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行宪法，当以村为起点，全国实行为终点：以民选村长为起点，民选大总统为终点。这样，可以使热心于宪政的人，回到乡村去，作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样，民主政治的基础，才能得到真正的稳固。于是，逐渐发展开来，而县，而省，而中央，才不致躐等。这种组织方法一经完成后，政党即归于天然的消灭。即使还有政党，也变成了一种学术性团体，既不能操纵国家政权，只有把他们的政见，著书立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希望人民采纳，以期人民了解。各党各派之间，公平竞争。这便等于孔子墨子著书立说，同时又亲自周游列国，游说各路诸侯一般。
宗吾谈经济..................................................................................................................................................
宗吾对于经济是：他以为要改革经济制度，首先应将世间的财物，何者应归公有，何者应归私有，划分清楚，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社会上才能相安无事。
第一项，地球生产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兽公有物，后来人类出来，把禽兽打败了，地球就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所以地球这个东西，应该全人类公共享受，根本上不能用金银买卖。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固是侵占了公有物，劳动家买去，自行耕种，也是侵占了公有物。何故？假令有人雇工在荒山种树一日，给以大洋二元，他得了报酬，劳力即算消灭。树在山上，听其自然生长，若干年后，出售得价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于地球的生产力。地球既为人类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由全人类平摊。劳动家只能享受劳力相当的代价，而不能享受此项生产力。所以说，资本家买去招佃收租，劳动家买去耕种，同是侵占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国土地，应一律收归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共利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二项，机器生产力：替人作工一日，得大洋二元，作手工业，每日获利，也不过此数，这算是劳力的报酬。若改用机器，每月可获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仍出于机器的生产力，不是出于工人的劳力。当初发明机器的人，业将发明权放弃，机器便成为人类的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应归全人类平摊。旧日归厂主所有，是侵占了公有物。所以应该收归公有，工人作工，给以相当的代价，由机器生产出的利益，归全社会享受，方为合理。
第三项，脑力和体力：世间之物，只有身体是个人私有的。由身体又发出两种力：一是脑中的思考力，一是手足的运动力。这两种力，即是个人的私有物。社会上想用它，就应出以相当的代价，并且出售与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权，不能任意加以侵犯。
基于上面的看法，即可定出一条原则：“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归社会公有，脑力和体力，归个人私有。”依据这个原则，以改革经济制度，社会与个人自然相安无事。
斯密士主张营业自由，个人的脑力和体力，可以尽量发展，这层是合理的，但他同时主张有金的人，可购土地以收佃租，可购机器以开工厂，就未免夺公有物以归私了。马克思主张土地和工厂，一律收归公有，这层是合理的，但他同时主张强迫劳动，认为个人的脑力和体力，是社会的公有物，就未免夺私有物为归公了。惟有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公者归之公，私者归之私，有斯密士马克思之长，而无其流弊。全世界经济学，可分三大派；斯密士为一派，是个人主义；马克思为一派，是社会主义；中山先生则融合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独成一派。
马克思讲共产，中山先生也讲共产。马克思是“共现在”，中山先生是“共将来”，马克思是“收归公有”，中山先生是“购归公有”，现在可本中山先生遗意，定出一条原则：“金钱可私有，土地和机器不能私有。”于是将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机器的工厂，一律购归公有，就成为“共将来不共现在”了。但是全国的工厂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广，购买之款，从何而出呢？
于此当首先定出一条法令曰：“银行由国家设立，私人不得设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银行。需款者，向银行贷用。共有私相借贷者，法律上不予保护，因借贷而涉讼者，其款没收归公。藏巨款于家而被劫窃者，贼人捕获时，其款亦予以没收。有存款于外国银行者，查明后，取消其国籍，华侨所在地，设立国家银行，存储华侨之款，由国家转向外国银行，私人不得径往储存。”如此，则人民金钱，集中国家银行，即可供一切之应用。至银行月息多少，视随时情况而定。如假定存入为月息一分，贷出为一分半或二分，即无异于以金钱放借者，缴所得税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与公家。
首都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以下设银行和村银行，银行法既已确定，则应属公有的财物，即可着手收买。
1. 私立银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国家银行，给以月息。
2. 使用机器的工厂，和轮船、火车、矿山、铁道等，均归公有，收入成本，存入国家银行，经理及职工等，悉仍其旧，不予变更，所有红息归缴国家，手续是很简单的。
3． 全国土地房屋，一律照价收买。例如，某甲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银一百元，即定为价值一万元，存入银行，每月给以息银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佃。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住者，则公共估价，或投票竞佃，以确定其租息，原业主有优先承佃权，如此则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无一人不是佃户，亦即无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谓“平均地权”。
4． 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出口货，由人民售之公家，转售外国；入口货，由公家购而售人民，所其自由销售，不再课税。外国人在内地设有工厂者，人民不得与之直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即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同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
1. 需要，即生存。
2. 安适。
3. 奢侈。
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改革社会，反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恶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法，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么，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取法工资制，并且是从天然取法来的。
宪法上如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则征兵制、征工制、所得税、遗产税四者，即应废除。当兵者，作工者，具应给以相当代价，如果征兵征工，即是侵犯了体力的私有权。官吏的服务，店人的经营，都是运用脑力的，如果征收所得税，即是侵犯了脑力的私有权。以劳心劳力所获的金钱，遗诸子孙，这是应该的，如果征收遗产税，也是侵犯了脑力和体力的私有权。
有人虑及遗产税，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尔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家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不在征收遗产税。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生产，是富者削低一级；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以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泊泊，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
古文体之厚黑学....................................................................................................................................
