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但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的事，我都可把它联合起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我在“厚黑丛话”中曾说：“父亲给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究竟是何名，我也可说一下。我自觉小时很醇谨，母亲绩麻纺线，我依之左右，母亲叫我出去耍，也不去，说我很像女孩子。娶亲则说我小时（大约指一二岁言)非常的横，毫不依理，见则呼我为“人王”，我父把人王二字，合成一全字，加上派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我命中少金，父亲加上金旁，成为世铨。我在茂源井读书，请建侯老师，与我改号，他改为秉衡。乙未年，清廷命山东巡抚李秉衡，为四川总督（后未到任)，刘七老师对我说道：“你的号，与总督同名，可把它改了。”七老师也会算命，他说我命中少木，并不少金，我见《礼记》上有“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之语，就自己命名世楷，字宗儒（后来才改为宗吾)。七老师嫌李世楷三字，都是仄声，改为世权，我不愿意，仍用世楷。
最值得研究的，我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我自觉在行为上，处处循规蹈矩，而作起文字来，却是横不依理，任何古圣先贤，我都可任意攻击。
《厚黑学》和《我对于圣人之怀疑》这两篇文字，不说了。我著《考试制度之商榷》，提出一种办法，政府颁行的教育法令，不合我的办法，我把它攻击得体无完肤。我著《社会问题之商榷》，创出一条公例，斯密不合我的公例，我把他攻击得体无完肤。这有点像专制时代的帝王，颁出一条法令，凡欲违反法令者，都拿去斩杀一般。父亲说我小时横不依理，难道有生之初，我就秉此天性吗？一般人呼我为教主，莫非教主之地位，与人王相等吗？释迦一出世就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我难道不是和他相似吗？所以1912年，发表《厚黑学》，署名曰：“独尊。”然则教主也，人王也，盖一而二，二而一也。
我的思想系统............................................................................................................................................
1912年，我发表《厚黑学》，受的影响，真是不小。处处遭人疑忌，以致沦落不偶，一事无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才与我相忘于无形。但是，常常有人问我，发表此文，动机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愤世嫉俗，有意同社会捣乱，抑或意在改良社会，特将黑幕揭穿？我说：“我写此文，最初目的，不过开玩笑罢了。”
清朝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学堂学习，与同班友人张列五（名培爵，1915年，在北平殉义，重庆浮屠关，有衣冠墓。)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毕业，列五对我说道：“将来我们起事，一定要派你带一支兵。”我听了很高兴，就用归纳法，把历史上的英雄（彼时尚无伟人的名词)一一考察，寻他成功秘诀，很久也没有收获。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我当富顺中学堂监督（彼时中学校长名曰监督)。一夜卧在监督室，偶然想到曹操刘备几个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学发明了。每逢朋友聚会动不动讲说之，以供笑乐。友人王简恒说：“你说的道理很不错，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说法，埋头做去，包管你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讲，更不可形诸笔墨，否则于你种种不利。”雷民心也说：“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后来我不听良言，竟把它发表了。
辛亥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重庆响应，列五被举为蜀军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并，列五到省里，退居副都督，专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电报叫我同廖绪初上省里去。那时党人在成都童子街，办一报名叫《公论日报》。我住报社内，社中人叫我写点文章，我想不出什么文章，众人怂恿我把厚黑学写出。我开始很迟疑，绪初说：“你可以写出，我替你作一序。”绪初是讲程朱学的人，循规蹈矩，简恒民心等人，都呼之为“廖大圣人”。我想，圣人都说写得，当然写得。就写出来开玩笑，哪知所产生影响，果不出简恒民心的所料。
我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独尊”二字，却无人不知厚黑学是我做的。以为我会如何如何，殊不知我发明了厚黑学，这个学说反成了天地鬼神，降临在上，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动念，自己想道：像这样做去，旁人岂不说我实行厚黑学吗？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为伟人者，根源实在于此。厚黑学，真把我误了。
后来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确是成功秘诀，而且是办事上的必要技术。用这种技术，以图谋一己的私利，我们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种技术，以图谋众人之公利，则厚字就成为忍辱负重的人，都是刚毅果断的人。假令我当日悟得此理，一旦注定众人公利，放手去做，举世非之而不顾，岂不成了轰轰烈烈的伟人？无奈悟得时，年已老矣，机会已过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书立说，将此秘诀，传之于人。下面分经济、政治、国际三方面把我的主张写出来。
（一)关于经济方面：我们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二)关于政治方面：我国（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下同)辛亥革命以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为一，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所以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亚当·斯密著《原富》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实行其说，骤致富强，可惜放任太过，酿成资本家的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的原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和苦心劳力的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帝和老子是放任主义，申不害和韩非子是干涉主义，二者都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刻暴虐，民不聊生；汉代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
我国（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三)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代的春秋战国，是今天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应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的纠纷，是如何解决。
我们把国际趋势看清楚了，再检查世界上产生的各种主义，何者与这种趋势适合，何者不适合，兹讨论如下：
世界文化，分三大区：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国。印度地偏热带，西洋地偏寒带，中国则介居温带，三方气候不同，民族性不同，因而产生之主义也不同。温带折衷寒热二带之偏，故中国主义，能够折衷西洋主义和印度主义之偏。
