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十八年，镇压“三逆”判乱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全国统一的局面即将实现，明朝复辟的危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康熙帝认为褒奖明末忠臣义士，发扬忠君思想，有利于团结汉族士大夫，巩固清朝的统治。因而通过鸿博科试，取因顺治朝坚持公正纂修《明史》却又屡被攻击的汤斌等人，授为翰林院侍讲，不久又升为《明史》总裁宫、江苏巡抚等职。从这可以看出康熙之英明的所在。
总之，通过鸿博科之荐举，受益的人非常多，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没有能来参加鸿博科御试，但是朝廷仍然设法把他们聘请来参与纂修《明史》。如当时著名史学家、鸿博被荐人员万斯同应聘至京，但因辞入馆，不署衔、不受俸，仅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他熟知明朝史事，故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晚十九年之久，实际上起了总裁作用。名儒黄宗羲以老病不能就道，除允许录其所著书外，并令其子黄百家应聘人馆。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遗余力，亦不拘形式。
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之开局，康熙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五十人中：江苏二十三人，浙江十三人，直隶五人，安徽三人，江西二人，陕、豫、鲁、鄂，均各为一人。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潘来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柔、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平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之后，一改往日高傲的态度，凡职所当尽者，无不夙夜兢兢，以报圣相知遇之恩。康熙与这些鸿儒不仅在任时密切交往，在他们离任返乡之后，仍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如汪琬，因在修《明史》时与别人的意见不一，仅在馆六十日便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亦难忘怀，南巡时驻无锡，以其不在翰林，有之誉，居乡甚清正。“特赐御书一轴”，时荣之。同邑人尤侗，修史三载而归，康熙南巡到苏州时，主动献颂诗。康熙非常高兴。赐御书“鹤桠堂”额，迁侍讲，称之为“老名士”。此外。南巡时，对致仕返乡的朱彝尊、邵远平等都赐御书额幅。邵远平，杭州人，因赐额御书“蓬观”，故自号“蓬观子”，以志得意。
9．尊重汉俗，妇女裹足
为了表明满汉平等的原则，康熙亲政后还逐步采取措施，使满汉官员的待遇趋于划一、平等。
清入关的最初，满州官员品级普遍高于汉人官员，一般情况下高二三级，有的甚至还要高出四五级来，在顺治十年（1658），顺治帝也曾将满洲官员品级与汉官划一，而到了辅政大臣时期却又将满洲官员品级给提高了，他们目的是要体现他们的尊崇地位。康熙亲政之后，他认为，满汉官员品级不划一，满洲官员品级高于汉官品级的做法，不利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政权的稳定，遂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恢复顺治十五年之例，随后又修战《品级考》刊刻遵行，将满汉官员品级及晋升标准、手俱统统俱行划一。
随后又逐渐改善官员其他待遇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康熙十一年六月，礼部汉官尚书龚鼎孳患病，康熙认为理应按对待满官惯例遣医疗治，随派翰林院满学士传达礼部，要求率同侍卫吴海，陪御医前往龚家诊视，并叮咛御医要“用心调治”。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康熙针对满洲大臣去世必派大臣往赐茶酒的做法，告诫满洲大学士索额图、明珠说：满汉大臣俱系一体，汉大臣有丧，也应该遣大臣往赐茶酒；今后遇汉大臣去世，即派内阁、翰林院满洲大臣往赐茶酒。
随后又命大学士明珠及翰林院满州学院学士喇沙里等人，携茶酒分别往赐兵部尚书王熙及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
风俗习惯的不同是诱发满汉矛盾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出于维护本民族特性的目的，以及征服者的狭隘心理，清初统治者基本上推行的是强制汉人满化的政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剃发易服政策的推行。再如汉人妇女的裹足习惯。太宗以后，为防止满族妇女渐染此汉俗，曾一再严禁汉人妇女裹足。康熙三年也曾重申此禁令，并加重处罚措施。本来，裹足不利于妇女的自身健康，同时也妨碍了生产劳动，予以禁止无可非议，但汉族士大夫已习惯此俗，屡屡表示不满，故康熙七年七月左都御史王熙奏请宽其禁止时，康熙特准其请，废除汉人裹足禁令。
