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毕其一生都在研究“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人类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并不是来自于感性经验，但却离不开感性经验。没有感性经验，我们就无法得到任何知识。在这里，感性经验是前提。人除了接受外在的感性经验外，还会用自己头脑中的“悟性范畴”去统摄这些感性材料。如果没有这些产生于主体“自我”的范畴，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对乱七八糟的表象，而不是有条理的知识。相反，这些悟性范畴虽然是科学知识形成的内在原因，但如果没有感性材料，它就是空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正如一个人的肉体没有，人的灵魂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正如康德所说的：“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这个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称作“人为自然立法”，具有不可跨越的地位。以前是人围着地球转，自从康德以后，人们才发现，原来是人在为这个世界颁布法则。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正因为此，康德的哲学被称为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物质和意识是什么关系？
对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哲学问题。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在谈及哲学的时候，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问题。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则是唯物主义，坚持意识第一性的，则是唯心主义。
其实，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爱因斯坦说：承认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存在，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前提，也是科学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看来，科学家一般都是唯物主义者。如果科学家都像贝克莱那样宣称“存在即被感知”，估计就不会有什么科学认识和所谓的客观性的东西了。但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焦点并不在这里。唯心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人的心灵，物质即使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正是意识，赋予了物质存在的权利。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如果没有人，高山是有的，流水是有的，但它们都不存在。”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前提”和“理由”之间的关系问题，物质也许是作为前提起作用的，它是载体，但无法说明自身。真正能够赋予物质意义的，是意识。意识是让这个世界鲜活起来的理由。但是，意识必须粘缠在物质上，否则就是一片虚无，空无飘渺。比如，我们说“红”这个颜色，肯定是在说“红的东西”。世界上绝对不存在单纯的“红”颜色，也不可想象。正如后来现象学的开山鼻祖胡塞尔说的：“思，总是在思某物了。”确实，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没有任何思想内容的思想。
●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怎样？
对于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西方人是抱着一种外在的态度去打量的。无论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还是从大自然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是把大自然当作了外在的对象。这种主客二分的态度，直接影响了西方哲学的走向。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才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要存在下去，必然首先要满足物质资料的生产。人活着，必须满足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需要，每时每刻都需要和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所以说，大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就这样，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大自然逐渐成为了属人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然的人化”。更进一步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带着镜子，一个人要认识自身，要证明自身的价值，就必须要到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将自身投身于大自然，到外在世界中去寻找自己的影子，在马克思这里就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提出了“人的自然化”的观点。大自然虽然属人才有意义，但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也不应该是掠夺式的，而应该按照“美的尺度”来进行。让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能领略大自然的和谐和造物主的神奇，不断丰富人的本质。否则，如果对大自然的改造仅是为了满足物欲，只会越来越沉沦。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中国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在靠一种天然的血缘情感维系着，正所谓“家·国·天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单个的人是在集体中烘托而出的，一个人人生的意义就是得到这个集体的认同。让一个人感到耻辱或者荣耀的事情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身份。
但在西方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是一个单独而平等的个体，没有任何纽带相联系。个体不需要集体的庇护，相反，集体反而需要个体的衬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方人是通过契约确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需要合作，就必须订立契约，规定权利和义务。等这个目的达到以后，这个契约就会自动失效。正因为此，有的学者将这种人际模式称之为“俱乐部”。在中国社会，父亲和儿子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凡事也不可能丑化说在前，亲兄弟也不可能明算账。而在西方却能做到这一点。父亲和儿子、公民和总统尽管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在人格上却是完全平等的。母亲不能左右儿女的事情，除非他还没有长大成人。父母不能私拆儿女的信件，这叫侵犯别人的隐私。父母不能干涉儿女的婚姻和恋爱，否则就有可能被儿女告上法庭。不仅如此，男人和女人结婚也是一种契约关系，
契约精神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说到底，这种法律传统仍然和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关联。既然人性是恶的，就必须订立规矩，让人就范。
●国家和政府存在是否合法？
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实现绝对的自由。因为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和别人发生关联，自己的自由很有可能会妨碍别人的自由。于是，让每个人都实现自己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意思是说：人的自由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于是，为了保障所有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必须牺牲自己天然的自由，而追求契约的自由。即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规定哪些权利是应该由一个人来享有的，哪些权利是因为会妨碍他人的自由而不能享有的。这种契约达成以后，又由谁来保证大家都遵守这种社会契约呢？如果有人耍赖皮如何处理？基于这种考虑，以卢梭和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家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些权利让渡给一个叫做“国家”的机构。让这个机构来监督大家都遵守社会契约。如果有人不遵守契约，国家就有权力对违反游戏规则的人进行惩罚。
由此可见，社会成员把本来自己应该享有的“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了。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如果侵犯了自己，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裁决。这个人到底冒犯了我们什么，我们完全自己来决定应该怎么去报复或者反击他。可是，当大家都把“裁判权”和“执行权”让渡出去以后，个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而应该让“国家”出面去进行裁判和执行。