寒带天然物少，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时时思征服自然，因而产出侵略主义。热带天然物丰富，哇括之需，不虞不足，故放任自然，因而产出不抵抗主义。请问：“我国产出的，是何种主义？”要答复这个问题，当先研究我国对于自然，是何种态度？《易经》诡：“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天地之道、天地之宜，皆自然也。对于自然，不征服之而辅相之，不放任之而制裁之，因而产出的主义，由孔老以至孙中山先生，盖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也。这是由于中国古人，生居温带，仰观俯察，创出学说，适应环境，不知不觉，遂有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也有生居温带者，而不能发生同样的主义，则由于其人缺乏仰观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的主义为自己的主义也。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尽人皆知，老子言无为，孔子言仁义，当然不侵略，但两家之书，都屡屡言兵。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孔子说：“我战则克。”所谓克也，胜也，皆抵抗之谓也。
战国时，杨朱墨翟之言满天下，杨子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这是抵抗的学说。又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这是不侵略的学说。墨子非攻，当然不侵略，同时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公输之攻已穷，墨子之守有余，则又富于抵抗办法。二人的主张，都是抵抗而不侵略。不过宣传主义时，杨子为我，偏重在抵抗；墨子兼爱，偏重在不侵略罢了。战国纷乱情形，与现在绝似，其时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一般学者研究，觉得舍了杨朱主张，别无办法，所以“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我们处在现在这个时局，也觉得舍了杨墨主张，别无办法。
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而孔子则曰：“我战则克。”这两说岂不冲突吗？只要知道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冲突了。孔子曾经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他说“我战则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极点。他说：“善战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现在的话来说，孟子曰“善战者服上刑”，等于说“日本军阀，一律该枪毙”。孔子曰“我战则克”，等于说“抗战必胜。”
中国崇奉儒教，儒教创始者为孔子，发扬光大者为朱子。孔子学术，本与管仲不同，因管仲能尊周攘夷，于是赞扬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称赞他说：“民到于今受其赐。”推崇备至，为什么？因为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祸，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朱子初见孝宗，就说，金人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当立即断绝和议。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国主义，是一贯的抵抗而不侵略，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任便发出的议论，无不合乎此种主义。
例如：秦皇汉武开边，历史学家群起攻之，认为是侵略；汉朝放弃珠崖，论者无不称其符合王道，因为他不侵略；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因为他不抵抗；岳飞受万人崇拜，因为他能抵抗。
唐人诗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直不啻为墨索里尼之远征阿比西尼写照。又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更不啻为希特勒之侵夺四邻写照。至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俨然是痛骂日本少壮军人。此都是我国文人痛恨侵略的表现，乃至受人侵略，则又变成力主用武。
南宋有金人之祸，陆放翁《游诸葛武侯读书台》诗云：“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世上俗儒宁辨比，高堂当日读何书。”直是斥南宋诸儒，只讲理学，不谋恢复。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国诗人，这类作品很多，我们要想考察民族性，要从哲学家、教育家的学说和文人学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来，至于政治舞台的人，时或发生变更，秦皇汉武的侵略，秦桧的不抵抗，都是变例。
西洋人性刚，印度人性柔，中国古人，将刚柔二字处置得恰好，《易经》一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
老子和光同尘，而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孔子恂恂如也，而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受此种教育数千年，养成一种民族性，故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是外柔的表现。一旦义之所在，奋不顾身，这是内刚之表现。惟其内刚，故卢沟桥事变而后，全国抗战，再接再厉，为世界各国所震惊。我国民族性，既已如此，所以五胡、辽金、蒙古、满清，虽肆其暴力，侵入我国，终而无一不被驱逐，故我国对日抗战，其必胜盖决然无疑者。
西人倡天演竞争的学说，知有己不知有人，是纯粹利己主义；印度教徒，舍身救世，知有人不知有己，是纯粹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盖人己两利。印度学者，开口就说恒河沙数世界，其目光未免太大，看出世界以外去了，而其国因以灭亡。西洋人又目光太小，讲个人主义，看不见国家和社会，于是乎个人、国家、社会，成为互不相容的三个物体，因而生出种种纠纷。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国家、社会成为一个浑然之物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这种主张，恰足救西洋和印度之弊。
印度实行其主义，而至于亡国；西洋实行其主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的昭著，既已如此，而今只有返求于中国主义。中国主义是大同主义，我们应将这种主义，在国际上，尽量宣传，使世界各国，一齐走入中国主义，才可以树大同的基础，而谋永久的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纯是“武力战争”。而我国则发明有一种最高等战术，叫“心理战争”。三国时，马谡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是“心理战争”学说的起点，而其原理，是自战国时已发明了。《孟子》一书，纯是讲“心理战争”。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如此之语，不一而足。
春秋时，兵争不已，遂产生孙子的“兵战哲学”。战国七雄，运用孙子学说，登峰造极，斗力斗智，二者俱穷，于是又产生孟子的“心战哲学”。可惜呀，当时无人用之！现今的形势，绝像战国七雄时代，我们正该运用“心战”之说。问：如何运用？答：只需把中国主义发扬出来就是了。暴秦亡国条件，德意日三国是具备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主义，一发扬出来，一定倾心悦服，就成了“心战”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