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丹麦，《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倾向来说，《海盗报》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用嘲笑和讽刺的方法抨击专制保守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刊物的格调不高，经常利用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这份周刊在一般公众中很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却引起后者极度不满。克尔凯郭尔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无异于对他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差不多在1846年整整一年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竭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那时漫画还是颇为新鲜的东西，上了漫画也就成为公众的笑料。这深深地伤害了克尔凯郭尔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他原先以为在笔战中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无情的现实却使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反而感到人们因他受嘲弄而幸灾乐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与人来往，性情也更孤僻了，当他每天上街作例行的散步时，唯一“忠实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
这个事件让本来就孤僻的克尔凯郭尔的心理更加扭曲。他没有谋求任何职业，靠巨额遗产生活。他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上公开反抗丹麦的国家教会。当他带着《快报》杂志最后一期去付印时昏倒在街头，随即被送进医院。但他拒绝官方教会牧师的圣餐，怀着强烈的基督信仰，于数周后去世，年仅42岁。
●海德格尔与纳粹做了同行人？
1923年，哲学家海德格尔被聘为马堡大学哲学副教授。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海德格尔对当时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表示附和乃至吹捧，并参加了纳粹党。1933年4月至1934年2月，海德格尔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曾带领全体教职人员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但是，海德格尔的政治理想和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海德格尔随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34年2月，德国教育部坚持撤去海德格尔任命的一些非纳粹党员的学院院长，换上党员，他在力拒不成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并立即被接受。至此，海德格尔仅仅当了不足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辞职后，他只从事教学，但仍受到纳粹当局的怀疑，甚至监视。因为他与纳粹的这段牵连，1945－1951年期间，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他授课。
纳粹事件给这位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蒙上了一层无法褪去的灰尘。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他只是在短期内未看清纳粹运动的实质，而做了它的同行人。他的思想与纳粹从根底上就有重大不同。在双方都看清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法弥补之后，就决然分手了。海德格尔于1945年写的“1933/34年校长任职：事实与思想”和1966年9月与《明镜》记者的谈话“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我们”中阐述了以上这些看法。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联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新闻界多次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运动是他的历史污点，但不能因此说他的哲学就是纳粹思想的反映。后来的反纳粹的存在主义者也能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要比他在某一阶段的政治观点有更远的意义。
●萨特恐惧症是真的吗？
不知道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的不变定律，还是萨特本人威望过重，有阻人之道的嫌疑，还是久而久之，时过境迁，萨特的理论已不再符合实际。总之，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甚至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加缪、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2000年，在由巴黎索邦大学萨特研究协会举办的萨特逝世20周年讨论会上，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为这场研讨会作开场白。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这种说法正是反映了人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面前无所适从的现实。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25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印象”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布利丹的驴子为什么会饿死？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布利丹的驴子”。故事说一位名叫布利丹的哲学家养了一头驴，这头驴和别的驴不同，它喜欢思考，凡事总喜欢问个为什么。比如说，有一次，主人在它面前放了两堆体积、色泽都一样的干草，给他做午餐。这下可把它给难住了，因为这两堆干草没有任何差别，它没法选择先吃哪一堆，后吃哪一堆，最后，这头驴子面对两堆草料，饿死了，当然，它也因此而名垂哲学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一个“杨朱泣途”的故事。“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后句所指的便是杨朱的一个传说。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
布利丹的驴子之所以饿死，就因为它太理性了，总是想在比较出两堆草的优劣以后再采取行动，以至于活活地饿死。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么理性的近乎愚蠢的驴，更没有这样的人。正如休谟所说，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意志、情感等道德范畴内的东西左右，而不是理性。在人的行为方面，理性确实是疲软的。
结语 哲学之用
●什么是“哲学”？
“哲学”这个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φιλοσοφοζ（philosophia）。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所谓“哲学”，它的原初意思就是“爱智慧”或者“对智慧的爱”。顾名思义，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
据说，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是毕达哥拉斯。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philosophos。”他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毕达哥拉斯在这里显然是说：只有奴性的人才追求名利，而哲学家追求真理。与此对应，他就明确地把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相应地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在汉语中“哲”字也是指“聪明”和“智慧”的意思。这样，从词义上来讲，“哲学”就是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把希腊文的φιλοσοφοζ（philosophia）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哲学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哲学是一门学问，但这门学问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呢？说到这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哲学研究的对象竟然是无法定义、无法言说的东西。
比如，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是“道”。那么，“道”又是什么？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一旦被定义，被说出来，就不是“道”了。
说了半天，我们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对哲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不明不白。而这，正是哲学的抽象之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一个东西，定义一个东西，总是结合着其他东西来谈论的，否则，这种谈论就没有意义。比如，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它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因为狗不是猫，不是猪，不是马，不是牛……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才有意义。假设世界上仅仅有狗这么一种动物，我们说“这是一条狗”，别人肯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用庄子的话来说，凡是可以谈论的，可以下定义的，都是有“对待”的，即都是可以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可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则都是“无待”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所以无法规定、无法定义。当年，有人曾经质问马克思：“永恒是什么？”马克思则反问道：“那你先要告诉我永恒之外还有什么。”
●哲学何以晦涩难懂？
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可“说”，但我们好像又必须要去说，因为除了语言，我们找不到任何抓手进入到哲学当中去。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所以，哲学总是在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虽然言不尽意，但又必须“强说之”。
这正是哲学的晦涩之处。平常我们总是用语言传达信息。可是，哲学中的语言，总是让我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信息。语言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梯子，我们一旦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梯子就可以丢弃掉了，这叫“得意忘言”。如果你死扣字面上的意思，是进入不了哲学的，这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维特根斯坦有句名言：“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意思是说，那些可以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那些，才是哲学要找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惟有静静地体悟，不能再说话了。
●哲学中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答案？
哲学研究的对象无法定义、无法言说，哲学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答案。哲学不仅在说着不能说的东西，而且也在回答着那些不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无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都没有答案。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而没有答案，而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它们不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愚笨而得不出答案，而是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得不出答案。
如果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方程式，那么，这些方程式都是“无解”的。这里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解答问题的固定思路。谁如果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都会留下笑柄。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可以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一些伟大的壮举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不是动物。但是，你也可以说人性是恶的，一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也是人干出来的，动物没有这个本事。
有些问题，无论如何回答，都可以说是对的，也可以说是错的。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归为哲学问题。
●哲学这门学问有没有历史？
哲学的问题没有答案，它的意义就在回答的过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意思是说，哲学本来就没有历史。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那些问题。它不像其他学说，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说，哲学无所谓时髦，也无所谓时尚。凡是符合时尚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
哲学不像科学，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哲学是无所谓进步的。因为哲学中的那些问题早已经被我们的先人提出来了，剩下的只有形形色色的回答而已。正如哲学家桑塔耶纳所说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肯定要回归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古老的生活中获得启迪。”
所以，在哲学中，越古老的越是有价值的，越古老的，哲学味越足。正如酿酒，时间越长的酒，越是散发清香。每一次哲学创新，都需要回到源头，重新点燃火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它就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
●哲学的本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