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门学问，将来一定要成为专科，或许还要设专门大学来研究。我打算把发明之经过，和同我研究的人写出来，后人如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做一部厚黑学，才寻得出材料。抑或与我建厚黑庙，才有配享人物。
旧友黄敬临，在成都街上遇着我说道：多年不见了，听说你要建厚黑庙，我是十多年以前，就拜了门的，请把我写一段上去，将来也好配享。我说：不必再写，你看论语上的林放，见着孔子，只问了“礼之本”三个字，直到而今，还高坐孔庙中吃冷猪肉，你既有志斯道，即此一度谈话，已足配享而有余。敬临又说：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因为钦佩你的学问，不惜拜在门下。我说：难道我的岁数比你小，就够不上与你当先生吗？我把你收列门墙，就是你莫大之幸，将来在你的自撰谱上，写一笔“吾师李宗吾先生”，也就比“前清诰封某某大夫”光荣多了。
往年同县罗伯康，致我信说道：“许多人说你讲厚黑学，我逢人辩白，说你不厚不黑。”我复信道：“我发明厚黑学。私塾弟子遍天下，谥我曰‘厚黑先生’，与我书用以作上款，我复书以作下款，自觉此等称谓，较之文成公、文正公，光荣多矣。俯仰千古，常以自豪。不谓足下乃逢人说我不厚不黑，我果何处开罪足下，而足下乃以此报我耶？呜呼伯康，相知有年，何竟曰甘原坏，尚其留意尊胫，免遭尼山之杖。”近日许多人劝我不必讲厚黑学，嗟呼！滔滔天下，向原坏之多也。
从前发表的厚黑学传习录，是记载我与众人的谈话，此次的丛话，是把传习录扩大之。我从前各种文字，也许外人都未看过，今把他全行拆散来，与现在的新感想，混合写之。此次的丛话，是随笔体裁，内容包含四种：（1）厚黑史观；（2）厚黑哲理；（3）厚黑学之应用；（4）厚黑学发明史。我只随意写去，不过未分类罢了。
人问：既是如此，你何不分类写之，何必这样杂乱无章的写？我说：著书的体裁分两种：一是教科书体，一是语录体。凡一种专门学问发生，最初是语录体，如孔子之论语、释迦之佛经、六祖之坛经、宋明诸儒之语录，都是门人就本其师口中所说者，笔记下来。老子手著之道德经，可说是自写的语录，后人研究他们的学问，才整理出来，分出门类，成为教科书方式。厚黑学是发明的专门学问，当然用语录体写出。
宋儒自称“满腔子是恻隐”，而我则“满腔子是厚黑”。要我讲，不知从何讲起，只要随缘说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口中如何说，笔就如何写。或谈古事、或谈时局、或谈学术、或追述生平琐事，高兴时就写，不高兴就不写。或长长的写一篇、或短短的写几句，或概括的说、或具体的说，总是随其兴之所至，不受任何拘束，才能把我整个思想写出来。
我们用厚黑史观去看社会，社会就成为透明体，既把社会真相看出，又可想出改良社会的办法，我对于经济、政治、外交与大学制等等，都有一种主张，而此种主张，皆基于我所谓厚黑哲理。我这个丛话，可说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惟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的状态。如果把他整理得井然秩序，极有规则，就成为公园的形式，好固然是好，然而掺加了人工，非复此山的本来面目。我把我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此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燕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抑或捉几个雀儿、采些花草，拿回家中赏玩也好，如能大规模的开采矿物则更好。再不然，在山上挖点药去医病、拣点牛犬粪去肥田，也未尝不好。我发明厚黑学，犹如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人拿去纺纱织布也好、行驶轮船火车也好、开办任何工业都好。我讲的厚黑哲理，无施不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有能得我之一体，引而申之，就可独成一派。孔教分许多派，佛教分许多派，将来我这厚黑学教，也要分许多派。
写文字，全是兴趣，兴趣来了，如兔起鹞落，稍纵即逝。我写文字的时候，引用某事，或某种学说，而案头适无此书，就效苏东坡“想当然耳”的办法，依稀恍惚的写去，免打断兴趣。写此类文字，与讲考据不同，乃是心中有一种见解，平空白地，无从说起，只好藉点事物来说，引用某事来说，犹如使用家伙一般，把别人的偶尔借来用用，若无典故可用，就杜撰一个来用，也无不可。
庄子寓言，是他脑中有一种见解，特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以写之，只求将胸中所见达出，至鲲鹏野马，果否有此物，渔父盗跖，是否有此人，皆非所问。胸中所见者，主人也，鲲鹏野马、渔父盗跖，皆寓舍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读诗当如是，读庄子当如是，读厚黑学也当如是。
昔人谓：“文王周公，龚易，象辞爻辞，取其象，亦偶触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达哉所言!战国策士，如苏秦诸人，平日把人情世故，揣摹纯熟，其游说人主也，随便引一故事，或设一个比喻，机趣横生，头头是道，其途径与庄之寓言、易之取象无异。宋儒初读儒学，继则出入佛老，精研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成了一个系统，然后退而注孔子之书，以明其胸中之理，于是孔明诸书，皆成为宋儒之鲲鹏野马、渔父盗跖。而清代考据家，乃据训诰本，字字讥弹之，乃其解释字义固是，而宋儒所学之道理，也未尝不是。九方皋相马，在牝牧骊黄之外，知此义者，始可读朱子之四书集注，无如毛西河诸人不悟，刺刺不休。嗟呼厚黑界中，九方皋何其少，而毛西河诸人何其多也。