过去皇帝祭祀孔子，仅汉官斋戒陪礼，康熙遂于十二年七月规定：满洲文官三品以上者亦提前斋戒二天陪祀。同年八月，又开始执行满洲文武官员遇父母丧守制二十七个月的规定（对汉官的要求）。
多饮酒礼是汉族自周代以来流行的一种地方缙绅主持的政治联谓活动。它以尊老爱幼为名，聚族欢宴，宣讲法令法规，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因而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其特殊意义。康熙认可了这种汉人习惯，并于康熙九年十一月批准顺天府府尹高尔位的请求：满汉一体举行乡饮酒礼，同时把自己亲撰的《圣谕十六条》作为主要的宣讲内容，从而使它成为家喻户晓的行为准则，达到了示好汉人又巩固政权的双重目的。
为了向汉族士大夫示好，康熙还积极推行优礼前代，保护明皇陵王墓的政策，康熙十四年九月他去汤泉巡游途径昌平，看到明朝诸陵殿宇残破，附近树木被砍伐殆尽的荒凉情景，谕令礼部严厉审查。
二十二年八月，当他看到刑部处理盗掘明代藩王陵墓案件议照盗发常人坟墓律拟绞的题本时说：“盗发藩王等墓岂能与常人墓一例？所称故明也觉不当。”要求加重处罚，并废除故明、废藩等说法，改称明代。次年他南巡途径南京，又亲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赏赐守陵内监及陵户，并谕令严禁樵采附近树木。所有这些举动，在广大汉族军民心理上产生极大影响，对笼络汉人有重大作用。据清人笔记《熙朝新语》记载，康熙谒明孝陵时，当地父老随从观礼者有数万人之多，而且无不感激啼泪。
受康熙帝所行政策的影响，不少满族大臣和学者开始以比较平等的态度看待汉族大臣和汉文化，著名满族词人、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非常喜欢汉语诗词，尤好与汉人士大夫结交。江苏吴江诗人吴兆骞因科场案戍宁古塔，性德积极参与营救，使吴终得释还，此举深受汉族士大夫的称赞。
由于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使清初业已存在的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为平定三藩叛乱，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10．满汉官吏，品级一律
康熙亲政后，洞察到了官场上有种种积弊，由此他便十分重视对高级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对外官对京官勾结行贿纳贿之事进行教育、警告、明令禁止。但“未见俊改”，在外文武官员当中，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又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送。兵民日渐贫困的原因就在这里。
康熙认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进而才能国泰民安。于是，康熙谕吏、兵二部：今后仍有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
康熙十八年八月，京师地震，康熙命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抚等官，言政治得失，亲自修省，并着重指出：“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却日益富饶，其原因就在于地方官吏诌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等官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为割断督抚与院部大臣的非法联系，特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以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及派家人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但将经手此事两家人‘俱正法’。”
康熙将“源清流洁”的思想用于吏治，有其重要的意义。举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如果经济上合伙贪污，政治上则很难秉公从事。任何朝代，严格约束和考察高级官员都是吏治的第一要务，因为他们身居要职，直接影响着国家命运，影响下级官吏，他们或带出一批清廉贤吏，使国家兴旺发达，或养成一群庸劣、枉法之徒，使国家衰败。为此，只有源清流洁，一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防止满汉相互歧视，有碍公务，有碍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并于同年九月九日上谕：“朕统一国家，无分中外，凡是民人，都是朕的赤子。恻然怜悯，都是为了他们能各乐其居，各安其业”。
