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离湘江边上不很远，十分钟的样子他们便走近了家门口。冯建军走进自己家时，岳母正端着一只小塑料杯子，喂明明牛奶喝。岳母穿一件鱼肚白衬衣，一条蓝绸子裤，一看见他，脸上就一脸正经和不屑。岳母曾经对他直言直语说：“我不是冲嫦娥和明明，我到你家来巴屁。”意思很明白，就是请她来她都不会来。
“妈妈。”冯建军叫了声。
岳母看他一眼，又继续喂明明喝牛奶。冯建军不明白岳母为何对他成见这么深，就算他以前在她鼻子底下骗了她女儿，现在也应该消气了。事实已经摆在她眼前了：她女儿是他妻子。但生性骄傲且一度也是小美人的岳母却好像在无视这个事实一样。冯建军心里既感到好笑又有点气。但无论怎么说，他还是以胜利者的宽大胸怀接受了岳母的这个态度，他不止一百次地这么想：你绷起一副脸只这么大的事，反正你女儿是我老婆。
“你们吃饭吗？”他折过头问彭嫦娥。
“没有，”彭嫦娥说，“不过菜都准备好了，只等你回来就炒菜。”
“我游完泳，肚子饿醉了。”他这么嘀咕了句。
“那你先吃碗绿豆稀饭，”彭嫦娥说，“锅子里还有点绿豆稀饭。”
这时一个孩子走上来，彭嫦娥迎上去，“你买什么？”她问。
“买一斤盐和一包味精。”小孩说，“剩下的就买几颗棒棒糖。”
一个男人走上来，“拿一包岳麓山烟，还拿一盒火柴。”他大声说，“冯鳖，”他同冯建军打招呼说，”一下午没看见人啰？”
“游泳去了。”冯建军回答道，忙起身为他拿烟和火柴。“你找我？”
“找你打麻将。”男人说。
这个男人就是五年前向他要烟抽，然后传授爱情知识给他的章志国。当年章志国被派出所的民警抓去后，有一段时间冯建军惴惴不安，生怕他出来后报复。
两年前章志国刑满释放出来了，并没找他报复。冯建军估计民警在审训章志国时，可能没有把他“登”出来，不然的话，这个“文化大革命”时就爱在街上讲霸道的流氓不找他的麻烦才怪。
“我不晓得打麻将。”冯建军说。
“五分钟还不要就学得会。”章志国说，“晚上玩不？”
“打麻将在旧社会是地痞流氓干的事。”岳母生硬地说，“不要学。”
章志国瞥一眼冯建军的岳母，一笑，拿着烟和火柴走开了，一路吹着口哨。
“麻将就千万学不得，”岳母不看他，而是对她女儿说（实际上是说给他听）。“这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也是禁止打的。这跟吃鸦片一样，搞不好连老婆也赔上了。”
“我晓得，”冯建军很正经的样子迎合他岳母道，“这是学坏，我不会去学。”
冯建军和彭嫦娥吃饭的时候，刘建国走了进来。“何斌考上了大学。”刘建国劈面告诉他说，脸上表情有点激动，当然也有点失落。“我才听我妈说的。”
何斌是他们小学和初中同学，是H机械厂老厂长的儿子。1976年高中毕业后，与刘建国下放在一个知青点，但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他就没在知青点呆过了，而是缩在家里复习功课，后又到高考复读班读了一年。何斌考了两届没有考取，今年是考第三次，却很荣幸地考上了。“何斌考上了什么大学？”冯建军也有点激动，忙问。
“武汉大学，”刘建国说，“还是重点大学，我妈说。他终于考上了啊。”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同学中总算出了个大学生。”冯建军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为他高兴，为他高兴。到底是老厂长的儿子，就是与我们不同。”
“我们太没读得书了，”刘建国感叹地摇摇头，“后悔也来不赢了，日他妈的！”
“我们那时候只晓得跟老师唱对台戏，”冯建军回忆读书时代说，“哪里想过要读书？那时候班上作古正经还只有何斌做作业，其他，你又看见过哪个做过作业？”
“这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彭嫦娥为刘建国泡茶时说，“那时候都以为读书没用，怪不得谁。那时候大家都只想学门特长，好招工的时候有特长，结果特长也没学。”
来了一个人买东西，冯建军忙走上去，口里却愤愤地骂道：“是他妈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都革了！革得卵把子只做得日女人了。那还是自学成才，他妈妈的×！买什么啰？”他没好气地冲买东西的人问。
“称一斤小花片。”买东西的人说，“还称半斤兰花豆。”
冯建军很有脾气的样子，拿起秤就到塑料袋里铲小花片，一边骂东骂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