初期的厚黑学，并不是像后来流传的本子，没有所谓《厚黑经》及《厚黑传习录》之类，那只是标题为《厚黑学》的短篇而已。文字是用的古文体，这在宗吾的所有著作中，是仅有体裁。今为保留这节《厚黑学》的形式起见，也可以让读者看看这位厚黑教主的古文笔法如何，将全文照录如下：
吾自读书识字以来，见古之享大名膺厚誉者，心窃异之。欲究其致此之由，渺不可得，求之六经群史，茫然也；求之诸子百家，茫然也；以为古人必有不传之秘，特吾人赋性愚鲁，莫之能识耳。穷索冥搜忘寝与食，如是者有年。偶阅《三国志》，而始憬然大悟日：“得之矣，得之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外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曹操其首也，曹逼天子，杀皇后，粮罄而杀主者，昼寝而杀幸姬，他如吕伯奢、孔融、杨修、董承、伏完等，无不一一屠戮，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心之黑亦云至矣。次于操者为刘备，备依曹操、依吕布、依袁绍、依刘表、依孙权，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知耻，而稗史所记生平善哭之状，尚不计焉，其面之厚亦云至矣。又次则为孙权，权杀关羽，其心黑矣，而旋即媾和，称臣曹丕，其面厚矣，而旋即与绝，则犹有未尽厚黑者在也。总而言之，操之心至黑，备之面至厚，权之面与心不厚不黑，亦厚亦黑。故曹操深于黑学者也，刘备深于厚学者也；孙权与厚黑二者，或出焉，或入焉，黑不如操，而厚亦不如备。此三子，皆英雄也，各出所学，争为雄长，天下于是乎三分。此后，三子相继而殁，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奄有众长，巾帼之遗而能受之，孤儿寡妇而能忍欺之，盖受曹刘诸人孕育陶铸，而集其大成者，三分之天下，虽欲不混一于司马氏不得也。诸葛武侯天下奇才，率师北伐，志决身歼，卒不复汉室，还于旧都，王佐之才，固非厚黑名家之敌哉！
吾于是返而求之群籍，则向所疑者，无不涣然冰释。即以汉初言之，项羽喑哑叱咤，千人昏厥，身死东城，为天下笑，亦由面不厚，心不黑，自速其亡，非有他也。鸿门之宴，从范增计，不过一举手之劳，而太高祖皇帝之称，羽已安坐而享之矣；而乃徘徊不决，俾沛公乘间逸去。垓下之败，亭长舣船以待，羽则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噫，羽误矣！人心不同，人面亦异，不一审他人所操之术，而曰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沛公之黑，由于天纵，推孝惠于车前，分杯羹于俎上，韩彭菹醒，兔狗烹，独断于心，从容中道。至其厚学，则得自张良，良之师曰圮上老人，良进履受书，顿悟妙谛，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尽得其传。项王忿与挑战，则笑而谢之，郦生责其倨见长者，则起而延之上坐，韩信乘其困于荥阳，求为假王之镇齐，亦始怒之，而终忍之，自非深造有得，胡能豁达大度若是？至吕后私辟阳侯，佯为不知，尤其显焉者。彼其得天既厚，学养复深，于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廓而清之，翦灭群雄，传祚四百余载，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胯下之辱，信能忍之，其厚学非不优也。后为齐王，果听蒯通之说，其实诚不可言。奈何倦倦于解衣推食之私情，贸然曰：衣人之衣者，怀人之事；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有以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于败者，范增是也。沛公破咸阳，击子婴，还军灞上，秋毫无犯，增独谓其志不在小。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既而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增大怒求去，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夫欲图大事，怒何为者！增不去，项羽不亡，苟能稍缓须臾，除乘刘氏之敝，天下事尚可为；而增竟以小不忍，亡其身，复之其君，人杰固如是乎？
夫厚黑之为学也，其法至简，其效至神，小用小效，大用大效，沛公得其全而光汉，司马得其全而光晋，曹操刘备得其偏，割据称雄，煊赫一世。韩信范增，其学亦不在曹刘下，不幸遇沛公而失败，惜哉！然二子虽不善终，能以一长之畏，显名当世，身死之后，得于史传中列一席地，至今犹津津焉乐道之不衰，则厚黑亦何负于人哉？由三代迄于今，帝王将相，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济，何一不出此？书策俱在，事实难诬。学者本吾出以求之，自有豁然贯通之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