康熙帝首先对满汉官员的待遇进行调整划一。
入关之初，满官员级高于汉官二、三级，甚至四、五级。康熙认为，满汉官员大小职务相同而品级不一，理应统一标准。不久，修成《品级考》刊刻遵行，将满汉的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在此基础上，对满汉官员的其他待遇也进行了调整，是凡同一级别的逐渐趋于平等。
荷花盛开的时候，康熙在夏日的良辰美景之地设宴招待满汉官员，使诸位大臣聚集一堂，同赏美景共欢宴，以表君臣一体，上下一心。这次宴会虽然谈不上是什么佳肴美酒，但能使大家都十分高兴，表现康熙帝的一片诚意。
满汉官员都非常感慨地向皇上说：“我们生长在太平盛世，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正在羞愧不能报答皇上。今天又承蒙皇上的特殊恩赐，设宴款待，又承皇上的谆谆教导和抚绥慰劳，虽然是家人父子之间，也超不过今天的恩情厚意，我们怎么敢当！惟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以效愚忠，报答皇上特殊的恩情”。进行完宴席之后，康熙又率领众官员们？泛舟游览中南海的美丽风景。
为了使满汉大臣们的思想和言行达到和谐统一，康熙帝特指令：满汉大臣都是一样，满大臣办理丧事，特遣汉大臣前去送茶酒。汉大臣办丧事，亦应派满人大臣送茶酒。
从下指令以后，满汉大臣一样，使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逐渐消失，作为一种安邦定国之策，满汉一家的思想起码在理性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倡导和实施，使康熙的统治地位更加巩固。
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康熙也深知这个道理，他认为，治理天下之道，乱则声讨，治则抚绥，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亢气没有大伤的，而康熙的本意就是中外一家，天下太平，民生乐业，共享太平之福。当时，凡是与大清王朝发生关系的诸国，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等地区和国家，康熙无一不按怀柔远人，以安天下的原则处事。
如康熙三年（1664）三月十六日，掌管东南两古属国交往事务的礼部报告，安南国所贡启物与大清会典的规定不符，请令遵照会典办。康熙批示阅：外国人慕化而来，心向朝廷，所进物品，即令收纳，不必遵照会典办。礼部并设宴招待来使。
康熙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安南国王黎维禧，疏请在六年之内两贡并进，礼部议定仍照会典定例，三年一贡，康熙看到安南王奏称：
该国僻居远方，道路悠远，山川阻隔，贡役劳苦，三年六年，先后虽异，礼意恭敬，并无不同。康熙批日：该国遵奉教化，诚意可嘉，此进贡按该王所奏办理，即六年一贡。六年后，礼部报告：安南国进贡的金银器皿，和本子内所列数目有缺额。康熙接报后即令大学士：外邦贡献其物，本来就无足轻重，主要表现人家倾心，诚意可嘉而已。如若要求贡数，人家就会轻视中国。何况交通传道，烦劳苦役。
于是下令礼部酌减免，制成条例，后皆遵此旨行之。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大革命家孙中山说：中国最强盛时，政治力量也威震四海，亚洲西南各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康熙盛世，确已威震四方，但不是用兵，而是文教感化。
【异点】不搞民族排斥“得汉人心者得天下”、“满汉一家”、“尊礼崇儒”等这些富于真知卓远的政见皆出向300多年前的康熙之口，由此可见康熙确实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仅元朝时的蒙族和清朝时的满族。可天下毕竟还是汉人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康熙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不搞民族捧斥、主张民族团结、重用汉人为官。从而使的天下民心所向。大统太平统一。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胜点】研习汉文化，发展满文化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素质是人类进步的墓础。康熙虽为满人。却深知汉文化的重要。在对待民族文化上。他主张“读汉人书。写汉人字”“满汉官吏。品级一律”这实为高明之策，自古天下一家人。民族争靖只会带来民族纷争。不利于社会稳定。势必影响安定团结。康熙远在封建社会就以政治家的胸怀和胆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这实为难能可贵。自是常人等所不可比及的。
【焦点】开民族大团结先河
民族团结，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大家如此小家亦然，只有人心和睦。才能家业兴旺。门庭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