭一场，立刻又到医院告诉天辛，推翻她所允许与他的结合”。这次，高君宇真正地绝望了，随后他的病情恶化，转入协和医院。为了不让石评梅担惊受怕，他与她约定三天后再见。不料，此别竟成永诀！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手术后大出血孤独地死去。年仅29岁。
在得知高君宇告别人世的噩耗后，石评梅几度昏厥。高君宇入殓时，她将自己的一帧照片作为陪葬。直到此时，石评梅才倍感内疚，她悔恨自己的自私、懦弱和愚昧，辜负了高君宇的一片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她又是世俗‘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同时代女作家陆晶清这样评价石评梅。
遵从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那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所在，也是他们约会漫步的地方。石评梅用高君宇生前题在照片上的诗句，书成隶书铭在墓碑上：“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墓碑的另一侧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几首残诗留在红叶上，题诗的人儿已经埋葬。”
高君宇走了，带走了石评梅的情感和希望。石评梅常到高君宇墓地祭扫、忏悔。她的案上供着高君宇的遗像，手上戴着他赠的象牙戒指，桌上堆满了他的遗稿。她一面埋首整理高君宇的著述，结集出版；一面把自己对高君宇的爱、悔恨和自责诉诸文字。她的系列散文《象牙戒指》《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都是反映她情感之旅的血泪诗行。如果说在高君宇生前，石评梅对他的爱还有所游离，在他死后则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