研究宋学者，离不得宋儒语录。然语录出自门人所记，有许多靠不住，前人已言之。明朝王学，号称极盛，然阳明手著之书无多，欲求王氏之学，只有求之传习录，及求之诸子所记，而天泉证道一夕话，为王门极大争点。我曾说：“四有四无”之说，假使阳明能够亲手写出，岂不少去许多纠葛。大学“格物致知”四字，解释者有几十种说法。假使曾子当日，记孔子之言，于此四字下，加一二句解释，不但这几十种说法不会有，而且朱学王学争执，也无自而起。
我在重庆，有个姓王的朋友，对我说道：“先生谈话，很有妙趣，我改天邀几个朋友来谈谈，把你的话，笔记下来。”我听了，大骇，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宋明诸儒的语录吗？万一我们下出一个曾子，摹仿大学那种笔法，简简单单写出，将来厚黑学案中，岂不又要发生许多争执吗？于是我赶急仿照我家“脯大公”的办法，手写语录，名曰厚黑丛话，谢绝私人谈话，以示大道无私之意。将来如有人说“我亲闻厚黑教主如何说”，你们万不可听信。经我这样的声明，绝不会再有天泉证道这种疑案了。我每谈一理，总是反反复复的解说，宁肯重复，不肯简略，后人再不会象“格物致知”四字，生出许多奇异的解释。鄙人之于厚黑学也，可谓尽心焉耳矣。噫!一衣一钵，传之者谁乎!
原载成都《华西日报》一九三五年八月一至三日
厚黑学发明史............................................................................................................................................
有人问道：“你这丛话，你说内容包括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及厚黑学发明史几部分，你不把它分类写出，则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岂不目迷五色吗？岂不是故意使他们多费些精神吗？”我说：“要想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当然要专心研究，中国的十三经和廿四史，泛泛读去，岂不是目迷五色、纷乱无章吗？而真正之学者，就从纷乱无章之中，寻出头绪来。如果惮于用心，就不心操这门学问，我只揭出原则和大纲，有志此道者，第一步加以阐发，第二步加以编纂，使之成为教科书，此道就大行了。所以分门别类，挨一挨二的讲，乃是门弟子和私塾弟子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
我心中有种种见解，不知究竟对与不对，特写出来，请阅者指驳，指驳越严，我越是欢迎，我重在解释我心中的疑团，并不是想独创异说。诸君有指驳的文字，是在报上发表，我总是细细地研究，认为指驳得对的，自己修改了即是，认为不对，我也不回辩，免至成为打笔墨官司，有失研究学问的态度。我是主张思想独立的人，我的心坎上，绝不受任何人的压制，同时我也尊重他人思想之独立，所以驳诘我的文字，不能回辩。我倡的厚黑史观和厚黑哲理，倘被人推翻，我就把这厚黑教主，让他充当，拜在他门下称弟子，何以故？服从真理故。
宇宙真理，明明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去研究，无须请人替我们研究。古今的哲学家，乃是我和真理的介绍人，他们所介绍的，中间错误，不可得知，应该离开了他们的说法，直接去研究一番。有个朋友，读了我所作的文字，说道：“这些问题，东西洋哲学家，讨论的很多，未见你引用，并且学术上的专名词，你也少用，可见你平时对于这些学说，少有研究。”我听了这些话，反把我所作的文字翻出来，凡引有哲学家的名字，及学术上的专名词，尽量删去。如果名词不够用，就自己造一个来用，直抒胸臆，一空依傍。偶尔引有古今人的学说，乃是用我的斗秤，去衡量他的学说，不是以他的斗秤，来衡量我的学说。换言之，乃是我去审判古今哲学家，不是古今哲学家来审判我。
中国从前的读书人，开口即是诗云书云、孔子曰、孟子曰。戊戌政变以后，一开口即是达尔文曰、卢梭曰，后来又添些杜威曰、罗素曰，纯是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究竟宇宙真理是怎样，自己也不伸头去窥一下，未免过于懒惰了。假如驳我的人，引用了一句孔子曰，即是以孔子为审判官，以四书五经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引用了一句达尔文诸人曰，即是以达尔文诸人为审判官，以他们的作品为新刑律，叫李宗吾来案候审。像这样的审判，我是绝对不到案的。有人问：“要谁才能审判你呢？”我说：“你就可以审判我，以你自家的心为审判官，以眼前的事实为新刑律。”例如说道：“李宗吾，据你这样说，何以我昨日看见一个人做的事不是这样？今日看见一只狗，也不是这样？可见你说的道理不确实。”如果能够这样地判断，我任是输到何种地步，都要与你立一个铁面无私的德政碑。
