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甘肃文史精萃2:学术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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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漫谈西夏(1)

张思温

西夏是我国西北过去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也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从公元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夏主元昊称帝建国,存在了将近二百年。对共同创造祖国文化,促进民族本身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甘肃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是西夏人生息活动的场所,有不少西夏文物遗存。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时,国内许多同志注意了西夏的研究。本文仅就个人所知,作一些西夏情况的介绍,旨在“抛砖引玉”,学习不够,认识水平很低,错误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一、西夏简介

一、夏主元昊称帝建国后,国名“大夏”。西夏文译作“白上大夏国”或“大白上国”。当时和后来为了区别于禹称大夏及赫连勃勃的大夏。称之为西夏。元昊上宋表中,又曾自称“男邦尼定国”。宋时有个外国人在地理书中曾称作“外秦”。金、元的记载中,有的称“河西”、“唐古特”或“唐兀”。

夏国自公元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元昊改元“显道”起,至公元1227年(南宋宝庆三年、西夏宝义二年、金正大四年)末主目见投降蒙古亡国止,共历十主,一百九十六年。若从他的先代拓跋思恭(唐赐姓李)节度夏绥时算起,到德明(宋赐姓赵)称夏王,在其建国之前,也经历了十一世,统治这一部分地方达一百五十四年。

二、西夏民族源出于党项。据史书记载,“党项,古析支之地,为汉西羌别种”。居住的地方,大致在今四川、西藏、青海、甘肃四省区之间。“魏晋后微甚。北周灭宕昌、邓至,党项始强”。“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北魏后居松州者以旧姓为拓跋氏。《旧唐书·党项传》所载党项八部为“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以拓跋部最为强族。后来服属于吐谷浑。贞观时唐王朝击败吐谷浑慕容伏允,党项内附,以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任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吐蕃强大起来后,党项被迫内迁,散居西北边,地入吐蕃。留下来的部落,就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西藏对党项的称谓)。内迁的党项部落,到达新地后,受到唐朝当地官吏的压迫剥削,起来反抗。“元和(公元806~820)以后,颇相率为盗”。会昌初(公元841),置三使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为一使,在盐、夏、长泽者为一使,在灵武、麟、胜者为一使,唐末别其居夏州者为平夏部。拓跋思恭以节度使镇夏州,中和元年(公元881年)起兵援唐,帮助镇压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元昊就是思恭的后代。

中国古书虽然说党项是西羌别种,可是西夏人自称为“番”,如元昊上宋《表》说“制小番文字”,西夏人所编辞典名《番汉合时掌中珠》;而不承认为“羌”,如西夏人所作《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文中说:“先后之朝,西羌梗边,寇于凉土”。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值得今后探索。

总之,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要势力的多民族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境内“番汉杂处”(野利仁荣语)。有人考证出其境内有唐古特人(西夏各部族),有藏人、汉人、女真人、蒙古人,以及回鹘等鞑靼突厥人。

三、元昊祖先姓“拓跋”,当是北魏所赐之姓,而非是鲜卑族。犹如唐代赐姓拓跋赤辞和拓跋思恭为“李”,宋代赐姓为“赵”,同以“帝胄”为荣。他的族姓为“嵬名”,称帝后自称“嵬名兀卒”。“兀卒”是“皇帝”的译称。其大姓如“嵬名”、“野利”、“仁多”……等等。常见历史记载,武威张澍已辑为《西夏姓氏录》。据近年发现的文物证明,到了明朝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居住在今河北省保定的西夏人还用着西夏的原来姓氏(据考证有索那、高、赵、咩屈、口浪尚、罗、梁、西璧、都、旺、昊、耶、平尚、夏、口移罗、咩铭、李、瑞讠我、嵬名等十九姓)①。

四、西夏以佛教为国教,也有其它宗教存在。马可·波罗来中国时,曾到过西夏,在他的《游记》中说:“人民崇拜偶象。此外,有景教派基督教徒,有奉回回教之萨拉森阿拉伯人。异教徒自有其语言。”

五、西夏的领土疆域,东与宋之五路接界,东北与契丹接界。大致是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甘肃省的河西各地市全部及陇东、陇中部分地区,陕西省北部的一部分,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新疆哈密的少部分地区。过去西夏研究者把它概括为以下几句话:“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为固。”②累世开拓,有州郡二十二:河南之州九——灵、洪、宥、银、夏、石、盐、会、南威;熙秦河外之州四——西宁、乐、廓、积石。还有添置和更名的如:静州、胜州、韦州、伊州等不在此数。其中有些地方如河外四州,虽常争夺,未能确实长久占有。首都兴庆府,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

六、西夏的国家机器,仿效唐、宋的制度。中央“设十六司以综庶务”,“其官分文武班”③。西夏原著《番汉合时掌中珠》虽列有十六司等名称,但不详尽。《天盛年改定新法》第十章“司次行文门”详列官品及府署名称。因为西夏文这类资料不多,故将译文转抄于下:

“上品——中书、枢密;

“次品——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众功德司、大都督府、御前司、宣徽院、内宿司、护法功德司、出家功德司、阁门司、御膳司、匦匣司、西凉府、镇夷州、番和州;

“中品——太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境监军司、宫前侍侯司、磨勘军案殿前司、鸣沙军、史院、用刑司、租税务、外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泾原县、五原郡、工技院、虎控军、威地军、大唐军(?)、宣威军、圣永地居(皇陵?);