因此，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统治者。恰恰相反，它是我们每个人心甘情愿让渡权利的结果。一旦它不能为大家效力，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国家是契约者创造出来保障他们权利的产物。
●人的本质究竟怎样？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名叫斯芬克司。它有一个谜语，询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这个谜语的谜面是：“早晨用四个脚走路，中午用两条脚走路，傍晚用三条脚走路。”据说，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司之谜。如果你回答不出，就会被吃掉。它吃掉了很多人，直到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出现给出了谜底。
俄狄浦斯给出的谜底是“人”。他解释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一个娇嫩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中午，也就是人的青壮年时期，他用两条腿走路。到了晚年，他是那样的老迈无力，以至于不得不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据说斯芬克司听到这个答案，就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说对了，斯芬克司之谜，其实就是人之谜，人的生命之谜。
其实，斯芬克司之谜并没有真正的解开。因为，人到底是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人是生活在必然之中的吗？像拉美利特所说的那样像机器一样活着，还是能够独立承担自己的命运，还是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动物？也许，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它的回答只能在历史当中，只能在“人是什么”的不断追问当在中。正因为此，斯芬克司之谜才成为了哲学史中不得不正视的哲学问题。
●对人的自由的争论情况如何？
“自由”是西方哲学上一个重要的概念。按照我们平常人的理解，自由就是外在束缚的消失。西方的经验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外在束缚消失了，人并不是想当然地自由了。相反，人很可能还会陷入更大的不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仅仅把“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那样的“自由”仅仅是“任性”，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古希腊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一个不能进行自我节制的人，不能称之为一个自由的人。”由此，很多哲学家又将心灵的自由视为真正的自由。皮浪说，人活着，就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犬儒学派的代表第欧根尼，穿得破破烂烂，把能够躺在桶里晒太阳看作一种自由。而卢梭更愿意将意志的自由看作真正的自由。他说：“向强力的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卢克莱修也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在你自己。”
后来，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更愿意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一种本然状态。他说，人天生注定是自由的，人不能不自由。如果你认为自己不自由，那是你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原因很简单，你选择不自由，那是你害怕承担自由所带来的后果。比如，有人把刀架在了你脖子上，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反抗。但是，你害怕承担这样的自由，而是乖乖地选择了不自由。由此看见，存在主义者把“自由”理解为了“自由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因为选择了就要承担。
●人生有什么意义？
人生的意义问题，也是发自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因此，它和“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问题一样，困扰着西方哲学家。一个人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世间的烦恼就会随之而来，困扰着他。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每个人都在探究，想解决却无处找到答案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到底在哪里？
人生的意义，科学不能解决，即使我们征服了整个世界，我们也无法征服自己。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知识是我们用来“对付”大自然的，而对人生则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对大自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但人生的种种困惑却没有因此而减少。“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这句千年箴言就成了西方哲学历史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幽灵。
●偶然和必然有什么关系？
推崇理性的西方人一直有着寻求“必然性”的偏好。“必然性”就是规律性、可预测性，是一种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东西。而“偶然性”则是一种无规律性、不可预测性，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东西。西方哲学探究“必然性”的另一面则是排斥“偶然性”。即使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他们也总是想尽办法去探究这个“偶然”背后的“必然”。正因为此，西方才有了理性思维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
可是，自从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以后，西方的哲学家们发现：把“必然性”套在自然头上是节节胜利的，但是，一旦套在“人”的头上，就会遭遇一些出乎意料的尴尬：难道人也是在“必然性”中活着的吗？如果人一生的轨迹象电脑程序那样都被预先设定好了，人生的魅力又在哪里？海德格尔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字表明这是一个主语欠缺的被动语态。主语的欠缺，表明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谁决定的，他是非常偶然地发生的行为。这里的“抛”字非常形象，它在向我们昭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偶然的。正如萨特所说：“人生就像是被抛上了一列飞速运转的列车，对于它来自何处，还是驶向何方，人们一无所知。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存在中自由选择，并独立地对自身及整个世界担负起责任。”
最后，西方的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模糊性和偶然性，对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尊严。
●哲学是怎样回应“死亡”的？
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死亡是专属于人的。有人说其他的生命也会死亡，不仅仅是人。不错，任何自然生命都有一个衰亡的过程。但是，只有人才会意识到死亡，才会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说，死亡是专属于人的。
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而人生的有限和追求无限的本性所构成的人生的两极，成为了人生最大的悖论。于是乎，思考死亡、超越死亡，也就成了哲学永久的话题。哲学离不开死亡，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意义都将消解。海德格尔说，人们为了躲避责任，争先恐后地躲避到人群中，但无论如何逃避，也逃不过人生之大限——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人都无处可逃，因为死亡是无人能代替的，只能你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也许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世界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在死亡深处，这个世界的“意义”开始像泉水一样向我们涌现，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痴迷于死亡，克尔凯郭尔甚至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
●人和上帝的关系怎样？
托马斯·阿奎那说：“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这一带有浓厚悲剧性的名言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多少悲观，因为人有上帝。在西方社会，正因为有了上帝的存在，人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马克思说：“宗教是无奈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对中国人而言，有没有上帝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西方人而言，上帝可不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伯奈特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