牛顿和爱因斯坦学说，任人怀疑，任人攻击，未曾强人信徒，结果反无人不信徒。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道：“有人不信此书，必受种种恶报。”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道：“不信吾教，请试吾刀。”这是由于这两部书所含学理，经不得研究，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我在厚黑界的位置，等于科学界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假如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攻击，即无异于说：我发明的厚黑学，等于太上老君的感应篇，和关圣帝的觉世真经，岂不是我自己诋毁自己吗？
有人说：假如人人思想独立，各创一种学说，思想界才不成纷乱状态吗？我说：这不会有的，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两种或数种学说，互相违反，你也不必抑制一种，只叫他彻底研究下去，自然会把真理发现出来，真理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反对的。例如穿衣吃饭的事，吃，人人独立地研究，得的结果，都是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同归一致。凡所谓冲突者，都是互相抑制生出来的。假如各种学说，个个独立，犹如林中树子，根根独立，有何冲突？树子生在林中，采用与否，听凭匠师，我把我的说法，宣布出来，采用与否，听凭众人，哪有闲心，同人打笔墨官司。如果务必要强天下之人，尽从己说，真可谓自寻烦恼，而冲突于是乎起矣。程伊川、苏东坡，见不及此，以致洛蜀分党，把宋朝的政局，闹得稀滥；朱元晦、陆象山，见不及此，以致朱陆两派，一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打不完的笔墨官司。而我则不然，读者要学厚黑学，我自然不吝教，如其反对我，则是甘于自误，我也就只好付之一叹。
拙著《宗吾臆谈》，流传至北平，去岁有人把厚黑学抽出翻印。向舍侄征求同意，并说道：“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谈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不合时，等我们与他改过，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我闻之，立发航信说道：“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他们只知我笔墨象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之途径、内容之组织，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考于八股者，看不出来。宋朝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诸人来结局，一般人都说可为理学生色。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结局，可为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从八股中出来，算是真正的国粹。我还希望保存国粹的先生，由厚黑学而上溯八股，仅仅笔墨上带八股气，你们都容不过吗？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则不必翻印。”哪知后来书印出来，还是与我改了些，特此声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学，是赝本，以免贻误后学。
大凡有种专门学问，就有一种专门文体，所以论语之文体，与春秋不同。老子之文体，与论语不同。佛经之文体，与老子又不同。在心为思想，在纸为文字，专门学问之发明者，其思想与人不同，故其文字也与人不同，厚黑学是专门学问，当然另有一种文体。闻者说道！“李宗吾不要自夸！你那种文字，任何人都写得出来。”我说：“不错!不错!这是由于我的厚黑学，任何人都做得出来的缘故。”
我写文字，定下三个要件：“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只求得到这三个要件就够了。我执笔时，只把我胸中的意见写出，我不知文法，更不知有文言白话之分，“之”字“的”字，“乎”字“吗”字，任便用之。民国十六年刊的《宗吾臆谈》，十八年刊的《社会问题之商榷》，就是这样。有人问我：“是什么文体？”我说：“是厚黑式的文体。”近年许多名人的文字，都带点厚黑式，意者中国其将兴乎!
有人说：“我替你把厚黑学，译为西洋文，你可把曹操刘备这些典故改为西洋典故，外国人才看得懂。”我说：“我的厚黑学，绝不能译为西洋文，也不能改为西洋典故，西洋人要学这门学问，非来读一下中国书，研究一下中国历史不可。等于我国要学西洋科学，非学英文德文不可。”
北平赝本厚黑学，有几处我的八股式的笔调，改为欧化式笔调，倒也无关紧要，只是有两点，把原文精神失常，不得不声明：
一、我发明厚黑学，是把中外古今的事，逐一印证过，觉得道理不错了，才就人人所知的曹操刘备孙权几个人，举以为例。又追溯上去，再举刘邦项羽为例，意在使读者举一反三，根据三国和楚汉两代的原则，以贯通一部廿四史。原文有曰：“楚汉之际，有一人焉，厚而不黑，卒归于败者，韩信是也。楚汉之际，有一人焉，黑而不厚，亦归败者，范增是也。”这原就是楚汉人物，当下指点，更觉亲切。北平赝本，把这几句删去，径说韩信以不黑失败，范增以不厚失败。诸君试想：一部廿四史中的人物在而不厚黑不失败者，岂少也哉!鄙人何致独举韩范二人。北平赝本，未免把我的本意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