“下品——行宫司、举荐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略使、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常城、开边城、三边工院、北院、南院、肃州、边地转运司、沙州、黑水、黑函山、居延、南院(原文重复如此)、西院、肃州(原文重复如此)、原州、大都督府(原文重复如此)、寺庙山、边境城司、衍、震武城、西安(西宁?)、沟山(?),禳鬼(地名?)镇东(地名?)得胜(地名?)、净边(地名?)同信(地名?)、建义(地名?)、龙州、镇远、银州、和乐、年晋城(?)、定公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守寨;

“末品——刻字司、造案司、金工司、绢织院、番汉乐人院、仪容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离远寨(?)、须鸣寨、长威寨、震羌寨(?)、定羌寨(?)、府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不入品者——纳言处、飞禽受纳处、秘书监、工技院总管、番汉大学院。”④

根据这个名单,可以大致见其规模。

七、西夏重视军事,其武装力量是比较强的。元昊定兵制分左右二厢,立十二监军司,委豪右以统其众。监军司名称驻地如下:

左厢神勇,驻天都山;石州祥宥,在陕北;宥州嘉宁,驻宥州;韦州静塞,驻韦州;西寿保泰,驻柔狼山北;卓罗和南,驻黄河北岸。

右厢朝顺,驻夏州弥陀洞;甘州甘肃,驻唐删丹县故地;瓜州西平,驻瓜州;黑水镇燕,驻兀喇海城;白马强镇,驻盐州;黑山威福,驻汉居延故城,东北限大泽,西北接沙碛⑤。

其兵力分布,据《宋史》说:“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延鄜、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藩、回纥。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以为镇守。总五十余万众。铁骑三千,分十部。发兵以银牌召部长受约束。”《辽史》说,西夏“民年十五为丁。有二丁,取一为正军。负担杂役一人为抄。四丁为两抄。余人得射,它丁皆习战。正军马、驼各一,每家自置。”“有炮手二百人,号’伯奇‘”。“出军用单日,避晦日。多立虚寨,设伏兵。衣重甲,善乘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不上落。”

八、西夏所占的许多地方,是汉、唐以来经济、文化和交通、水利发达的地方。原来居住汉人和其他民族,党项族迁入以后,经过若干年的经济、文化互相影响,到西夏建国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农牧业并重、大都定居的多民族地区。从公元十二世纪成书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盛年改定新法》等西夏原著和元代所编的宋、辽、金史的纪录以及发现的西夏文物,可以看出大概的轮廓:

生产方面:有煤、铁等矿产和泥、木、铁、工与纺织、造纸、砖瓦、车辆制造等手工业,并且有工技的专管机关。

粮食作物有:麦、大麦、糜、粟、粳米、糯米、秫米、白米、黑豆、豌豆、荜豆及青稞等名称。其它植物如花木、果树、药材、蒲苇、调味品等,均与现在这一地区所产相符。家禽、家畜、水产,如马、牛、羊、羖羊历、牦牛、骆驼、驴、骡、猪、狗、鸡、鸭、鱼、鳖等,以及野生如山羊、黄羊、鹰、雕……也同此情况,有些是这一地区的特产。

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水利早就发达,“开渠”、“凿井”都很普遍。从《掌中珠》列举的各种农具,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农业水平和我国当时其它地区的一致性。西夏官制中有专设的“农田司”和“群牧司”,也可以说农业、牧业的相当发展。

人民生活及风俗习惯方面:

吃的,有炒米、炒面、干饼,有细面、粥、乳头、油饼、胡饼、蒸饼、油球、盏锣、角子、馒头、酸馅、甜馅等,反映与汉族相同又特别之处,游牧与定居不同的生活需要。

住的,党项旧“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⑥《掌中珠》既有土木建筑的各种术语,也有“帐毡”、“毛栅”的名称,可见其在西夏时还有旧俗遗风。

衣服、器用、装饰等,有许多和汉族相同的名称,也有个别独特的名词。绫、罗、锦、纱等丝织品,可以来自宋朝的“赐予”和“岁币”(“绢织院”或者也能自制一部分),棉布可取自敦煌、哈密,毛织品等可自给。《辽史》、《宋史》说“其俗衣白窄衫、毡冠,冠后垂红结绶”。“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出兵先卜,病不用医药,召巫送鬼,喜报仇。”这反映出还存在部落的生活习惯和风尚。

西夏政府拥有五十余万军队,又有个相当规模的政权机构,开支自然是庞大的。除了对外掠夺,对内剥削各族人民外,还以向宋朝勒索“岁币”及铸造钱币等手段,以维持其财政。

文化、教育、医药、艺术等方面:

从西夏的官制看,学校、历法、修史、医疗、音乐、刻字等都有专设机构管理,反映了文化已有相当水平。蕃汉学由元昊的大臣野利仁荣亲自主持。又设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使修《实录》。《蕃汉合时掌中珠》的序文中说:“不学蕃言,则岂如蕃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可见其国两种文字通行,蕃汉人才并用,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西夏还多次请宋朝颁发书籍和佛经,也以藏文翻译佛经。就国外现存的西夏书籍一部分不完全的目录看,汉文、夏文、藏文、女真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的书籍都有。佛经之外,还有《易经》、《庄子》、《论语》、《六韬》、《韩非子》、《贞观政要》、《刘知远传》、《本草》、《千金方》、卜筮书、韵书,以及西夏文的各种字典、辞典、韵书……《宋史》说它“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以及佛经的大量翻译,工作量是很大的,出版印刷也就随之产生。现在西夏文佛经,除元代所刊外,有些确是当时夏国自己刊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